陳立夫原本是一位學貫中西的青年人。假如他不是那樣早地涉足政壇，而是置身於西方文化的介紹，或者從事東方傳統文化的研究，都有可能做出些貢獻。但是，由於他的叔父陳其美是蔣介石早年仕途中的恩人，使他自美國留學歸國之後，就成了蔣介石身邊最受寵信的嫡系干將。也許是他與其兄陳果夫都有著超人的從政精明和才幹，如從陳立夫一九二六年夏出任蔣介石的機要秘書算起，至一九二八年，他相繼升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科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機要科主任、國民復興委員會秘書長，待到國民黨三全大會召開，前後不到三年的時間，他就已經升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此時，他的兄長陳果夫是國民黨組織部代部長。因此，從三全大會始，實質上已經初步形成“蔣家天下陳家黨”的格局。
三全大會期間，陳立夫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在完成黨務調查科改組之後，就帶著張衝、徐恩曾等趕往上海，會同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並邀集有關軍警憲特諸方面的頭面人物，其中自然也有國民黨中央駐上海特派員楊登瀛、第四號政治密查員宋再生等人。京滬雙方新老人員相互認識之後，熊式輝以主人的身份發表了簡短的致詞，最後，他又操著不容置疑的口吻說道：
“我再重申一次，今天，我們幾方的代表坐在一起，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落實蔣主席指示，消滅共產黨，主要是一網打盡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首腦機關。下邊，請陳部長給大家作指示。”
誠如前文所述，時下的陳立夫只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他的兄長陳果夫才是組織部長，為什麼堂堂的淞滬警備司令會稱陳立夫為陳部長呢？這其中有一個時人皆知的原因：陳果夫害著很重的肺結核病，很少出頭露面，不少官場中的事，多由其弟陳立夫代為應酬。所以，國民黨上層官員都清楚：陳果夫是蔣介石的代部長，陳立夫是其兄長陳果夫的代部長。有意思的是，陳立夫這位剛剛屆滿而立之年的黨棍，竟也坦然擔之。他聽完熊式輝的話後，肅然起身，學著蔣介石的樣子巡視一遍與會者的表情，方操著一種權威的口氣，說：
“桂系在武漢等地發難，用蔣主席的話說：共產黨就一定會藉機蠢蠢欲動。對我們在座的這些人而言，恰好是引蛇出洞的良機。蔣主席要求我們：一、不要打草驚蛇；二、打蛇就要打蛇頭；三、我們不分部門和單位，我們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共產黨！我們下一階段行動的重點，主要是對準中共的核心人物。誰要能抓到周恩來、李立三、彭湃這些領袖級的大人物，我和熊司令將代表蔣主席給予重賞！……”
俗話說得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陳立夫發下重賞的話後，上海的軍警憲特，包括外國工部局管轄下的各國租界巡捕、幫辦等，都一齊行動起來，妄圖借蔣桂混戰之機，在上海打一場“圍剿”中共核心機關的殲滅戰。與此同時，中共黨內也有極少數軟骨頭，趁機變節，把獻出中共領袖人物當作一種賣身投靠的手段。一時間，大街小巷中佈滿了各種類型的神秘人物，刺耳的警笛聲此起彼伏，就連申城的各類報紙，也大大地增加了捕獲中共黨員的訊息……因此，這座東方冒險家的樂園，又籠罩在令人髮指的白色恐怖之中！
歷史也可能是有意在捉弄李立三同志。正當他與周恩來爭辯如何利用蔣桂之戰，迎接中國大上海新的革命高潮之際，陳賡同志透過第四號政治密查員宋再生獲悉，內部出了叛徒，向宋再生供出了李立三同志。為惜墨存史，現摘抄公開發行的《陳賡大將》一書中有關內容如下：
又一天，宋再生在南京路遊逛，走到三友實業社門口，碰見法租界探目範廣珍，身後跟著一個年輕人。經過介紹，這年輕人姓顧，可是究竟是幹什麼的呢？宋再生並不清楚。然而當這個年輕人聽說宋再生是個政治密查員後，如魚得水，不肯離開，一直跟到浙江路迎春坊——宋再生的住處。這個年輕人一路上大獻殷勤不說，進屋就問：“捕獲李立三獎賞多少？”當他聽說“賞格五萬”，就求宋再生帶他見熊式輝。第二天，這人到約定的地點會面，拿來一張李立三同志在外國拍的照片。宋再生遂將此事報告陳賡。
周恩來作為中央特委會的負責人，深知特委會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保衛黨中央的安全。當他獲悉內部的叛徒正在尋找門路向敵人出賣李立三同志以後，當即採取了兩項措施：
一、請陳賡同志迅速查明叛徒。對此，《陳賡大將》一書記述道：“陳賡迅速查明：原來這個姓顧的是鐵路工會秘書，同李立三朝夕相見，關係匪淺。如今財迷心竅，幹起傷天害理的事情來了。在這到處佈滿白色恐怖的上海，對於這樣一個叛賣革命的敗類，是不能容忍的！陳賡便採取斷然措施，為黨和人民除掉了這一禍害。”
二、為了李立三同志的安全，周恩來請他這位古玩店老闆改行，並為他重新安排了一個更為隱蔽的工作住處。
這天，為了辦移交手續，周恩來又叩開了這座古玩店的大門。一見面，他就正式通知李立三同志：
“你這個古玩店老闆不能再當了，立即改行、搬家。”
李立三聽後欣然從命：
“我服從組織安排。請問這座古玩店呢？”
“我已經盤給了別人。”周恩來說罷看了看錶，“買主就要到了，你只需在契約上籤個字就行了。”
“買主可靠嗎？”
“放心，我找的買主是絕對可靠的。”
就在這時，那位習慣拿著雞毛撣子驅趕蚊蠅的小夥計悄然走進，小聲報告：
“掌櫃的，有位很特別的買主說來找胡公。”
李立三看了看微微點頭的周恩來，說道：
“有請！”
這個小夥計走出門去不久，領著一位中年牧師翩然走進。未等這位牧師說話，李立三就驚愕地問道：
“胡公，這位牧師……”
“就是買主。都是場面中人嘛，我看就自報家門吧！”
這位中年牧師叫董健吾。由於他在這部拙作，以及在中國現代史中所處的特殊地位，儘管有不足為訓的晚節之議，筆者仍覺有必要簡介如下：
董健吾，原是美國基督教聖公會所辦的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系的學生。曾和宋子文、顧維鈞等人同學。他畢業以後，受基督教聖公會的派遣，到基督將軍馮玉祥所部擔任牧師，負責宣講教義。就在馮玉祥將軍五原誓師的前後，自蘇聯考察歸來的馮玉祥身邊又來了一名新牧師浦化人。浦牧師真正的政治身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和著名的共產黨人劉伯堅一道輔佐馮玉祥將軍，使之堅定地執行孫中山先生親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努力完成北伐大業。就在這期間，由於浦化人和董健吾有同鄉之誼，在一道宣講基督教義的過程中，很快轉變了董健吾的政治信仰，並於一九二八年由浦化人、劉伯堅介紹，董健吾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不久，董健吾脫離西北軍回到上海，利用他的聲望和人際關係，在一座教堂中又謀了一個牧師職位。接著，浦化人也回到了上海，他以神職人員身份做掩護，在中央宣傳部供職，並繼續領導董健吾積極參加革命活動。一是為了保住古玩店這個情報據點；再是為了使董健吾利用各種有利的條件，更好地從事情報工作，經過審慎考慮，決定由他“盤”過李立三同志這座古玩店。自然，董健吾是不會作上述介紹的。他只是心照不宣地說：
“我姓董，名健吾，早年在美國教會中讀書，曾與宋子文等人有同窗之誼；後供職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屬下，與劉伯堅、李守常等先生相交素篤；國共分家之後，我回到上海邊當牧師，邊做古玩生意。是這位胡公請我盤過你的古玩店的。”
李立三一聽當然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因而他拱抱雙手，舉在額前，客氣地說道：
“好，好！我願拱手相讓。”
“既然是在做買賣嘛，今天，”董健吾看了看周恩來，“我是一定要答謝你這位中間人的。”
“我雖不是上帝使者，可我也從不幹損友肥己的事。”
周恩來的戲言把李立三、董健吾全都逗笑了。周恩來就是這樣穩妥地保護了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部長的李立三同志的安全。
誠如前文所述，由於蘇聯國內大反布哈林所謂右傾主義，共產國際不顧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指示中國共產黨結束六大決定的反“左”路線，要求跟著蘇聯開展反右傾運動。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一當客觀形勢發生一些重要的變化，革命運動逐步走向復興，特別是國民黨各派軍閥的內戰爆發後，紅軍的力量有了顯著的發展，黨內不少幹部又興奮起來，對革命形勢作出過高的估計，‘左’的急性病重新抬起頭來”。其中，以李立三同志最為熱衷反對右傾。或許這些害“左”的急性病的同志，急切希望在中國早一天出現十月革命的勝利，也許當時中央希望利用業已開始的新軍閥混戰，在全國造就一個新的革命高潮，所以在敵人軍隊中策動士兵起義的運動，一下提到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日程上來。就在蔣桂戰爭爆發後的第五天——三月三十一日，經由周恩來修改審定的有關指示信，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給了各省委。大意謂：
士兵運動必須根據目前黨奪取群眾的總路線，去做奪取廣大士兵群眾的工作。各級黨部應儘量在各軍隊中找舊有線索，或選送自己的同志到軍隊中去當兵或任其他職務，設法組織發動兵變，領導他們走入農民鬥爭區域發動遊擊戰爭或投入紅軍。
從上述這封信的內容看，周恩來還是比較清醒的。但是，這並不是說周恩來沒有受共產國際反右傾的影響。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曾公開說道：國際訓令的精神是正確的，指出目前在政治上、組織上表現了右傾的危險。他與那些犯“左”傾急性病的同志的區別是，在指導具體革命的實踐中，又表現出了那特有的穩重個性。例如，向忠發代表中央起草給毛澤東、朱德轉中共紅四軍前委全體同志的指示信中，就認為蔣桂戰爭“是促進革命高潮的條件之一”，要求紅軍擴大戰爭範圍，深入土地革命。但經過周恩來修改後的信中又明確指出：“軍閥戰爭客觀上應當是助長革命發展的一個條件，但它本身並不是革命高潮。”再者，由於戰亂環境的阻隔，致使中央二月發給毛澤東、朱德的信尚未收到迴音。到四月間，周恩來的看法已經改變，他在信中再次強調：“潤之、玉階兩同志若一時還不能來，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來與中央討論問題。”
與此同時，周恩來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組織部長，為了純潔、發展黨的各級組織，還於四月十六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組織問題的通告。在他撰寫的《目前中國黨的組織問題》一文中，又進一步闡釋了這一通告的內容。在分析了當時黨內的思想、組織狀況，在批評黨內存在的和平發展、合法運動、公開主義等傾向後，又對黨內的思想傾向作了這樣的分析：
黨內左傾危險，也還易憑著黨的組織弱點而存在，還需要黨以極大努力消滅黨與廣大勞動群眾脫離的現象，獲得群眾尤其是工人群眾並使之革命化，以戰勝黨內左傾的危險。然反對黨內左傾危險不能掩蓋了黨內右傾危險的特別嚴重。
在當時黨內，尤其是中央核心層中公然打出反右的旗幟的時候，周恩來還敢於寫出上述這段在組織方面要反“左”的文字，足以看出周恩來實事求是的精神。
在這前後，周恩來作為組織部長，除了關注各省委的組織建設，最棘手也是最需要的工作，就是合理地分配、使用自蘇聯學成歸國的留學生。事後追論，絕大多數留學生是服從中央組織部的安排的，且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做出了貢獻，有的還為革命獻出了最寶貴的生命。但是，唯有一個個子矮矮的留學生，因自恃有共產國際做後臺，卻公然向黨組織伸手要名義、要地位，他就是被有些人捧作大理論家的王明。
王明，原名陳紹禹，安徽省六安縣人。他生於一九○四年，在家鄉讀完高中，在報考大學的時候，他的成績名冠六安，被武漢商業大學錄取。在校期間，開始接觸馬列主義，並在大革命洪流的裹挾下充當弄潮兒，於一九二五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他為了達到留蘇目的，幾乎跑斷了雙腿。最後，在上海靠頂替空缺名額的辦法，才得以赴蘇入中山大學讀書。同行的有張聞天、王稼祥、伍修權、沈澤民等六十餘人。在莫斯科讀書期間，他起了一個俄國名字：克勞白夫。或許他讀書的聰明博取了好的名聲，也或許是他有著非同一般的從政機警，總之，他得到了校長米夫的青睞，一步一步地成了米夫掌上的明珠。他在米夫的支援下，在同學中大搞宗派主義，把反對他們的人打成各種派別，並一手製造了“江浙同學會”事件。誠如前文所述，在周恩來等人的調查下，才宣佈“江浙同學會”事件是不存在的。王明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動身回國，是米夫有意插手中國革命擲出的一著絕棋。換言之，王明是帶著恩師米夫改造中國共產黨的厚望，以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名義被派回來的。請看如下事實：
米夫在王明回國之前，就以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名義電告中共中央，不僅介紹了王明在蘇聯學習的情況，而且還公然指示中共中央對王明的工作給予妥善安排。
王明回國，“上火車坐的是一等車廂，兩人一個小包間，窗簾拉著，誰也看不見。這在蘇聯只有中央委員才能享受這種待遇，而中國同志只有瞿秋白等少數政治局委員可以享受這種待遇”。“到海參崴換輪船時，王明坐的是二等艙，而留學生回國大家都坐三等艙”。
王明被米夫等人捧為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無冠之王”，如今他又駕著米夫等人賜給的朵朵祥雲回到闊別四載的祖國，其情其景，恐怕只有與大鬧天宮後的孫悟空重回花果山時的心情相比。因此，當他乘船就要安抵上海碼頭的時候，禁不住寫下了一首不知是何體的詩：
抵上海
方酣春意獨還鄉，
別意高懷萬里長。
西問天鷹歌織女，
東聽河鼓笑牛郎。
域中鄉市爭紅白，
滬上風雲搏暗光。
到此一心為戰鬥，
沖霄壯心正昂揚；
正昂揚。
由詩句“沖霄壯心正昂揚”可知，王明此時此刻的心情的確是“方酣春意獨還鄉”。換言之，王明真是春風得意啊！只要他一到上海，即可出現“滬上風雲搏暗光”的新局面。一句話，上海正是他耀武顯威的好地方。
但是，中共中央對於王明的到來，絕不像米夫和王明想象中那樣器重，因為人們一致認為王明是一個毫無國內鬥爭經驗的留學生。當“接到關於王明回國的電報之後，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研究安排王明等人的工作問題。中共中央決定，王明的工作按照中央歷來對回國留學生的安排規定，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具體負責安排”。也就是說，由周恩來負責安排王明的工作。
早在黨的六大在莫斯科開會期間，周恩來就認識擔任翻譯工作的王明；黨的六大結束之後，周恩來為解決所謂“江浙同鄉會”事，也曾與王明打過交道。可以想見，王明縱論天下的辯才，倒背如流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一定給周恩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誠如史家所論，那時的中央領導，也包括周恩來同志，都認為“在艱苦複雜的革命戰爭年代，缺乏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的學生出身幹部確實需要到基層鍛鍊，逐步瞭解和掌握革命鬥爭的特點與規律”。因此，周恩來認為中央對王明的決定是正確的。據史記載，根據中央的規定，當時兼任組織部部長的周恩來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專門研究了王明的工作安排。待到作出安排王明到基層工作的決定之後，周恩來又以組織部長的身份約王明談話。
“王明同志，關於你的工作，我和有關同志商議過了，你先到基層鍛鍊一個時期，然後再調回中央宣傳部，發揮你這位理論家的才能。”
王明聽後愕然，好半天沒有說出話來，因為他做夢也不曾想到去幹基層工作。他終於平靜下來，十分傲氣地問道：
“關於我回國工作一事，蘇聯的米夫校長寫給我黨中央的信收到了嗎？”
“收到了，中央開會作了專門的研究。”周恩來看著由愕然變為激動的王明，講了一番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之後，又關切地說道，“這是中央對你們的愛護，唯有取得基層工作的經驗，才能指導全面的革命工作嘛。我看，就談到這裡，你還是先到基層去鍛鍊一個時期吧！”
王明興致勃勃而來，很快又垂頭喪氣地離去。不久，他就在組織部的安排下去滬西區委做宣傳工作。
實事求是地說，周恩來對王明的工作安排和使用是十分周到的。不久，他考慮到滬東區委書記是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和農**動，並具有深厚理論修養的老共產黨員何孟雄同志，遂又將王明從滬西區委調到滬東區委任宣傳幹事，兼做黨刊《紅旗》的通訊員。但是，他怎麼也不會想到，一年多以後王明竟然在米夫的支援下，借批所謂調和主義，逼得他請辭本兼各職。此乃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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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是位善解人意、關心他人的共產黨人。由於他有著這樣高尚的品質，黨內的同志、黨外的朋友，都願意把心裡話對他講，使他在黨內有許多可以袒露心跡的戰友，在黨外也有著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朋友。誠如前文所述，自從大革命失敗之後，在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的影響下，懲罰主義開始在黨內滋長，使得許**的優秀幹部都受到過黨內警告處分。為此，他作為中央常委兼組織部長，經常要分出很大的精力，把黨的溫暖帶給那些受到錯誤處分但一時又沒有辦法糾正的同志。
不久以前，負責文化戰線工作的潘漢年向中央反映，楊匏安同志自南洋回到了上海，希望中央負責同志能找他談一次話，最好是周恩來同志。周恩來聽後當即通知陳賡：
“請轉告潘漢年同志，我要儘快拜訪楊匏安同志，請安排好時間和地點。”
潘漢年，生於一九○六年。他的故鄉宜興素有“文化之鄉，教授搖籃”之美譽。潘氏是宜興陸平村的望族大戶，上三代均有功名之士，可謂是享譽村裡的官宦之家。他的父親早年雖然也考取秀才，但不久宣佈廢科舉，斷了仕途。辛亥革命之後，其父因涉足政壇，染上吃喝之風以及吸鴉片的惡習，致使家道中落，入不敷出。這就是潘漢年自稱出生在“沒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原由。也正是這種書香遺風的薰染，父親的嚴教，為潘漢年打下了較好的舊學根基，使之在未成年時就能寫一手好文章，並熟諳古代詩詞歌賦的寫作。
一九二五年，十九歲的潘漢年走出宜興，投身於東方冒險家的樂園上海，闖蕩天下。翌年三月一日，他參加了以郭沫若為首的創造社出版部的工作，自稱是“創造社的小兄弟”。從此，他和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同年十一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即應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代主任郭沫若、秘書長李一氓之邀西下南昌，出任《革命軍週報》總編。大革命失敗之後，他根據黨的需要，自南昌回到上海，一直從事文化戰線方面的工作。他先後創辦《幻洲》、《十字街頭》等刊物，寫下了大量富有戰鬥性的文章。他先出任以李富春為書記的江蘇省委宣傳部屬下的文化黨組書記，後出任以李立三為宣傳部長屬下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一任書記。也就是在他上任不久，他與曾和“太陽社”有關係的楊匏安接上了頭，並把楊的請求轉告了中央。
楊匏安，廣東省香山縣人氏，與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是同鄉。他早年在本鄉恭都小學堂讀書，後入兩廣高等學堂附設中學深造，這不僅為他打下了舊文學的深厚根基，而且也受到了洋務派張之洞所倡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影響，自然也接受了康、梁的改良主義的思想。辛亥革命失敗之後，他又為尋求救國真理東渡日本留學，“埋頭鑽研有關政治、經濟、哲學、美學和文藝等方面的書籍，認真探究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和社會思潮”。回國後他從事教育工作，間或寫一些小說和詩歌，抒發自己報國無門的苦悶。五四運動之後，他努力介紹西方各種學說，尤對馬克思主義情有獨鍾，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後從事工人運動，並積極推進國共第一次合作，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執行委員。孫中山逝世之後，他參與領導省港大罷工，被英國警察逮捕入獄，後又被無理“驅逐出境”。接著，國民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被選為九位常委之一。實事求是地說，他為中國革命真的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是，大革命失敗之後，他在黨的八七會議上遭到了批評。接著，於是年十一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又受到撤銷中央監委委員的處分。
一九二八年春天，蔣光慈、阿英等在上海發起組織革命文藝團體“太陽社”，楊匏安與瞿秋白等曾參加成立大會，並用筆名為“太陽社”寫過小說。不久，他被派赴南洋，先後在馬來亞、新加坡等地開展革命活動，做黨的工作。在這期間，他借詩抒懷，寫下了許多言志的詩篇，其中“故鄉回首戰雲深，漏刃投荒萬里臨。餘日可消行坐臥，感懷休問去來今”等佳句，為時人所稱道。一九二九年，楊匏安一家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回到上海，在中央機關工作，並參加編輯黨的刊物。他作為一位建黨初期的老黨員，對分配做任何工作都毫無怨言，只是希望黨中央重新審查自己的問題。他歷經深思熟慮，決定請潘漢年向中央反映自己的請求。
周恩來西渡歸來不久，即在廣州結識楊匏安。他不僅敬仰楊匏安的學識，更是尊重他不計名利、不講排場的作風。當他獲悉楊匏安已回到上海，就想登門做徹夜談。這天晚上，他在去拜訪楊匏安的路上對潘漢年說道：
“你知道嗎？楊匏安是我們黨的老同志了，他不僅是省港大罷工的負責人，而且還是國民黨中央的執行常委，和宋慶齡、何香凝二位夫人有著很深的友誼。就連蔣介石也非常器重他，可他就是不領蔣介石的情，絕不與蔣同流合汙！”
“為此，我曾問過楊老是怎麼想的。他說，你去問恩來吧，他比我回答的更準確。”潘漢年說道。
對此，周恩來什麼也沒說，只是輕輕地嘆了口氣。
“他從南洋回到上海以後，在不長的時間裡，團結了很多文化人，默默地為黨做了很多工作。”
“你們大概都不知道吧？他的肺病十分嚴重，家庭負擔也不輕。可他……從不說一聲。”
楊匏安回到上海以後，基本上是靠手中的筆養活全家。因此，用舉步維艱來形容他當時的處境是絕不為過的。他一家三代擠在很小的兩間房子裡，就連他那張堆滿文稿的破舊的寫字檯，也只好擺在又黑又暗的牆角。大大小小的五個孩子擠在這間所謂的書房裡，有的看書，有的在玩過家家，有時還為所佔地方不均而發生“衝突”。可楊匏安同志呢，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一邊調解兒女們的戰爭，一邊翻譯或寫作戰鬥性很強的文章。
“匏安，快停筆，看誰來看你了？”
楊匏安聞聲回頭一看，只見年邁的母親引著周恩來、潘漢年走進屋來，正衝著他笑呢。他當即擲掉手中的筆，疾步走到周恩來的面前，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只是伸出雙手緊緊地抱住了周恩來。似乎千言萬語都在這一抱中了。等到他與周恩來恢復了平靜之後，年邁的母親已經帶著五個孩子離開了，這間破舊的屋中就剩下了他和周恩來、潘漢年三個人。他望著頗動感情的周恩來，感慨萬端地說道：
“我特別想念大家，尤其是想見到你。可我知道你實在是太忙了，沒想到你還來這寒舍看我……”
“這說明我應當受批評，但我打心裡……”
“從未忘卻我這個形同掉隊的老朋友。”
對此，周恩來只能沉重地點點頭。接著，他們二人又進入情同手足般的談話，從過去談到未來，誰也沒有觸及那些讓人不愉快的事情。因為對受了很大委屈的楊匏安來說，有周恩來這樣的同志前來看望就夠了。但是，周恩來此行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聽取楊匏安對黨的工作的意見。在他誠懇地請求下，楊匏安才啟口說道：
“我只想問一句話：黨的六大作出了決定：秋白同志自八七會議之後犯了盲動錯誤。我這個受到迫害的老同志，什麼時候才能得到平反呢？”
對此，中央並未作出相應的決定，就連周恩來的處分也沒有得到平反。他向楊匏安講了有關的情況之後，深情地說：
“現在，我也只能這樣說：母親做錯了事，當孩子的不應該揪住不放。”
楊匏安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微微地點了點頭。
“我聽小開（潘漢年）說，你在文化戰線上為黨做了很多工作，我想請你談談文化戰線方面的意見。”
楊匏安扼要地講了文化戰線上的情況，其中著重講了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先生的論戰。最後，他從桌上拿起一沓剪報交給周恩來，嚴肅地說道：
“你帶回去看吧。我的意見就一句話：要想在文化方面結成統一戰線，必須停止對魯迅先生的圍攻！”（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