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在蔣介石一手把持下，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南京召開。
蔣介石召開這次大會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的。誠如前文所述，張學良宣佈東北三省易幟，這不僅標誌著北洋軍閥政府統治的結束，而且也說明蔣介石完成了先總理孫中山先生統一全國的未竟大業。然而，蔣介石是一個非常實際的政治家，他清楚時下所謂統一的中國只是形式，莫說國民黨中還有汪精衛、胡漢民等黨國元老與之分庭抗禮，就說在大江南北還盤踞著手握重兵的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他們時時都想問鼎中央，奪取最高權力。怎麼辦？遂學著古之聖賢的樣子，於元月一日在南京召開旨在完成削藩裁軍、一切權力歸中央的編遣會議，妄圖借統一軍權之機，進而完成黨權、政權的統一。
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均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地盤，個個都篤信“有槍便是草頭王”的遺訓。自然，他們也很清楚蔣介石此次召開編遣會議的目的，因此，他們找出各種藉口抵制編遣會議，藉以保住自己的軍事實力。由此，在南京召開的編遣會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鬧劇。
首先，馮玉祥因直言有利於自己的編遣方案而獲罪蔣介石，遂負氣走出會場。他回到下榻處後與親信、高參、謀士密商，決定稱病請假，派代表鹿鍾麟出席編遣會議。待到蔣介石釋出《國民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式大綱》後，馮玉祥認為這是蔣介石玩的“杯酒釋兵權”的陰謀，他擔心自己被蔣介石軟禁在金陵，便學著當年蔡松坡逃離北京的樣子，於二月五日夜悄然乘車離寧赴豫。行前還給他的盟弟蔣介石寫了一封客氣的辭別信，大意謂：近來身體欠安，不願留居京城，決意回河南百泉村養病，匆匆成行，未能面辭，留書補過，尚乞見諒云云。
老謀深算的閻錫山也認為上了蔣介石一個大當，就在馮玉祥出走的前後，他也在神不知鬼不覺地做逃離南京返回三晉的準備。由於馮玉祥出走在先，他不想給馮玉祥留下蔣閻結盟打馮的藉口，從而趁他不在太原，一舉而佔領他的發祥地山西。為此，他必須儘快回到太原坐鎮。另外，由於他出走在後，蔣必有安排，走陸路絕無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必須做得更為隱蔽、更為自然。最後，他以大智若愚的辦法騙過多疑的蔣介石，在上海包租了兩艘客輪，悄悄地登船北去，經過天津安然回到了他的發祥地山西。
誠如李宗仁回憶的那樣，“馮玉祥出走之後，蔣先生極為憤慨，一再向我表示要對付馮玉祥，並試探我的反應。後來並派吳忠信來向我疏通，以便對馮一致行動。”對此，李宗仁清楚蔣介石此舉搞的是“近交遠攻”之策，擊垮兵力雄厚的馮玉祥集團之後，再迫桂系臣服中央，向蔣介石交出兵權。所以，李宗仁“力持不可，認為黨內干戈千萬不可輕動”。這樣一來，蔣介石與桂系的矛盾就表面化了。
蔣介石作為一代梟雄，自然知道誰得北平、南京、武漢、廣州四城市，誰就能得天下。時下，桂系的勢力佔據著廣州、武漢、北平三座城市，而他蔣某人僅僅佔據首都南京一地，使他不能不設防於心。加之，李宗仁拒絕攻打馮玉祥，這就越發地加重了蔣介石的疑慮，遂生出聯馮打桂的遠交近攻策略。或許是事出偶然，也或許是天意，正當蔣介石找不到對桂系下手的藉口時，桂系把持的武漢政治分會，在沒有徵得李宗仁同意的情況下，罷免了親蔣介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的職務，並派何鍵為湖南省政府主席。同時，又派桂系大將夏威、葉琪兩部入湘，逼得魯滌平倉皇出走，由此掀起軒然大波。自然，也就等於授蔣介石以柄，得以堂而皇之地征討桂系。
如果說元月一日召開的編遣會議，是蔣介石為了統一全國的軍權，那麼三月十五日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為了把一直把持在元老派汪精衛、胡漢民等手中的黨權拿過來。換言之，把蔣介石捧上最高權力的寶座。這樣一來，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打擊黨內的反對派了。為此，他要求三全大會透過宣言，修改黨章，決議“確定總理主要遺教——《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其目的是“以《五權憲法》和《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代替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為他蔣某人建立獨裁統治提供理論依據。
也就是在三全大會期間，蔣介石與其親信精心制定了消滅桂系的計劃：首先，他利用湘籍老將唐生智與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驅逐白崇禧，把桂系勢力佔據的北平、河北的地盤奪過來；接著，他利用金錢、地位收買粵系，拆散所謂粵桂聯盟，把廣州從桂系的手中奪過來；同時，他利用開三全大會之便，把傾向桂系，且又是建立粵桂聯盟的領袖人物李濟深軟禁在南京湯山，造成蔣桂尚未開戰，桂方已失主帥的被動態勢。就在蔣介石完成上述部署，且三全大會就要閉幕的前夕——三月二十六日，遂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令討伐桂系。在歷數了桂系所謂叛逆罪行之後，又明令“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等著即免去本兼各職，聽候查辦”。
從此，一場新軍閥混戰——史稱“蔣桂戰爭”在長江兩岸打響了！
與此同時，周恩來一直靜觀蔣介石統治集團中的各種矛盾，他認為“國內軍閥戰爭主要是蔣桂的衝突，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時的周恩來比較看重“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明確指出，“資產階級的經濟發展脫離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束縛。資產階級只能採取搖擺於幾大帝國主義之間的政策，同時與封建階級既存在矛盾也存在妥協，這是決定資產階級不革命的根本點”。由此可知，他的認識雖然由單純的軍事行為轉向了經濟和政治，但他依然是站在黨的六大決議的立場上，對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尤其是民族資產階級還缺乏正確的分析。
也就是在這前後，蘇聯國內掀起了批判布哈林的運動，因此在中共黨內反對右傾變成了主要的政治傾向。其中，李立三等同志主張：“當前應特別注意右傾危險。”對此，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討論他起草的政治通告時指出：黨內的右傾來源不單是對資產階級估量過高，還在於對工農革命鬥爭估量太悲觀。這種動搖觀念很容易從極左跑到極右，由反盲動主義又走到不動主義。針對黨內有人想利用蔣桂之戰再發動城市暴動的行為，他在《中央通告第三十三號——軍閥戰爭的形勢與我們黨的任務》中明確指出：“軍閥戰爭本身並不是高潮，全國仍然沒有暴動的局面，目前工作的總方針就是要在群眾的一切日常鬥爭中加緊反軍閥戰爭的宣傳。”由此可見，這時的黨中央，尤其是在黨內負主要責任的周恩來對形勢的估計還是比較清醒的。
另外，周恩來考慮到未來蔣桂戰爭的主戰場是在武漢三鎮，這勢必為賀龍、周逸群領導的湘鄂西蘇區的發展帶來機遇。但是，如何利用蔣桂之戰的態勢擴大紅軍的力量，而不是藉機出兵搞所謂城市暴動，他於三月十九日為中央起草了給賀龍和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他在信中明確指出：“現在，在全國範圍內，還沒有一種直接革命的形勢，故工、農、兵士、貧民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在目前還是一個宣傳的口號。”再三強調：“目前所注意者，還不是什麼佔領大的城市，而是在鄉村中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故你們此時主要的任務，還在遊擊區域之擴大，群眾發動之廣大，決不應超越了主觀的力量……而企圖立刻佔領中心工商業的城市。”應當說，周恩來的上述認識，比六大時也有了發展。
周恩來在這封指示信中，還談了遊擊戰爭的發展區域問題。他主張原則上“應該是向農村階級矛盾與鬥爭到了更激烈的地方，黨與群眾的組織有相當基礎的地方，以及給養豐富、地勢險峻的地方為最宜”。同時，還在指示信中介紹：“在朱毛軍隊中，黨的組織是以連為單位，每連建立一個支部。”以備賀龍、周逸群等同志在部隊中建黨時參考。因此，如果說支部建在連隊上的原則是毛澤東建立的，那麼首次向全國紅軍推廣這一建軍原則是屬於周恩來同志的。
但是，蔣桂戰爭正式打響之後，全國政局猝然發生變化。由於編遣會議與蔣介石發生矛盾的地方實力派，尤其是馮玉祥與閻錫山從幕後走到臺前，為取漁人之利，又公然做出為各方有所借重的姿態。因此，舉國上下都認為一場新軍閥混戰在所難免。中共決策層中也有人認為：這是軍閥重開戰的大好形勢，必將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創造時機。其中，緊跟蘇聯大反“右傾”的李立三同志的頭腦開始膨脹，認為中國又有了建立巴黎公社、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機遇。
周恩來堅持認為：“軍閥戰爭本身並不是革命高潮，全國仍然沒有總暴動的局面，目前工作的總方針就是要在群眾的一切日常鬥爭中加緊反對軍閥戰爭的宣傳。”為此，他決定和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李立三同志交換一次意見。
為了便於李立三從事秘密的地下工作，中央特委會為他在租界開了一家古玩店。平時，負責聯絡與保衛工作的同志在鋪面上張羅生意，他所住的那座中西合璧的後院，既是黨的一個秘密的聯絡點，也是他居住、工作的地方。自從蔣桂戰爭打響以來，他天天躲在後院中，倒在藤躺椅上，品著剛剛從杭州運來的明前龍井，潛心地審讀各種報紙，企圖從中找到中國革命高潮就要到來的依據。不知何時，在鋪面上負責生意的“小夥計”手拿雞毛撣子走進來，小聲地報告：
“有一位聲稱要和您商談一筆大生意的顧客求見。”
李立三聽後從躺椅上忽然起身，把手中的報紙擲在茶几上，笑著說：
“有請！就說我在後院恭候多時了。”
前來商談一筆大生意的顧客正是周恩來。他一看李立三那副高興的樣子，笑著說：
“掌櫃的，我看您的表情就得出了結論：這筆大生意……”
“一定能大賺它一筆！”李立三請周恩來落座那把雕花的太師椅上之後，又親自端起一把形如壽星的宜興壺，邊為周恩來倒水邊說，“我可不敢騙浙江人，這可是剛剛上市的貨真價實的明前龍井，你我……”
“品茗論商，是一定能把這買賣越做越大的。”周恩來說罷端起茶杯小咂了一口，似用舌尖與唇邊品了品，滿意地點了點頭，“的確是貨真價實的明前龍井。告別前……”
“我這個老闆是一定要奉送二兩明前龍井茶。”
“好小氣的老闆喲！……”
周恩來與李立三寒暄過後，二人關死屋門就又認真地討論起來。李立三拿起茶几上的報紙，滔滔不絕地講了一番全國的形勢，便以不容置疑的語氣下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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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下，蔣桂戰爭爆發，基督將軍馮玉祥陳兵豫南作壁上觀，蔣桂兩家無論誰勝，馮氏都會揮兵南下，直取武漢三鎮。結果，又必然會演出新的軍閥之戰！”
對此，周恩來是贊成的。由於他知道李立三的話還未講完，不宜打斷，故只是品著上好的明前龍井點了點頭，繼續聽李立三闡發他的宏論。
“一句話，這對我們而言是天賜良機。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利用新的軍閥混戰的有利形勢，就像當年列寧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列寧格勒、在莫斯科舉起了十月革命的紅旗那樣，在老蔣的發祥地上海插上革命的紅旗！”
李立三說罷並未看一看表情變得有些嚴峻的周恩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口若懸河地說道：
“我遠在八年之前，就曾在安源參與、發動過路礦工人罷工運動；你在兩年前的今天，曾領導上海第三次工人起義，並奪取了政權。而今你我攜手，再加上工人出身的總書記向忠發等同志，一定能在我黨發祥地上海的空中，高高地飄揚起十月革命的旗幟！”
周恩來聽到此處，認為到了自己說話的時候了，他放下手中的茶杯，十分嚴肅地說道：
“立三同志，我是贊成巴黎公社原則的，至今我仍然堅持中國的革命，是一定要走十月革命武裝起義道路的。因此，我同意利用蔣桂戰爭之機，在上海發動新的工人革命，但是，你我……”
“不要說‘但是’二字！沒有條件，我們可以創造條件；只要上海的工人階級發動起來了，人會有的，槍也會有的，無產階級革命所需要的一切都會有的！”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你……”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既然我們要做這樣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我們就不能不想到敵人，我們共產黨人的老對手蔣介石在想些什麼……”
“但是，我們也絕不能讓蔣介石這個劊子手牽著鼻子走！相反，我們要出奇制勝，打他一個措手不及！”
……
周恩來與李立三繼續各抒己見，互不相讓。最後，周恩來站起身來，嚴肅地說道：
“我必須著重地提醒，蔣介石不是俄國的沙皇，時下的上海也不是當年的列寧格勒。另外，據來自內線的報告：蔣介石早就想到了我們會利用蔣桂戰爭的事情。”
李立三一聽“據來自內線的報告”這句話，下意識地怔了一下，也就是在這剎那之間，他想到了周恩來是中央特委會的負責人，遂又小聲地問道：
“有什麼確切的訊息嗎？”
“蔣某人早就想到了我們可能要走的這步棋，妄圖將計就計，藉此一舉殲滅我們在上海的地下黨組織。”
李立三聽後，蹙起眉頭，久久不語，似乎是在懷疑地自問：“這可能嗎？”
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曾經評說過南京紫金山有山有水，前臨平川，後擁青嶂，視野開闊，氣象雄偉，比明孝陵略勝一籌。為此，他笑著對隨行的胡漢民等人說過這樣一句話：“他日我辭世後，願向國民在此乞一抔土，以安置軀殼。”蔣介石遠在孫中山先生仙逝不久，就決定利用在南京建中山陵園等舉動，把自己打扮成孫中山先生最忠誠的接班人。事有湊巧，就在國民黨三全大會召開期間，中山陵園歷經三年多的時間已經竣工落成。他為了向海內外，包括參加三全大會的與會者昭示：他蔣某人是孫中山先生的合法接班人，遂偕夫人宋美齡等首先登陵拜謁。
三月的南京已是春意盎然，不僅早開的桃花已經花滿枝頭，而且江南水鄉也唱起了插秧新曲。在一個春日和煦的上午，蔣介石分外精神地挽著夫人宋美齡，沿著中山陵那長長的石級向上攀登著。儘管剛過而立之年的宋美齡早已累得氣喘吁吁，可早已過了不惑之年的蔣介石還做出一副軍人姿態，一步一步地拾級而上。當他們夫婦二人登上紫金山，雙雙駐步中山陵前，眺望盡收眼底的湖光山色時，蔣介石就像是一位勝利者，操著勝利者那特有的口氣，有意地考問身旁的夫人宋美齡：
“中山陵終於竣工了！今天請你來看看這非同凡響的陵園，是我忠誠於中山先生，還是汪精衛，其中也包括你的二姐慶齡忠於中山先生？”
宋美齡沉吟片時，驀地轉過身體，仰首看了看氣勢雄渾、形似自由鍾的中山陵紀念堂，故作哲人狀地說道：
“沒有你，就不會有這座象徵自由的陵園，中山先生的遺體也不會在不久的明天歸葬此地，從這個意義上說，你比他們都忠誠於中山先生。”
蔣介石聽後很不是個滋味，因為他沒想到宋美齡會如此作答。他冷然笑了笑，操著不陰不陽的口氣說道：
“有意思，回答得真有意思。夫人，你這又是從美國人那裡聽來的奇談怪論吧？”
“不！這倒是我個人的看法。”
“根據呢？”
“近兩年來，我研究了一點中國歷史，發現所有明君教化出來的文臣武將，都在明君百年之後，爭說自己是最忠於他的。”
“夫人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借死去的明君，爭做新的明君。”
蔣介石聽後笑了，笑得是那樣的開心。但是，站在一邊的宋美齡卻被笑怔了，她禁不住地問道：
“你笑什麼？”
“我笑你才和我生活不足二載，就真成了我蔣某人的夫人了。”
對此，爭強好勝的宋美齡是不滿意的，因為蔣介石的話語中含有詆譭她的才幹的意思。他們二人無聲地走進似自由之鐘的陵園之中，望著孫中山先生那座白色的坐姿雕像，十分虔誠地行三鞠躬禮。接著，蔣介石又把頭垂在胸前，似陷入沉遠的凝思，他喃喃自語：
“中山先生，你可以瞑目了，這次三全大會就要作出決定，五月就為你舉行奉安大典！”
開始，宋美齡還不知蔣介石的真實用意，待她聽了上邊這段話後才恍然醒悟，遂又近似先知的樣子自語：
“中山先生，是你在天之靈的作用吧，力主為你建陵的弟子中正，已經名正言順地做了你的接班人，從此以後，國民黨……”
“依然不會太平無事！”蔣介石斷然地打斷了宋美齡的話語，他望著有些驚愕的宋美齡，操著教訓的口氣說道，“我還要高舉中山先生的旗幟，削藩裁軍，排俄討赤，在中國真正做到只有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
對此，宋美齡是知情的。但是，蔣介石站在孫中山先生的坐像前邊，就像宣誓似的說這段話，的確有點出乎宋美齡所料。當她想到蔣桂戰爭，就又有意地問道：
“時下，你如何與上海地下的中共鬥法呢？”
“我自有安排。”
“可你的調查科科長楊劍虹因貪汙自殺了啊！”
“一個小小的楊劍虹自殺了，我就停止**嗎？笑話！胡漢民、汪精衛這些黨國元老，都沒阻止我**的決心，何況一個小小的調查科長？”
楊劍虹畏罪自殺，的確嚇壞了陳立夫等人，生怕蔣介石怪罪下來，吃罪不起。出他們所料的是，蔣介石不動聲色，只是要陳立夫儘快物色新的接班人，對調查科進行改組。也就是在國民黨三全大會召開期間，陳立夫向蔣介石作了彙報：
“主席，我已對黨務調查科進行了全面的調整。除去提名葉秀峰為調查科科長外，還提名張淮南為總幹事。”
“這個張淮南是不是叫張衝啊？”
“對，對！”
張衝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歷史人物，由於他在這部拙作中所處的非同一般的地位，容筆者作一簡介。
張衝，原名張紳，字淮南，別號御虛，於一九○三年生於浙江省樂清縣。張衝少而聰慧，常以詩言志，直抒情懷。他在“五四”風潮的裹挾下考入溫州省立第十中學，發起組織“醒華學會”，被推舉為理事長。一九二二年夏，他考入交通大學北京鐵道管理學院，是年加入國民黨。三年後，他以官費生轉入哈爾濱中俄工業大學，次年又考入哈爾濱政法大學。他在東北期間，擔任國民黨哈爾濱市黨部委員兼青年部長，因秘密組織反奉被捕，險些成為張大帥的刀下之鬼。張學良主政易幟之後，他獲釋返回南京，始受知於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他因才華出眾，熟諳俄語，深得陳氏兄弟的器重。由於陳氏兄弟知道蔣介石為釋放張衝一事，曾當面向少帥張學良“講過情”，故這次調查科改組，決計起用張衝。自然，蔣介石對提名張衝為總幹事也會欣然批准。
“好，張衝出任調查科總幹事就這樣決定了。另外，我曾說過，為了今後杜絕貪汙發生，必須選一位可靠的總務處長管理經濟。有人選了嗎？”蔣介石又問。
“有了。”
“是誰啊？”
“是我留學美國的同窗徐恩曾。”
蔣介石沉吟片時，遂微微地點了點頭。
徐恩曾，浙江吳興人，著名的浙江財閥徐新六是其近親本家。同時，他又與陳氏兄弟是表親。早年在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學習電氣工程，一九二八年初開始在陳立夫把持下的建設委員會無線電管理處工作。由於陳立夫曾任浙江省電報局長，利用電報局徵聘報務員、機務員，以此擴大勢力。後來，徐恩曾投到陳立夫門下之後，曾利用自己在美國學到的專長出了不少力，為陳氏所欣賞。故在此次調查科改組的時候，陳立夫提名他出任總務科長。沒想到這個白面書生以此為契機，一步一步地爬上了中統特務組織的第一把交椅，演出了許多驚心動魄的戲劇。此乃後話。
蔣介石用人是講究所謂“三緣”的，那就是地緣，必須是浙江人；親緣，親朋至友；學緣，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有一緣者可用；有二緣者可重用；有三緣者可謂嫡系；雖有一緣但確有忠心、能力者，也可委以重任。而張衝與徐恩曾均屬於第四種情形。另外，蔣介石在用人問題上還有一個習慣，那就是委以重任者，必須要當面談話。這點是從歷史上的某些聖皇明君那裡學來的，使受重任者透過“庭訓”接受聖皇明君的沐浴，借所謂知遇之恩，使其為之盡忠效力。蔣介石在瞭解了情況之後，鄭重地對陳立夫說道：
“你安排一個時間，我要和他們二人談一次話。”
徐恩曾是一個典型的政客，在上司面前或社交場合，給人的印象是一介文質彬彬的書生；在同僚面前，則是一位工於心術的策士；簡言之，他是一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他晉見蔣介石的那天，身著西服革履，學著英國紳士的派頭，想博取蔣氏的恩寵。但是，當他一看召見者蔣介石身著戎裝，忙又學著軍人的樣子行軍中大禮，頗為緊張地說道：
“卑職徐恩曾晉見蔣主席！”
蔣介石是善於察顏觀色的，他一見徐恩曾的樣子，微微地搖了搖頭，客氣地說道：
“不要稱主席，叫我蔣先生好了。”
“是，蔣主席！”
徐恩曾下意識地說罷，又緊張地行了一個軍禮，搞得蔣介石又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待到張衝行過軍禮，欲要自報家門的時候，蔣介石擺了擺手，說道：
“算啦，算啦！張衝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是我讓張少帥把你從監獄中放出來的。”
“謝蔣主席！”張衝再行軍禮，以示謝救命之恩。
在蔣介石看來，徐恩曾與張衝都是學者型的官員，所以他希望自己在他們面前不是主席，而是先生。直言之，任何權極一時的獨裁者，在讀書人面前也有說不清道不明的所謂自卑感。為此，蔣介石嘆了口氣，似乎是在說：“你們這些讀書人啊，怎麼連先生二字都不會叫呢！”接著，他講了蔣桂戰爭的必然性之後，突然把話鋒一轉，說道：
“我為什麼要和你們講這場戰爭呢？根據以往的經驗，只要前方一打仗，共產黨就要在我們的後院鬧事。自然，他們一鬧事也就暴露了他們自己，這也就給了我們消滅他們的機會。為此，我要求你們立即趕往上海，只要和桂系的戰爭一開，你們就在上海集中全力，消滅地下共產黨！……”（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