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南開中學讀書的時候就熱愛文學藝術，曾親自組織、參加文明戲的演出，且扮女角大獲成功。
周恩來喜愛文藝創作，尤喜愛新詩的寫作，而今儲存下來結集出版的《周恩來青年時代詩選》，就是他青年時代在詩歌園地中耕耘的記錄。
誠如前文所述，周恩來自香港回到上海以後，對文化工作“也十分關心。當時，創造社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但主要人物郭沫若將去日本，成仿吾將去德國。周恩來就派陽翰笙、李一氓到創造社去充實並發展這個陣地”。他們去後，在不長的時間裡，就辦了兩個刊物：《流沙》和《日出》。“前者表示南昌起義軍在流沙的失敗，後者表示太陽又出來了。”
眼下，周恩來所關心的“創造社”與“太陽社”發生了激烈的論戰，且長達一年多的時間。儘管他自參加黨的六大之後，有近半年的時間不在國內，然而當他一踏上祖國的大地，就一定會過問這場非同一般的文壇論戰的。但是，遺憾的是所有現代文學史，幾乎都未提到周恩來對制止這場論戰、促成“左聯”的成立所起的作用。僅從他關心“創造社”一事來看，似不符合周恩來的性格與地位。
這裡，還是讓我們回述一下誘發這場文壇論戰的起因和經過吧！
大革命失敗之後，流血與不流血的階級鬥爭，強烈地震撼著每一位有良知的文藝戰士的心，使得每一位文藝戰士都必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文學藝術向何處去？恰在這時，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李初黎、彭康、朱鏡我、錢杏邨、洪靈菲、李一氓、陽翰笙、潘漢年都相繼集中到上海。“他們對於文學工作不能適應現實的發展和鬥爭的需要，都有深切的感受。當時蘇聯和西歐各國無產階級文學的活躍，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高漲，也給了中國革命家以推動和鼓舞。於是，從一九二八年一月起，經過整頓的創造社和由蔣光赤、錢杏邨等組織的太陽社，在《創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刊物上，正式開始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倡導”。對此，歷史已經作了如下結論：
“創造社和太陽社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一個力圖擺脫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自覺地把自己的文學活動和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鬥爭結合起來的新的文學運動，也是一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宣傳馬克思主義文化原理的思想運動。”
但是，由於上述這些“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者們，大多處在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們一時還不能較好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上有片面性、絕對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所謂‘自身就是革命’）等毛病，因而不僅在當時革命形勢的分析上發生錯誤，而且在他們的文學主張上也夾雜了不正確的觀點”。再由於他們當時受著黨內因大革命失敗而抬頭的“左”傾思想的影響，他們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等認識不清楚，首先把批判的矛頭錯誤地對準了魯迅先生。他們不但把魯迅當作“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甚至又把矛頭指向了茅盾、葉聖陶、郁達夫等人。
魯迅先生等人也絕不示弱於這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們，於是邊沉著應戰，邊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越戰越酣，雙方誰也不願意放下手中的筆，在自己的家門上高懸起免戰牌。
在此論戰中，對於魯迅先生求教於馬克思主義多有回憶。其中，楚圖南先生在親筆撰寫的《回憶魯迅》一文中，較為詳細地寫出了魯迅先生向當年北大的學生任國楨求教的事。現摘抄如下：
那時有些同志對魯迅不夠理解，對他有過一些不恰當的責怪。也有些別有用心的人使用一些革命詞句嚇唬魯迅，這使魯迅很不服氣，也加劇了他的苦惱。一九二八年春天，魯迅曾給任國楨寫過一封信，信是寄到我處託我轉交的。經我轉的信中，這是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封。信是用整張毛邊紙寫的。內容大致分三段：
第一段，魯迅說，現在在上海有些人對他進行圍攻，滿紙用一些不易懂的新革命名詞嚇唬人，他頗不以為然，也不服氣。
第二段，魯迅說到，由於他們的圍攻，他想找一些馬列主義關於文藝的論述看看，從理論加深認識，也好應付對他進行圍攻的人，比較有把握的進行戰鬥。
第三段，魯迅提到任國楨是學俄文的，翻譯過《蘇俄的文藝論戰》一書，也知道任國楨現在從事實際的革命工作，因此希望任國楨介紹一些書給他看看，或者介紹一些書目，他可以設法找到。
據楚圖南先生回憶，他和任國楨找中東路局在哈爾濱附設的圖書館館長季託夫商量，擬了一個書目，中文、英文、俄文的都有，然後寄給了魯迅先生。
另外，楚圖南先生在這篇《回憶魯迅》的文章中還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情況：周恩來是我黨第一個過問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先生論戰的。時間是在一九二八年秋天，周恩來在開完黨的六大，並完成了預定的革命任務，從蘇聯回到哈爾濱的時候。同行的還有住在楚圖南先生家的王德三等人。請看回憶：
據王德三告訴我，他們從綏芬河秘密過境的經歷異常艱苦，晝伏夜行，路上又逢大雨，衣服都溼透了，捆在貼身腰帶上的檔案也都溼透了。他們在哈爾濱停留期間，除了整理衣服，烘烤清理檔案外，晚上還要到指定地點秘密碰頭，商量工作。當時在哈爾濱和王德三碰頭的有周恩來、羅章龍等。王德三要我向他介紹和彙報國內的情況，尤其是上海文化界的情形。我即將我所知道的情況作了彙報，並著重講了魯迅和任國楨通訊中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據王德三告訴我，他曾經在和周恩來等同志碰頭時提到過這些問題。周恩來同志的看法是，如果事情真是像魯迅來信裡所講的那樣的話，圍攻和責怪魯迅是不對的，應該團結、爭取魯迅。又說，魯迅在國內文化界及青年學生中有相當的影響。他對現實不滿，又一時找不到正確的出路。要把他爭取過來為革命鬥爭服務。並說，回到上海後，對魯迅的工作是會有考慮和安排的。
誠如楚圖南先生回憶的那樣：“至於周恩來同志和六大代表們到上海後的情況，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看到魯迅此後的一些變化：在文藝方面譯了相當數量的馬列主義文藝論述，撰寫了許多鬥爭性很強的雜文、政論文章及詩歌，參加了自由大同盟等組織。一些共產黨人還以各種不同的身份和在不同的場合和他聯絡，與他交朋友。從這可以看出，正是由於周恩來同志正確意見的指引，黨內外許多同志……的細緻工作和耐心幫助，促使魯迅逐漸完成了從一個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文化戰士的轉變。”遺憾的是，許多當事人都因過早謝世而未留下可資證史的回憶文字。
但是，從周恩來在黨中央所處的地位和一貫的工作精神，以及他對文藝的情有獨鍾等，都可以推斷出他回到上海以後，無論處理順直省委和江蘇省委等問題是何等的棘手，他都會兌現“對魯迅的工作是會有考慮和安排的”的許諾的。另外，從各種回憶史料可知，在楊匏安向周恩來反映這場文壇論爭的前後，黨中央已經開始關注並著手解決這一問題了。請看夏衍同志的回憶：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冬，上海進步文藝界之間發生過一場劇烈的論戰。不少現代文學史研究家都簡單地把這場論戰說成是創造社、太陽社同魯迅先生及文學研究會之間的爭論，其實，這之間也還有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論爭，以及創造社的內部分裂。當時，我們黨還在幼年時期，這場文藝論爭開始的時候，正是工農紅軍在閩贛粵一帶戰事緊張的時候，也正是中央同“陳託取消派”鬥爭最劇烈的時刻，因此，文藝問題還提不上黨的主要議事日程。所以在我記憶中，這場論爭開始的時候，黨沒有進行干預和加強領導。直到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閘北區的一次支部會上，洪靈菲才告訴我們，說黨中央已經決定，要黨員作家和黨外革命作家停止論爭，“共同對敵”。
關於黨中央是如何決定干預文藝的，迄今未見到原始的史料。只有從散見於有關人士的回憶錄中推斷出這樣的結論：直到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黨才對這場論爭進行了認真的考慮和研究，並且得出了論爭雙方都是要堅持革命的，在方向上並沒有原則分歧的正確結論。於是決定運用黨的力量進行干預，要求從黨員作家做起，停止論爭，並進一步爭取把所有左翼文藝界的力量團結起來，共同對敵。
根據上述推斷的結論，我們還可以推斷出這樣的結論：周恩來在中央作出“要黨員作家和黨外革命作家停止論爭，共同對敵”的決定時，起了決定的作用。根據如下：
一、誠如前文所述，“在這以後的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中央在文化戰線上作出這樣帶有戰略性的決定，他一定是盡了“主要負責人”的職責的。
二、誠如楚圖南先生所述，周恩來早在一九二八年十月的時候，就曾在哈爾濱過問這場論爭，並明確表示：“回到上海後，對魯迅的工作是會有考慮和安排的。”
三、周恩來是一位組織紀律性極強的黨員，他做事絕不超越自己的許可權，更不會越俎代庖。一旦黨中央作出有關文化戰線的決定，一定會由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李立三同志負責實施。這就是在不少回憶錄中都提到李立三而未說及周恩來關注這一文壇論戰的緣由。但是，在長達半個世紀的革命實踐中，李立三是很少過問文藝的；恰恰相反，周恩來無論是在延安還是在山城重慶，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前還是在成立後，他不僅親自過問創作和演出，而且文藝界人士都把他當作知心的領導和朋友。
結論：周恩來是結束二十年代末上海這場文壇論戰的主要決策人。換言之，他也是即將誕生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真正的催生人。為此，筆者希望研究現代文學史的專家秉筆撰寫這段歷史的時候，不要忘了大書一筆周恩來同志！
自然，貫徹黨中央關於文化戰線這一重要決定的執行者，主要是時任文委書記的潘漢年。多年之後，由於“潘案”所累，他自己沒有留下文字記述。自然，由於年代久遠，當事人相繼謝世，誰也沒有說到潘在貫徹這一重大決策中的作用。但是，一向痛恨“自吹”的潘漢年，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回憶起當年自己曾參與對魯迅先生錯誤圍攻的時候，卻十分沉重地說了這段話：
可惜一直到左聯成立之前，沒有被“左翼”文壇所認識。說明那時“左翼”文壇不僅馬列主義理論基礎薄弱得可憐，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長一個時間把魯迅當作鬥爭的物件，當時身臨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認真學習與研究魯迅的思想，進行檢討，提高認識，是有重大意義的。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讓筆者權且放下中國上海文壇的這場論爭，先扼要回述中國政壇所演出的蔣桂之戰，及由蔣桂之戰而引起的全國政局變化。
蔣介石下達西征討伐桂系令之後，遂於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改訂戰鬥序列：以馮玉祥部主將韓復榘為第三路總指揮，由豫南進攻武漢；將劉峙、朱紹良兩部合編為第二路軍，沿長江左岸西攻武漢；陳兵九江各部改為第一路軍，西攻武漢至長沙段的鐵路，目的在切斷桂系自武漢的退路。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三全大會一結束，蔣介石乘“楚有”兵艦從南京出發，三十日到九江，當晚對武漢下達總攻擊令。
蔣介石在軍事進攻的同時，又悄悄在桂系內部收買叛將。他積近二十年兵戎相見的混戰經驗，深知任何地方派系之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沒有矛盾。因此，他經常採用以派制派的辦法從內部分化瓦解。再者，他利用手握中央大權的條件，許諾投靠者以高官厚祿，往往更容易找到叛逆者。用這種辦法瓦解對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見效甚快。蔣介石和謀士們經過反復研究，認為駐武漢的桂鄂兩部不和，由於李宗仁在湖北執行的“鄂人治鄂”方針，不僅導致鄂籍將領胡宗鐸、陶鈞兩軍腐敗，而且還引起桂系主力第七軍將領李明瑞、俞作柏不滿，因此蔣氏終於選中了李明瑞和俞作柏。對此，當事人程思遠先生回憶道：
蔣介石早知第七軍將領與胡、陶不和，曾派他的高參周伯甘到武漢向李明瑞策反。李對周說：“這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我要同表哥俞作柏商量後才能決定。”周回到南京覆命，當時參與此項密謀的楊永泰卒透過梁五鳳找到俞作柏……至是到南京見蔣，得到了一筆鉅款，就潛往武漢，在武漢第一紗廠董事長李薦庭家中與李明瑞密晤，事乃決定。後來李又邀楊騰輝共同行動。……
李明瑞奉命代理第三路司令後，即密約已經聯絡好的團長以上人員到漢口“太平洋飯店”會晤，相約一到前線，即採取行動，反對胡、陶……四月二日，海軍上溯到劉家廟，隨同海軍前進的俞作柏與李明瑞取得了聯絡。李明瑞指揮他的本旅三團，李朝芳旅的梁重熙田、尹承綱旅的龐漢楨團以及楊騰輝旅三團在黃陂秘密集結，立即以急行軍速度向西北行動，走了一個整夜，次日凌晨即到達平漢線上的花園、孝感一帶。起初只張貼一些反對胡、陶的標語，及移到安陸，就公然張貼佈告，反對李（宗仁）、白（崇禧），擁護中央了。
由於蔣介石的收買政策奏效，蔣桂之戰的形勢急轉直下。四月三日上午，胡（宗鐸）、陶（鈞）、夏威所部在出發去黃陂途中聞變，驚慌失措，立即下令全部退向荊州、沙市、宜昌，從三日晚起開始退卻，到四日晚後衛部隊也撤離武漢。葉琪部由武昌南撤，集結武長路，葉知事無可為，遂於五日離去。這樣一來，蔣介石不費一槍一彈，唾手而得武漢。
在蔣桂鬥法的過程中，馮玉祥坐山觀虎鬥的策略，極大地刺激了蔣介石，也獲罪於桂系，落得個兩面不討好的結果。蔣介石初步抵定武漢之後，旋即又在乘勝迫殲桂系的同時，把矛頭悄然對準了馮玉祥，採用收買的手段，用重金和高位拉過了馮玉祥的兩員大將韓復榘與石友三，造成馮氏不戰而敗的態勢。
蔣桂之戰與蔣馮鬥法，的確為鄂豫皖地區紅軍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為此，中央決定：向鄂豫皖根據地派遣軍事幹部。恰在這時，徐向前由九龍到達上海。周恩來與軍事部長楊殷幾經協商，由楊殷出面和徐向前談話。對此，《徐向前傳》一書記述道：
一天，徐向前正在住處看書，一個穿長袍、著布鞋的商人模樣的人來找他。這個人是誰，沒見過，不認識，也不敢問，因為在白區十分強調遵守保密紀律。按照規定的聯絡暗號，他們兩人接上了頭。來人機警地看了一下四周，進門後把門關好，便開門見山地對徐向前說：
“聽說你急於要求工作，想做什麼？”
徐向前說：“什麼工作都行，最好還是叫我搞軍事工作。”
“那好，我們想到一塊去了。”那人笑笑說，“最近，中央接到鄂東北特委的報告，那裡的紅三十一師師長吳光浩在最近一次戰鬥中犧牲了，他們正缺軍事幹部。中央軍委研究了他們的要求，準備讓你去大別山搞軍事工作。你有什麼意見嗎？”
徐向前毫不猶豫地說：“沒有意見，服從組織的決定。”
來人聽了點了點頭：“好，你準備一下走吧，這次同你一起去的，還有兩位同志，一個叫何玉琳，是鄂東北特委來匯報工作的，他對鄂東北的情況比較熟，在路上你們可以再深談。另一個叫桂步蟾，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你可能認識，他也是去那裡工作的。出發時間再通知你。”
談話簡短，卻給徐向前留下了深刻印象。徐向前後來得知，來人就是中央軍委書記楊殷。
在此前後，中央收到了由毛澤東執筆代表紅四軍前委於四月五日寫來的覆信。覆信認為中央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指出：“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於儲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並從紅軍不是本地人、分開則領導機關不健全、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和愈是惡劣環境領導者愈須頑強奮鬥等方面，說明紅軍不得分散，領導者不能輕易離開。覆信批評那種把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同發揮農民的革命主力軍作用對立起來的觀點，寫道：“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鬥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覆信提出：“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
六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討論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覆信。周恩來認為，紅四軍前委批評中央對形勢估計悲觀“是不十分正確的，因為站在全國來分析不能如此”，同時表示中央二月來信中讓紅軍分散等問題“是有些毛病”。他說：目前的形勢，全國的混戰期是延長的，這於紅軍的發展有很大的便利，常委已經決定召集一次軍事會議，詳細討論各地紅軍問題，朱德、毛澤東處應派一得力人員來參加，並建議徵調一部分軍事人才派往紅四軍。
另外，“五月間，剛從蘇聯歸來的劉安恭到紅四軍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後，黨和軍隊的關係問題的爭論發展得十分嚴重”。“中央由於通訊極端困難，對紅四軍的情況很難得到及時而具體的瞭解”。因此，再次希望“朱、毛處來一個得力的人”，向中央全面地報告有關情況。
隨著國民黨軍閥混戰向著縱深發展，蔣馮在暗處鬥法變為在明處相互攻擊，待到馮氏叛將韓復榘、石友三公然投蔣反馮的時候，蔣介石遂授命國民黨中央常委作出決議：革除馮玉祥的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下令查辦。
馮玉祥面對內叛外攻的危局，不敢貿然迎戰，經深思熟慮，他突然宣佈：“自五月二十七日起，所有各處電文，一概謝絕。從此入山讀書，遂我初衷。”這樣一來，使蔣介石失去進攻的藉口，他也達到了保存實力的目的。
蔣介石趁著馮氏高掛免戰牌之機，集中兵力攻擊桂系第四集團軍的殘部。與此同時，他發表招撫桂系的《告桂系軍隊書》，從政治上對桂系第四集團軍進行瓦解。胡宗鐸、陶鈞、夏威三人頂不住蔣介石軍事加政治的攻勢，三人同時宣佈下野，部隊聽候改編。至此，桂系第四集團軍全部瓦解。接著，蔣介石移師長沙督戰，限期攻下柳州。“徹底剷除桂系”。李宗仁無力回天，遂逃往香港聯絡其他反蔣勢力；白崇禧、黃紹竑由廣西南端的龍州敗逃越南，伺機再起。蔣桂之戰以桂系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與此同時，倒桂大將李明瑞立即揮師南下，未遇抵抗就相繼佔領梧州、桂平、南寧，一舉平定廣西的局勢。接著，蔣介石任命俞作柏為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討逆軍第八路副總指揮、廣西軍事編遣特使和廣西省綏靖司令。俞、李二人一旦大權在握，就不得不考慮下一步棋如何走法。他們認為，蔣介石絕不可信，舊桂系乃是死敵，唯有希望共產黨派人幫助他們撐持局面。事有湊巧，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是秘密的共產黨員，恰在這時來到他們的身邊。既然其兄俞作柏、表兄李明瑞想邀請共產黨議事，俞作豫就義不容辭地向黨中央作了彙報。
中央接到俞作豫的報告之後，結合桂系徹底大敗的局面，認真地研究了廣西的政治形勢，認為有可能在廣西搞出一個新的武裝割據的局面來。關鍵是派誰去駕馭廣西的全域性。最後，經周恩來提議，中央決定派時任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同志前往廣西主持一切，隨同前往的還有張雲逸等同志。
鄧小平時年二十五歲。大革命失敗之後，他已經在上海擔任中央秘書長有一年多的時間了。在這期間，他不僅協助中央處理了許多事關全局的革命大事，而且還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演出過不少驚險戲劇。他的愛女毛毛撰寫的專著《我的父親鄧小平》，就記述了他口述的最大的兩次危險：
一次是何家興叛變，出賣羅亦農。我去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我剛從後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羅亦農被捕。我出門後看見前門特科一個扮成擦鞋子的甩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後來羅亦農被槍斃了。
還有一次，我同周總理、鄧大姐、張錫瑗（鄧小平前妻）住在一個房子裡。那時我們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發現了周住在什麼地方，要來搜查，他們通知了周恩來，當時在家的同志就趕緊搬了。但我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不曉得。裡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門，幸好我們特科有個內線在裡面，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我一聽聲音不對，趕快就走，沒有出事故。以後半年的時間，我們連那個弄堂都不敢走。
鄧小平接到組織通知之後，首先向中央交接秘書長所保管的檔案，以及有關的秘密組織聯絡點，接著安頓好已懷孕的妻子張錫瑗。當他就要登程離滬的前夕，突然接到組織通知，要他當晚到柯麟開辦的達生醫院去一趟。待他奉命趕到達生醫院之後，方知是周恩來在此為他舉行了一個家庭式的送別晚宴。他一見這不算豐盛的飯菜，內心立刻就湧動起一種異樣的情潮，搞得他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麼。善解人意的周恩來一看鄧小平的表情，忙指著餐桌熱情地說：
“先入席，有什麼話，坐下再說。”
雖說柯麟是一位大夫，可他還能燒出不錯的家鄉菜。他為了把這送別的晚宴氣氛搞得熱烈些，有意說道：
“說句老實話，我執手術刀的技術還說得過去，可是，由我掌勺燒菜的水平……”
“也很不錯嘛！”周恩來有意打斷柯麟的話語，半開玩笑地說道，“只要吃不出剪刀和紗布來，就算是好廚師。”
“吃出剪刀和紗布來也不錯嘛，”鄧小平也有意湊趣地說道，“我順便帶到廣西去，我想，未來戰地的傷員一定歡迎！”
周恩來與鄧小平的玩笑話，把大家逗得發出一陣陣笑聲。因此，這送行的晚宴洋溢著歡樂的氣氛。當周恩來提議為鄧小平餞行痛飲一杯之後，他端起酒杯，動情地說：
“前些天，黨組織為了安全起見，連粗茶淡飯都沒有準備一桌，就把向前等同志送往鄂豫皖蘇區去了。今天晚上，是我提議，準備用這薄酒一杯，再把小平同志送上征程。每當此時我就想，我們出生入死的目的是什麼呢？”
周恩來的這番話，的確打動了鄧小平，他也端起面前的酒杯，接著周恩來的話茬，分外激動地說道：
“一不是為了給自己打天下，做皇帝；二更不是為了把任何共產黨人捧上皇帝的寶座，而自己弄個一官半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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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鄧小平這一問一答，使得柯麟也坐不住了，他也端著酒杯站起來，說道：
“我不敢吹牛說為了解放全人類，但我敢挺著胸脯說，為了成千上萬的受苦同胞過上人一樣的日子！”
“柯麟同志說得好，”周恩來晃了晃手中的酒杯，“為了成千上萬的受苦同胞過上人一樣的日子，乾杯！”
“乾杯！”
接著，周恩來又把鄧小平去廣西的任務重複了一遍：以黨中央代表的身份，領導廣西黨的工作和準備、組織武裝起義，在桂系的腹地搞出一塊紅色蘇區根據地。最後，鄧小平十分乾脆地說道：
“請中央放心，我一定不辜負黨的信任，儘快完成黨交給我們在廣西的革命任務！”（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