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自成決策出師的當天即十二日晚，為“絕內患”將勳戚大臣、錦衣衛堂上官、大學士陳演、定國公徐允貞、新建伯王光通、博平侯郭明振、清平伯吳遵周、永寧伯王長錫、平江伯陳治、都督袁祐、周銘、周鐸、周鉉等共60餘名明朝大員，斬於西華門外。李過將“中吉營”拷訊的明官員彭琯、李逢甲、申濟芳等5人全部絞死。自成將尚未處決的原明諸官員都集中到劉宗敏處，“纍纍坐路側，按籍次第殺之。”到二更時，才停刀，釋放了其餘的人。此段出自《流寇志》卷1。
就在這天夜裡，北京城外到處張貼吳三桂討伐農民軍的檄文，約“士民縞素復仇”，有的人秘製素農，準備迎接三桂進京。
吳三桂檄文至北京，“近京一路盡傳”，人心越發惶惶。同時，謠言紛起，更助長了人心不穩，連自成的謀士宋獻策也私下對人說：“我主馬上天子，惜其殺戮太過，益造禍耳。尚有三年富貴，過此恐予術未必驗也。”此話一傳，“賊心益搖”。
十三日，天剛亮，李自成正式出師，共計馬步兵六萬李自成出征兵數，各書記載是：程源《孤臣紀哭》、《四王合傳》、《明史紀事本末》、《罪惟錄》、《石匱書後集》等記為6萬。《流寇志》記5萬，聲言10萬；《吳三桂紀略》記“發兵10萬，號0萬”；《定思小記》記10萬、《遇變紀略》記10萬。綜合各書所記，其6萬為北京發兵之數，如加上派往山海關的唐通、白廣恩餘部.萬人，已近10萬之數。先出東長安門，他親率精兵七千，“擎刀牽馬，列長安街”。在大將劉宗敏、李過等一批將領的簇擁下，自成出正陽門，留守京師的牛金星、宋企郊等官員送至金水橋。百姓聞訊，多跑到東西長安街上觀看……
在李自成和他的重要將領後面，還有幾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們是崇禎的三個兒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以及三桂的父親吳襄，各騎一匹馬，隨後而行。自成把他們挾往山海關，目的還是指望利用這幾個重要的人質，對三桂作最後一次的爭取。自成要讓三桂親眼看到親生父親還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如念父子之情，投降還不算晚。同時，他也暗示，如仍迷途不返，他會隨時將吳襄處決。自成攜帶明太子及二王，也是出於同樣的用意。三桂透過使臣和散發檄文，已向自成提出索要他們的強硬要求。三桂意在把太子控制在自己手裡，以為“中興”之計，一旦把太子朱慈烺擁上皇帝寶座，他自然就成了擁戴的元勳。自成是要三桂確信，太子及二王還健在，如願效忠故主，就乖乖歸順。他們各懷有個人的政治目的，能否如願，還是讓事實做出回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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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率大軍經通州，至密雲，過永平，浩浩蕩蕩，朝山海關進發。一場關係命運的決戰正在日益臨近。
吳三桂得到警報，李自成率領大軍十萬前來助陣，心裡確實慌了。本來唐通、劉宗敏、李過這就夠自己喝一壺的了。倘若李自成親自發兵與我較量，我可如何匹敵。看來必須請滿洲出兵相救。於是吳三桂遣使郭雲龍、楊珅馳離山海關前往瀋陽請兵。
多爾袞接待了寧遠使者，表示出兵是可以滴，但是麼這一路上的軍費開支，人員費用還缺點，希望平西伯能夠出點錢。二位使者很慷慨，拿出幾樣珍品給了多爾袞。這都是吳三桂事先給他們的，好討好多爾袞。
多爾袞還真就吃這套，看到如此珍品很是貪婪的收下，立馬腔調大變。清朝剛出動大軍，已離瀋陽，踏上了進關奪權的征途。
還在三月中旬，清朝獲知明放棄寧遠進關的訊息，就已判斷出明朝面臨嚴重危機，時刻密切地注視著局勢的發展，並“下令修整軍器”，儲備糧餉、馬匹，預定四月初旬“大舉進討”明朝。
在此之前，正月間，主持朝政的攝政王多爾袞曾遣使攜帶書信，取道內蒙古地區，尋找農民軍，企圖實行聯合伐明，從中分享勝利果實。這表明清朝統治者急於推翻明王朝，又力不從心，才出此計策。但李自成根本不予理會，遂使此項謀劃落空。
而李自成率百萬大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捷足先登，已於三月十九日進入京師，形勢發展之快，大出清朝的意料之外！這個訊息，大約在三月末至四月初傳到瀋陽。
多爾袞聞訊，迅即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當時，剛到蓋州（遼寧蓋縣）湯泉養病的重要謀臣漢官范文程被召回，參與“決策”。范文程老謀深算，胸有成竹，侃侃而言：“自‘闖寇’猖狂，中原塗炭，近旦傾覆京師，戕厥君後，此必討之‘賊’也。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其敗道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縉紳、拷掠財貨，士忿矣；掠民資、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之，卹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又說：如果國家只想留居關東，不圖大進，那就“攻掠兼施”；如想統一全國，“非安百姓不可”選自《碑傳集》李霨：《內秘書院大學士範文肅公墓誌銘》。
范文程首議，乘明朝剛被推翻，局勢混亂之機，揮師進關奪權，建立全國統治。他提出的這一戰略目標，無疑大大鼓舞了以多爾袞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的勃勃雄心。而他闡述農民軍“三敗”的論點，又從思想認識上加強了他們奪權的信心。會後，文程言猶未盡，於四月四日《清世祖實錄》，卷4載范文程的奏疏為四月四日，可知此次重要會議必在四月一至三日舉行。書千百言，再次闡明他的基本戰略思想：
乃者有明，流氛踞於西土，水路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燮伐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此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承丕業以垂休萬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離喪亂荼毒已極，黔首先依，思澤念主，以圖樂業，雖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者，不過自為身家計，非為君效死也。今明朝受病已深，不可復治，河北數省，必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夫明之勁敵，惟我國與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是我非與明朝爭，實與流寇爭也。戰必勝，攻必取，賊不如我；順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賊。為今之計，必任賢撫民，遠過流寇，則近者悅而遠者來，即流寇亦入而為臣矣。……不然，是我國徒受其勞，而反為流寇驅民也。使舉其見在者而驅之，後乃與流寇爭，非計之長也。往者棄遵化而屠永平，我兵兩次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無大志，所為者金帛女子耳，縱來歸順，亦不久留，其不服者容或有之。彼時得其城而屠之，理也，其何敢以諫？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撫者，當嚴禁軍卒，秋毫無犯，又示以昔日得內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進取中原之意，官仍為官，民仍為民，官之賢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養之，是撫其近而遠者聞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數省可傳檄而定也。……
此行（指即將出征）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當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為門戶，我師往來，斯為甚信。惟攝政諸王察之。
范文程奏疏全文詳見《清世祖實錄》，卷4、《碑傳集》、《八旗通志》等書，上述幾本書中多有記載。
清官方文獻收錄其奏疏時，已幾經挖改刪削，而上述三種所記，亦略有出入。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內閣大庫殘餘檔案，內有世祖實錄稿本四冊，封面題“二次本”，收錄範氏此次奏本，雖經改過一次，但比上述三種所記更接近原文。故本書摘引時，亦照“二次本”。
范文程在這份奏疏中，強調此次進兵，與往次進關伐明根本不同，不在得金帛子女，而要的是得“河北數省”（如《清世祖實錄》所改：“大河（黃河）以北”），佔據中原，有半壁江山，才進而有全國。他疾呼：這次進關，是清朝興亡的緊要關頭，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成大功而建一統江山在此時，失機會而遺恨將來亦此時。他正確地指明，清朝的敵人已不再是明朝，卻是更強大的農民軍，同它進行角逐而決最後勝負。為保證清朝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他規定了具體的政治政策，並建議在軍事上或直趨北京，或在山海關以西選擇一座堅城，駐兵固守，作為關內外之間的門戶，以保持前方與後方的暢通無阻。（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