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自己的船艙，張超想起跟徐溥的交談，他發現中國古代優秀的士大夫確實是國家的精英，以國家為己任不是白說的，他們是切切實實在做，但是因為歷史的局限性，他們有的時候只能是在原地打轉，甚至走回頭路，比如此時的明朝的這條內卷式發展模式。
歷史已經證明這條道路就是一條死路，既沒有扛過滿洲的入侵，也沒有挺過西方的殖民大潮，最後陷入到歷史的深淵中，所以必須要改革，甚至要革命。而對於這些士大夫則需要改造他們的思想，以適應時代的需要。
很快一位偉大的思想家王陽明就要出世，但是他的心學並沒有完成救國救世的重任，反而在摧毀了理學的同時，造成了思想的混亂，所以當明朝遇到危機時，士大夫們集體墮落了，袖手旁觀，一無所成，最後眼睜睜的看著亡天下。
所以張超要做的首先是改造思想，尋找自己的同路人，他現在有錢，有地位，有名聲，有宣傳工具，那是不是可以試一試呢。
李富貴是兵家思想，陳克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西方是國富論，果然英雄所見略同，要做事就需要先立言，那麼張超需要什麼或者說他需要什麼樣的治國思想。
他翻出了研究多時的大學衍義補，他決定來一個集眾家所長，從經濟和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兩千多年的治亂迴圈，現在是需要拋開四書五經了，而且他身邊正好有一個博學，經驗豐富的士大夫，那就先開始兩人的思想碰撞吧。
張超準備了三篇策略，論財富，論義利，論人口，從三個不同的角度闡述了他的治國理念。
張超透過對歷史的不同解讀，從勞動創造財富開始，駁斥了財富有數論，說明了勞動工具的改進帶來了財富的增加和國力的提升。結合他的發家史，他提出了第一個重要觀點，生產力水平決定統治方式，張超認為要重視工匠，提高工匠的地位，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
張超分析了他對三代的理解，認為三代時期刀耕火種的生產力水平極端落後，財富稀少，因此才會出現無數邦國，並且三代的統治核心地區十分有限，所以儒家賦予三代的種種假想都是空想，井田也只是適應那個時代生產力的產物。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隨著金屬工具的大範圍使用，牛耕的推廣，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這才有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最後秦國一統天下，根源在於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導致的財富增加，讓邦國有能力去擴張，典型的代表就是鴻溝和鄭國渠這樣大型水利工程的出現。
秦國的迅速滅亡，張超以為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制度沒有跟上大一統的國家現狀。當初為了擴張推行的軍國制度，到了統一之後，已經不太適合龐大的國土。另外當時的生產力水平還是不夠強大，所以秦國才會在建設諸多工程後，耗盡了民力，這也導致了秦帝國的滅亡。
所以到了漢初，才會重新分封，才會出現嶺南獨立這些現象，但是隨著鐵器的大量推廣，生產力又開始攀升，漢代逐漸實現了中央集權，這個時候儒家才真正興起。
對於儒家的崛起，張超認為中國龐大的國土導致的控制力不足，必須藉助儒家來凝聚全國的力量，但是這也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對外沒有辦法整合資源，所以凡是儒學昌盛的王朝，往往外患非常嚴重，比如東漢，比如宋朝，比如大明。
另外一個生產力發展的標誌就是世家大族的出現到滅亡，到了唐宋時期，為什麼世家大族逐漸消亡了，張超給出了他的看法，生產力水平提升，紙張，印刷術的出現，導致世族沒辦法再壟斷知識，這才是關鍵。
還有一個標誌就是海運的出現，中國開始探索海外，從現有的周邊幾個小國，到印度，甚至阿拉伯半島，中國人隱約都知道他們的存在，這就是生產力提高呀。
張超還零零碎碎的議論了很多，這篇策論被送給了徐溥面前，希望他點評一二，徐溥對於張超的立言之作，也是十分好奇。
這篇策論簡單易懂，論據紮實，道理說的很清楚。但是無論是論點，論據，還是結論都讓徐溥很吃驚，他沒想到張超竟然還可以這麼分析問題，但似乎很說得通，徐溥想反駁一時還真說不上來。張超還如此重視工匠的意義，考慮到張超的發家史，徐溥知道張超所說雖然有私心，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財富有數論被推翻，這個結論太聳人聽聞了，這豈不是說無數士大夫堅持了一輩子的財富觀都是錯誤的。既然財富不是有限的，那麼又如何約束皇帝約束自己的貪婪呢，他不由得陷入了深思。
第二篇是義利觀。張超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思想，逐利光榮論，他認為透過合法的手段發財是國家應該支援鼓勵的，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對於國家的穩定十分有利。但是逐利不能不擇手段，需要義的約束。何為義，最基本的約束就是法律，更上一層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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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也有大有小，為自己是小利，士大夫為國逐利，這是大利，那種鄙視利益的行為就是對國家的不負責任，是一種瀆職行為。張超借鑑了一個經典的外交語言，對於國家而言，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
然後他又分析了對於不同國家的態度。對於敵國就應該跳出義的限制，不擇手段，什麼都可以做，那種站在道德的高度隨意點評己方不義的行為簡直就是叛徒。但是任何不義也要有度，對於蒙古韃子，對於西南的叛民，對於類似于靖難的內部敵人，就不能用同樣的辦法，要注重當前和長遠利益；
對於友國，要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平等的交往，不能做冤大頭，為了面子不要裡子這樣的事情少做；
對於國內要講義，要約束自己的行為，任何握有權力的人都應該受到義的限制，特別是皇帝，他是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人民為他服務。
徐溥不由得拍案叫好，說的太透徹了。他迫不及待的把張超喊了過來，他需要好好談一下，奧，不著急，再看看第三篇。
第三篇就是論人口。張超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分析，隨著牛痘和黃連素的推廣，人口生育率必然會提高，死亡率會下降，這導致的結果就是人口大增。
他又提出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說明在當前生產力水平沒有明顯提升的情況下，人口大量增加造成的危機，這就是中國治亂迴圈的根源。
在這裡張超先知般的提出了一個預言，他認為明朝的北方有可能在未來，更準確的說，二三十年之內，有一場大規模的農民造反，根源在於北方嚴重的生存危機。
張超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因為醫藥產業的進步和棉紡織業的發展，對於明朝熱帶地區的開拓和北方遼東等地區的擴張技術上已經沒有問題，可以將這些多餘的人口遷走。
等看完張超這三篇策論，徐溥感覺手都在發抖，特別是張超對於北方造反的觀點，讓他感覺毛骨悚然。不管張超的預言是否可以實現，他都需要問一個清楚，越清楚越好，於是他讓自己的隨從記錄，他要記下這一次跟張超的交談。（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