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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岡山革命歷史紀念碑前，大家忙著與那些革命先輩們站在一起拍照留念，希望透過一剎那的影像，將自己嵌進歷史的某一刻之中。趁此空檔，我避到一邊，抽出手機給在老家的祖父打了電話。我告訴祖父，在15744名革命烈士的名字中，我找了老半天，就是找不到“胡春才”這個名字。
祖父知道我要與同事上井岡山接受革命傳統教育，臨行前交待我一個任務，要我一定找一找他的堂兄——我稱作“細公”——胡春才的名字。近些年，我按照他老人家的囑咐，已找遍了各種有可能記載胡春才事蹟的老縣誌和紅色革命活動史資料，可每一次都令他失望。
我的電話無疑又是一個令他失望的訊息。電話那頭，是祖父簡單的一句：找不到就算了。看似輕描淡寫，但我卻聽得出話音裡難以掩飾的失望。我想像得到，鬚髮斑白的祖父，此刻在他灑滿陽光的小堂屋裡，久久地握著電話聽筒，神情嚴峻，半晌無語。
祖父已經年過九旬了，每次回到林溪看他，都感覺他額頭的皺紋又深了一層，蒼老也加重了一層。祖父六歲喪母，十九歲開始與他的同道師友奔走江湖：五星命理、風水地理、武術傷科、戲曲雜耍，他樣樣涉足，樣樣都出類拔萃。他行過萬里路，閱過無數人，算是見過不少世面。按理說年紀越大，記掛的事就越少，可是對堂兄胡春才的事，這些年他卻一直記掛著。自從我進城做了機關幹部，他就一直沒忘記要我尋找各種史料上關於胡春才的記錄。我一次次空手而回，讓他的希望已經渺茫。可他卻始終認為，他的堂兄胡春才是為革命而犧牲的。
每年總有幾次這樣的日子——或者是某個節日，或者是家族中某個人的某種喜慶日子——祖父的九個兒女以及數十個孫輩、曾孫輩們各各暫時放下手頭的生意、事業或者學業，從各地陸續回到林溪。老老少少的一大家人在院子裡圍坐在祖父身邊。陽光照進院子，空氣中鞭炮的硝煙還未散盡，家養的幾隻黃狗在人群中鑽來鑽去。祖父一下子陷入了回憶與往事之中，他點起一支捲菸，在騰雲駕霧中開啟他的話匣子，前五百年後五百年的陳谷爛米，就從他的口中徐徐道來。
我已記不清祖父已經是第多少次用他滄桑而又充滿自豪的口吻講起他的堂兄胡春才參加革命的往事了：
“我是1919年已未年出生的，春才大我四歲，乙卯年出生。我19歲出道跑江湖時，春才已經過世好幾年了。
“參加革命時，春才還不到0歲，我現在還記得他的樣子，很標緻的一個後生，人高馬大，身強體悍，說起話來聲如洪鐘。當時，我伯伯在林溪村沒有了田地，日子混不下去了，就帶著一家大小投奔到南邊山上的良山鵲橋去給人家種田，本想賺碗飯吃，哪知道這一去竟把個兒子搭進去了。
“南山一帶深山陡嶺，人煙稀少。這裡山連山，據說一直連線到了井岡山。當時良山、九龍山附近一帶正在鬧革命、走紅軍，三天兩頭聽到有錢的大戶人家半夜被紅軍綁了去，索要錢財才能贖回完身。鄉里組織各村湊錢湊糧，成立了聯防隊，防止紅軍再來綁人。但根本就防不了，照樣是常常有人被抓走，有的抓走了就沒回來過。
“不知怎麼，春才與紅軍聯絡上了。起先是白天在家種田，晚上幹革命；後來，乾脆不知道人跑哪裡去了，整天在外頭不歸。大約隔了半年，春才回來了，腰間插著一把鋥亮的手槍，威風凜凜的，說是參加了紅軍，當了個排長，回來打土豪，將來要把田地分給沒有田的人。當時那一帶有錢人聽到他的名字都心驚膽戰。
“後來的事還是出在朋友身上。一個與他一起幹革命的兄弟，得了人家的錢，串通那些有錢的人要捉住春才。可捉住春才也沒那麼容易，他在山林裡神出鬼沒，有時一出去就十天半月不回。
“這次，大概是五月邊，端午節前後的樣子，這兄弟邀他到家裡喝酒。春才哪裡知道這革命兄弟已經反了水？心想，革命兄弟請喝酒，也沒什麼害怕的。就去了，也還帶了槍在手，以防意外。可等酒喝得正酣時，猛然聽到屋後起了一聲槍響。原來是前來捉他的聯防隊員不小心擦槍走火了。春才是個很精敏的人，聽到槍響立即扔了手中的碗筷往前門逃跑。這個得了錢財的兄弟，趕緊跑過去抱住春才，說，兄弟你不要走，你走了，他們會說我故意放走紅軍，會把我抓走；你不走，我會跟他們說清你不是紅軍，你我都沒事。說話間，這兄弟兩手還緊緊地箍著春才的腰身不放。這時，從後門口衝進來幾個人，手裡晃著刺刀槍。看到這架式，春才使勁一把掙脫了這兄弟的雙手，從屋子側門口逃奔出去。
“這時正是農曆五月邊上，水禾正在灌漿，正是曬田的時候，田裡的泥還是稀軟的。春才從屋裡逃出來，哪裡還挑揀什麼路不路，只一門心思逃，想不到一出門就陷進了這樣的禾田。兩腳都是泥，哪還跑得動！
“還沒跑出幾丈遠，後面的聯防隊就追上來了。結果，自己還沒來得及拔槍，就倒在亂槍下……二十歲上下的人，沒結老婆沒生崽……”
講到這，圍坐的人就都一陣噓唏。這噓唏裡有對祖輩春才的惋惜，也有對革命中所作出犧牲的感慨。
“大概五幾年——剛解放的那幾年，我在宜春地區文工團學習寫劇本時，就用春才的真人真事改寫成了一個劇本，老師都說寫得蠻好，還獲了宜春地區的一個什麼獎。老師誇我故事編得好，可他們哪裡曉得這是真人真事！”
“八幾年，有一天，我正在田裡做事，大隊幹部叫我和幾個人到村委去一趟。原來是縣裡派人來問起春才的事，問他有沒有後人。我們都如實報告，告訴他們春才連婚都沒結，哪會有什麼後人。哪曉得，報了會有補貼的，算是革命家屬。本來他是有過繼到他名下的侄子，結果沒報，縣裡以後就再也沒人過問了……”
每次，祖父的講述總是在親友們的一陣嘆惜中結束。大家將討論的話題自然就轉到了各種假設上去了。諸如，當初要是沒死，今天當是如何地發達顯要；如果八幾年縣裡來調查時報了後人上去，村裡誰又會如何地受到優厚待遇；現在應該再去向有關部門申報之類云云。
春才早已被遺忘了，像很多革命者一樣。對於今天的林溪而言，他是否曾經存在過，都已不再有多大意義，他不曾影響過哪一個人的存在，不曾改變過村裡的任何草木。可細想之，其所嚮往的中國革命，卻又無不深深地影響著、形塑著今天林溪的所有。1949年後，和全國大多數地方一樣，耕者有其田的樸素願望在林溪村變成了現實。難道說，這現實的變化之中，就沒有春才用生命付出的一份功績在其中？
春才沒上過學，談不上什麼文化，或許也不懂得什麼高奧的革命道理。但他參加革命卻是真誠的。他無田無地，純粹一個遊民。他出自於改變自己處境的強烈願望參加革命。他與他的父親一樣，只是強烈地渴望有田地耕種而已。
在某種意義上，春才是林溪村第一個為土地而犧牲的人。當往事成灰，歷史已經大寫之後，人們往往喜歡把一些細微的小事說成宏大歷史的一部分、或某種看似十分完美的詮釋系統的某一個環節，卻偏偏不願去承認那些有血有肉的、餘溫尚存的細節。既使我們繞開這些宏大的敘述，也不難想象，在這樣一個革命者的心裡，對土地到底有著怎樣的焦渴，一個人的生存到了什麼狀況或者說他的眼中看到了什麼，才至於鋌而走險？在並不算漫長的生命中，他又飽受過多少飢餓、寒冷與顛沛流離？而這些又如何使他最終表現為對土地的追求？而一塊土地，又會給他無所依靠的心靈帶來怎樣的撫慰？也許，當年只要一小片土地，就足以熄滅他心裡陡然升起的革命的火焰！
有人說，土地是農民的生命。的確，對土地的不懈追求，似乎是農民近乎永恆的生活主題。在林溪，這種對土地的不竭追求，並沒有隨著春才的去世而停止，只不過，它總是改頭換面，在另外的地方、以另外的形式演繹著。
我沒見過1946年夏天的林溪村是什麼樣的，是否和後來所有的夏天那樣草木蓊鬱、暑氣蒸騰，是否也有草葉的氣息讓人陶醉，是否也和大多數時候一樣，雞鴨成群，在村前村後繁茂的荒草叢中嬉戲鳴叫，充滿了世俗生活的甜美與寧靜。
我也無法知道，1946年的祖父，尚且年輕的額頭上是否開始疊起皺紋，無法知道祖父將自己奔走江湖七年的不薄積蓄交給鄰村的地主時，心中起了怎樣的波瀾。
但我知道的是，1946年的祖父，肯定不知道遠在千里之外的重慶，正在進行著一場決定著中國未來的談判，並最終談判的結果成了一紙空文。否則，祖父或者用不著在僅僅數年之後就將全部的土地悉數拱手交出。
或許，只有林溪村的草木和流動的風記得這一切。
祖父揹著那只身影不離伴隨著他行走江湖多年的經包（用於放置算卦的萬年曆、看風水的羅盤等工具的包袋）像往常一樣回到了林溪村。他的經包再一次被銅錢和現洋充填得鼓脹起來。加上他前些年的積蓄，他已攢下了一筆不小的財富。對於一個多半時間處於赤貧的人來說，這筆財富足以讓人陶醉。就在他用滿足的眼神再一次清點自己家當的時候，祖父忽然產生了一個出乎意外的想法：我要買地。
如果時間倒回1946年夏天，我們可以看到：祖父一家五口，膝下現在兩男一女，田地十三畝，生活還算寬裕。十幾畝土地，這在當時當地而言，也並不算少，即使不用外出行走江湖，一家人的生活也應該衣食無憂。更何況，祖父總是隔三差五地揹著他的經包外出“做生意”，短則一次十天半月，長則一次數月之久。他的活動半徑輻及贛中的大部分地區：吉水、泰和、新幹、樟樹、峽江、安福、分宜、新喻等縣。他一路結下了不少江湖朋友，依靠他們落腳。而那些被生活壓得透不過氣來的底層貧苦農民，則像迎接神一樣等待著我祖父用他的“五星命理”去點破他們命運的玄機，從而在無盡的苦難中獲得一點點可憐的心理慰藉。當然，在他們獲得慰藉的同時，祖父經包中的錢袋也漸漸隆起。
我有時覺得，那時候的祖父不是一個江湖術士，反而更像中國舊社會的一個民間精神導師，更像基督教社會中的牧師：他上通上帝，下達百姓，向上帝他求告百姓的苦難與救贖之道，向百姓他傳遞上帝的忠告與命運的不可違逆。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買土地都不是祖父最緊迫的事情。他是農民，卻並不依靠土地而謀生。那他購置土地的動力來自哪裡呢？籠統地說，也許是中國農民的思維與習慣定勢，是安土重遷的文化使然。具體的解釋也許是：祖父長年奔走江湖，每天睜開雙眼看到的都是不同的面孔與不同的風景，在他看似春風得意的背面，內心深處隱藏著一種深深的不安，一種對生活無所依託的漂泊感；或者說，在他獲得尊嚴的同時產生了一種對時間消逝的虛無感，江湖的陌生與險惡，讓他置身於隨時可能失去一切的恐懼之中，而唯一能消彌漂泊感、平息不安與恐懼的，無疑就是那無法移動、近乎永恆的土地。
祖父看上了村口最上等的七畝地。這七畝地，水口好，天睛不幹，久雨不澇，是一塊可當秧田的上等好地。可不知什麼時候，這七畝地已經屬於鄰村的一戶勢力強大的大戶人家了。
這並沒有動搖祖父的決心。他開出了比通常高出三倍的價格，幾乎是傾其所有家產。當祖父最終將價開到每畝00塊大洋時，大戶人家也覺得不好意思再訛詐下去了。
看著兩千多塊沉甸甸的大洋譁啦啦地倒進大戶地主的錢袋中，祖父的臉上應該綻開了一絲不容易覺察的笑容。他心裡踏實了許多，即使江湖再大的險惡，也從此有了二十畝土地忠實的護佑。
之後的祖父，依然是揹著經包行走天涯，依然是一出門就十天半月，依然是披星戴月、跋山涉水。他不得不比以往更加勤勉。他隨行的物品中從此多出了一個黑陶油罐，裡面注滿了清潤的菜油。每當在一個地方歇下腳，祖父就取下油罐，在夜幕降臨的時候點亮燈芯，將那本早已翻破了的萬年曆和另一本爛熟了的《易經》在桌上平鋪開來，慢慢研讀，在六十四卦中參悟命運的變幻莫測，一任街門外鶯歌燕舞，直至燈臺上清油將近，火苗漸熄。
祖父當然無法預測到三年後的變化。1949年，祖父在地裡轉悠了幾天，最後在痛哭流淚中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極不情願地交出了包括這七畝地在內的所有二十畝土地給人民政府的農會清算委員會，與全村人一起平均分配。祖父自己這時也成了農會清算會的委員。不管你是多麼酷熱積攢土地，最終也抗逆不了歷史的命運與時代的巨大慣性。1956年，祖父又在半強制半自願中將分配給自己的土地悉數交給了農業生產高級社。至此，祖父已經一無所有。他的經包已經多年不用，他回到了林溪，成了生產隊一名每天按時出工的勞動者。站在那些曾經花費了他幾乎所有積蓄購置回來的土地面前，祖父從此埋藏了對土地的所有熱情，與村裡的任何一個阿貓阿狗一樣，成了一個冷靜的旁觀者。
無論貧富貴賤，土地全部歸集體所有，這樣，反而將一個人對土地的渴求熱度降到了冰點。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如果說祖父對土地的嚮往歷經了一個由熱而冷的變遷，那麼完全可以說，父親經歷的則是由冷而熱的過程。歷史往往就是如此詭異無常，任意在他的主人身上打下令人啼笑皆非的印記。
1996年，當父親帶領全村男丁，牽牛肩耙，強行翻耕那與鎮政府爭議中的100畝農場地時，父親對土地的熱情達到了頂點，也完成了他對土地由冷到熱的一個完整輪迴。
我常常猜測，那應該是一個早春的天氣，柳枝上的芽尖兒已經暴脹開了，太陽開始明亮起來，照在身上溫暖和煦，但水裡卻還殘留著幾分冬天的寒意。田地裡青青一片，長著冬綠的雜草，還沒有從冬天的沉寂中甦醒過來。隨著陽光的轉暖，地裡一年的安排應該明確，多少地該種水稻，多少地該種棉花，多少地該種瓜、種豆、種各色蔬菜，都要做出詳細的安排。
晨色微明時候，父親就扯著嗓子在村子裡喊起了話：“今天上午去農場翻田喲——一家一個人——”飯後，村裡的男人們就陸續出來了，村裡通往下風的機耕道上，人聲喧鬧起來，趕牛的吆喝聲，大聲說話的聲音，在早春的田崗上形成一道別樣的景緻。他們往下風的那個鎮政府農場浩浩蕩蕩地進發，像是開赴一場偉大戰爭的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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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溪村南邊的那岸水田名叫下風。出村不遠處，在一片田地中間，突兀地立著幾間老式的磚瓦房，低矮、整齊，不像民房那樣別緻地錯落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公社農場。這個農場原本是六十年代初人民公社時成立的，從林溪村劃出了一百畝水稻田給了農場。進入九十年代以後，鄉鎮企業都已經破落，這樣的農場也早已名存實亡。現在，農場將土地全承包給了兩個外地人耕種。前些年，林溪村村民幾次自發組織向鎮政府討要土地，每次都在等待中漸漸沒了迴音。感覺被愚弄的林溪村民準備不再向鎮政府討要了，而是採取行動。父親，作為一個德高望重的老黨員、老村幹部而被大家舉薦為帶領者。在過去的四十年裡，父親作為入黨積極分子、黨員、生產隊隊長、村團支部書記、民兵營長、大隊長，不止一次帶領過村民。他帶領村民興修水利、平整土地，帶領大家大煉鋼鐵、帶領大家扒掉各家各戶小灶共吃“大鍋飯”，帶領大家將糧食“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帶領大家在地裡數十人集體勞動，帶領大家搞“文化大革命”，帶領大家劃階級、割資本主義尾巴，帶領大家鬥地主，帶領大家抓生產，促發展，帶領大家“農業學大寨”，帶領大家分田到戶，帶領大家植樹造林、科學種田，帶領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帶領大家種棉花……
父親無論如何也沒想到，從村委會幹部崗位上卸任五年後，他會再一次帶領大家，用行動去奪回屬於自己的土地。之前，他總是帶領大家去完成上級的某項任務，而這一次卻是帶領大家去與政府索要自己的土地。有諷刺意味的是，四十年前，正是他代表林溪村兩百名社員在公社劃出一百畝土地給公社農場的文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僅一個上午，村民幾乎將百畝水田全部做樣子般地翻耕了一遍。試想，數十個人與牛的組合，在一百畝地裡來回耕作，趕牛的吆喝聲與充滿喜悅的談笑聲，迴盪在初春田野上，金黃的油菜花開得正燦爛，在遠處的地平線上襯映著，這是怎樣一幅唯美的圖畫呀。
儘管後來鎮裡以聚眾鬧事為由，給了父親黨內警告處分，但最終土地還是歸還到了村裡。這年夏天，水田裡的稻子長勢喜人，與下風的稻子連為一片，從此不再分出彼此。
處分決定書是鎮政府小習送來的。他是父親多年的朋友，在村委蹲點的那幾年，漸漸與父親有了私交。父親用他那雙接過數十次優秀黨員、優秀村幹部榮譽的雙手接過處分決定書。父親竟然十分坦然。也許他知道，承受這懲罰的，並不是他孤獨的一個人，還有他背後所有村民。父親笑呵呵的，留下小習吃了午飯。席間，兩人話語良多，從來滴酒不沾的父親，竟然喝下去一瓶啤酒，酒後，一向堅強的父親淚眼滂沱。小習也大醉而回。此後，兩人成莫逆之交，友情愈篤。
我想起艾青的詩句：“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情。”（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