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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將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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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村莊的命脈,村莊靠土地來供養、來依附、來寄託,就象靈魂離不開肉體的外殼一樣。”在清明節族人聚會時,我對林溪的堂兄弟們說。

那天,我們全族男丁在村莊的祖墓地掃墓。拆遷的訊息越來越緊,矮江村、何當村幾個鄰村都已動工了,我以為這是我們最後一次按照傳統的方式集體祭掃祖墳了。一早我就從城裡趕回林溪,沿著泥濘而親切的田埂小路,一路踉蹌著到了三晉林裡墓地。開發區徵地的定位木樁已經將這片墓地包圍進去了,剛打下的白色石灰線,越過田埂、池塘與田地,看上去就像一個巨大的、強行切入村莊的刀口。儘管墓地搬遷在即,我們還是虔誠地培土、點香、祭酒,比任何一次都不馬虎。甚至,幾個堂兄還有意在墓地旁邊堆起幾堆土,看上去像墳那樣,以便到時遷墳,可以向政府多要每個墳三百元的遷墳補貼。

鞭炮噼裡叭啦響起,初春的墓地上空,一股青色的硝煙升起,與村莊那永恆的炊煙緩緩地纏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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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清明會餐,照例在堂兄髮根家的樓房裡。七八桌熱氣騰騰的菜餚擺上來,孩子們在走廊上躥來躥去。不知誰家的黃狗也聞香而來,在桌子底下亂躥,被大人一次次地喝叱著趕開。沒有一點悲傷,沒有一點哀怨,連一點清明節該有的肅穆都沒有,相反,空氣中瀰漫著一絲喜慶的氣息。我與同齡的幾個堂兄弟推杯把盞,臉膛很快被酒精醺得陀紅。喝著喝著,就講到村莊的拆遷,講到童年,講到賺錢謀生,講到沒了村莊後的未來。我忽然傷感起來,想起村莊的未來,就說了這句話。但我的話很快就被兄弟們的勸酒聲蓋了過去。顯然,這不是適合傾訴衷腸的地方。

也許他們並不這樣理解土地,這只是我過於文人化的矯情罷了。畢竟,我與他們不一樣,離開林溪、離開土地已經快二十年了。我一直在政府機關工作,閒暇之餘,讀過幾本書,身上的文人氣息日益增多,而與林溪、與土地之間的現實關係,卻越來越趨於淡泊、疏遠。我的衣食住行都完全依賴城市,我的食物在商場裡而不是在田崗裡,我的收入在銀行的工資卡上而不是在農作物的收成裡,我的悲喜在上司的顏色裡而不是在村莊的未來裡。林溪村的土地肥瘦甚至存留,都與我不再產生直接的關切。用村莊裡伯伯、娘娘們的話說,我早已經是“洗腳上岸”了的人。

但奇怪的是,離開故土越久,我就越對她難以割捨,她也越糾結在我的心靈深處,以至成為我心中難以繞過、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心結。每次林溪村稍有風吹草動,就要驚擾我敏感的神經,觸動我滿懷的憂思。在談起土地時,我儘量剋制自己的感情,怕自己文人的酸氣會遮蔽或篡改我對林溪真正的、純粹的情感。我甚至擔心自己正在加速變成一個生活的審美主義者而不是現實主義者。但這樣的感情仍然是無法剋制的,當開發區對林溪村土地的徵購開始時,我對它的情感近乎狂熱。

也許,這樣的傷感,與其說是我在離開林溪之後的鄉愁中生長起來的,不如說是我在林溪即將拆遷的陰影中加速積累的。之前,即便我在城市裡生活的日子,我也總是很自然地將林溪作為永恆的心靈歸宿之地,作為我永遠隨時可以回去的地方,作為我生命軌跡永遠不會改變的圓心。我早已把它作為我人生所有榮耀與恥辱的出發地、歸宿地。

在城裡生活,我常常有意無意地把自己與那些不知道自已故鄉何處的人區別開來(當今,這樣的無根遊子越來越多)。我覺得沒有故鄉的人是值得同情的,不但因為他們缺少地理意義上的歸宿地,我還常常覺得他們的榮耀與恥辱無人分享,這就像一個失去觀眾的演員一樣令人沮喪。故鄉的存在,使人自信,讓人牽掛,給人無窮的精神養份和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我把故鄉視為永恆。

隨著拆遷的日漸臨近,我忍不住更加頻繁地回到老家林溪,看看那些不久就將永遠消失的田疇、草木與村舍,看看我童年赤腳踩過的那些田埂、玩耍過的那些草地,以及那些用永不變更的姿式立站了數百年不曾挪動過一步的老樹……我心中的眷戀隨著預感到的拆遷而瘋長。如果有一天拆遷的命令下來了,我會感到自己立即要被連根拔起,像所有那些我可憐過的沒有故鄉的城裡人一樣,成為人世間一棵漂泊之萍。

這將是一次永恆的漂泊,一次永遠不再會有著落的流浪。沒了故土,我將從此與所有城市生活中的漂泊者一樣失去精神的港灣。我到城市生活已經十幾年,城市除了給我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之外,給我最大的感觸就是:城市生活是一種沒有根的生活。在人行道等候紅燈的時候,我從眾多各異的臉孔上發現一種疲憊,這是漂泊者的疲憊,是一種精神沒有根基、沒有歷史可以攀附的漂泊。我向來覺得,城市只有城市本身的歷史,而沒有城市人的歷史,城市人的背後是空洞的,他們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又向何而去。這些沒有歷史的個體,註定是孤獨的個體,他們像原子一樣單個地而非族群地生活在城裡,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祖先來自哪裡,也不明白自己血管中淌著什麼樣的血液。他們由祖先從歷史深處垂延下來的血脈線索,迷失在從鄉村到城市遷徙的路途中。

他們,只是漂泊地生活著。

我曾經是多麼熱烈地迷戀著漂泊,迷戀著自己有朝一天像江上的浮萍一樣,隨波逐流,每天迎著不同的太陽,行走四方,浪跡天涯。當那個揹著吉它的流浪者從我正在就讀的太和圩中學大門口經過時,漂泊流浪的意念立即在一顆稚嫩的心中瘋狂地滋長。我似乎找到了自己漂泊生活的正規化。我羨慕他揹著一個簡單的行囊,唯一的身家僅是那把半新不舊的吉它;羨慕他年紀輕輕卻滿臉滄桑,衣衫不整、蓬頭垢面,卻掩蓋不住炯炯有神的雙眼與自我陶醉;羨慕他身上無拘無束的自由與放浪形骸。我多想隨他而去!可是我不會吉它。如果我有一把他那樣的吉它,我一定會放棄學校的功課遠走他鄉。

今天想來,我當初的這種意念,或許來自我對土地、對故土的逃離。很小,一種逃離感就緊緊地抓住著我。那是對林溪的逃離。我不清楚是什麼在遠方一次次地召喚著我,但我內心深處的呼喚總是響在我的耳邊、我的夢裡,那麼宏大的聲音,似乎只有我一個人能聽見。我還太小,不知道故土的重量與含義,更不懂鄉愁為何物。我只覺得任何一個陌生的地方都充滿異域的誘惑,都比我熟悉的林溪好,太陽比林溪紅,月亮比林溪亮。這種意念糾纏著我十幾年,故土竟以一幅枷鎖、一種約束呈現在我成長的歲月中。

當時,我並不十分清楚自己所要逃離到何處去,也許哪裡都一樣,只要離開故鄉就行。後來,當我傳說一般地聽到一種叫城市的地方時,我才恍然大悟,也許那種不斷地點燃我逃離慾望的永恆的召喚就來自這樣一個地方。有同齡的親戚從城裡下來過暑假,他們告訴我關於城裡的事情,他們用悅耳的普通話與彬彬有禮的教養,為我描繪了一個天國一樣的理想之地。那裡沒有曬得讓人脫皮的毒太陽,沒有灰塵與泥土,沒有難以承受的體力勞動,但卻不缺糧食,在平坦的路上,有來往的汽車開過,有高樓大廈,有連環畫冊……於是,城市成了我逃離的方向。在我還沒有親眼見過它的時候,我的心裡早已搭起了一座虛幻的城市。她很快變成了我的一種夢想,一種心靈的圖景,一種無邊的想象。她時常進入到我的夢境之中,撩拔著我的慾望。她也進入了我的日常生活,成為我忍受著超過與我年齡相符的勞動強度的強大理由。

***年,我被新餘師範學校錄取。當我捧著錄取通知書時,我感覺自己不僅是要進城求學了,而是要走進夢中去了。轉眼間,夢幻一般的城市已近在咫尺,我彷彿看見一座金碧輝煌的宮殿向我敞開著它高貴的大門。那是夢想中的富貴溫柔鄉。我覺得自己成了一隻學會了飛翔的小鳥,終於可以遠離老巢遨翔遠方,一種從未有過的自由與暢快油然而生。我歷盡艱險困苦,終於抵達了城市!現實的考慮從來沒有人懷疑過由林溪到城市的正當性。父母親為我的升學在村裡大辦宴席。他們放下了三百六十五天從不曾放鬆的莊稼活兒,非常慷慨地用了一週的時間,將老屋收拾得乾淨整潔。擺放八仙桌時,母親抬起頭看著我,我看到她額頭上晶瑩的汗珠正在滾落,臉上寫著從未有過的喜悅與榮耀。

我的戶籍立即轉到城裡,戶籍單上的“戶籍性質”一欄上寫著:非農。我竟然奇跡般地抵達了夢的對岸。我的抵達也是父母的抵達,也是林溪村人的另一種抵達。他們自己一生都沉陷在林溪村的泥淖中,和我們共同的祖先一樣,在林溪的土地裡不曾離開半步。對他們而言,林溪村的土地既是依靠,也是枷鎖,不管林溪村貧瘠還是富饒,他們都已無法脫離。上世紀九十年代,隨著農業稅賦的加重,枷鎖日益沉重。而我作為林溪村的一分子,我的成功逃離成了他們的榮耀,就像一個年屆中年被命運之神遺棄的人,忽然看到自己的兒子擺脫命運的困厄而感到無比的榮耀。

對故鄉一次次逃離的衝動,正好契合了我青春期的叛逆。師範畢業那年,我曾幻想遠走他鄉,並一度跑去向老師申請去遙遠的新疆,因為那裡是自己有可能抵達的最遙遠的地方。我去找過老師,得到的是老師一臉的困惑、不解和規勸。我的夢想被“定向培訓”所粉碎,“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強大原則根本就無視我這個看起來天真爛漫的聲音。回到老家,在簡家村教了兩年小學之後,我再也受不了孤獨寂寞的鄉下生活,那個暑假,我隻身坐了一天一夜火車跑到廣東惠州投奔做生意的叔叔……我不停地走,不斷地尋夢,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只要離開故土就行,不管是荒漠戈壁還是天涯海角。

多年後的今天,青春的熱情已經褪去,虛華落盡,漂泊的生活追求也悄悄被安穩的理想所替換,那份遠離故土的衝動也已成為一種記憶。多年城市生活的磨礪,更使我對城市與鄉村有了新的理解,作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圖景,它們在我心目中所呈現的圖景已經發現了巨大的變化。在這個空氣汙染指數常年不達健康標準的城市裡,林溪村諸多美好的事物日益顯現,日益成為我理想生活的一種投影。由遠而近、然後又由近而遠的城市生活,於我而言,再也不是夢想中的最美圖景,它留在我價值座標上的還有病態的發展、難以滿足的物慾和永不肯消歇的鬧騰。

當年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城市,僅是為了逃離林溪;而今天我要逃離城市時,林溪卻又在拆遷的陰影中走到了最後的時日。正像許多沒有故鄉的城市人一樣,不久的將來,回家,也將成為我人生辭典中一個空洞的虛詞。

如今,堂兄堂弟們已經是林溪村的主角,他們大多正處中年或青年,在家庭、在社會、在家族中,他們都是中堅者。他們其實是當年沒有來得及的逃離者。他們沒能像我一樣“洗腳上岸”,土地拌住了他們的腳,他們就將腳一直踩在泥土中。其實他們一直在逃離。當土地漸漸變成一種束縛,甚至僅僅成為不堪承受的農業稅賦的代名詞時,逃離便成為一種必然、一種普遍的行為。

他們用自己的方式逃離。城市仍然是年輕人逃離的首選目的地。背起行囊,他們匯入了南下打工者的滾滾洪流,像他們一樣的逃離者數以億計,他們也許並不孤單。深圳、東莞、廣州、溫州、上海、寧波……那些原本十分遙遠而無關的名字,因某個青年的關係,一夜之間就和林溪村形成了某種牽掛。正根在寧波踩了好幾年黃包車,雲德後來開上了計程車,大寶初中畢業後在深圳、珠海與東莞一帶,八年之後才回到村裡娶妻生子……但在008年春,這些在村裡消失了多年的身影,都商量好似的,不約而同地回到了林溪。林溪耐心地豎起耳朵,傾聽著一個金融危機故事的N種傳說。回來,也許是他們必然的命運,是一開始就註定了的最後的結局。他們與易卜生筆下的娜拉沒兩樣,不是死去或墮落,就是回來。只不過,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讓他們以如此整齊的步伐回到了村裡。可是,這樣整齊的步伐與各自的返回又有什麼兩樣呢?他們的土地還在,他們並沒有真正地逃離過土地。城市,於他們而言,更是一種虛幻的影像。他們回來後只是說,我去過,我見過,從來不說擁有過。那裡是別人的城市,別人的生活,哪怕待得再久,也要回到自己的老家,也要回到林溪。林溪才是他們的永久家園。闊別林溪八年的大寶,見了我猶豫了好一會兒才敢叫我,他似乎成了村裡的一個陌生人。他人樣都變了,當年清瘦的一個小夥子,現在成了一個肥頭大耳的胖子。但一張嘴,依然還是家鄉地道的方言,讓人覺得既熟悉又陌生。

徵地了。拆遷了。回到林溪,我聽到的不僅僅是依依不捨的留戀與嘆惋,也有熱烈的歡呼。我知道,堂兄弟們與我不一樣,他們與土地之間長久以來積澱下的恩怨並沒有算清楚,感恩與仇恨,厭惡與留戀,各不相同。有人看到的是土地對生命的供養,有人看到的是土地對自己的束縛,有人急切地歡呼土地終於可以變現,而有人卻沉靜在對土地無盡的思戀和不可自拔的感情漩渦之中……

他們只是想進入城市。可他們前腳還沒有邁進城市,後腳的土地就已經被人刨去。或者說,他們腳下的土地已經被人刨去,所以他們才不得不邁入城市。他們是“被城市化”的農民。這或許就是自己,在一些場合聽到有人鼓吹用所謂“減少農民”的方式推進城市化時怒不可遏的原因所在。(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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