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城裡回到老家，看到了令人感慨萬端的一幕：在進入村莊的路上，一道正在砌的圍牆將村子前面的一大片水田圍起來了。應該種水稻的田地裡蒿草萋萋，與另一邊油油的水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圍牆只留下一道口子就要合攏了，很快，這條村民們世代進出、走過千萬遍的路也就要廢棄了。
六月，水稻的收穫季節還沒到來，是相對農閒的季節。砌圍牆的青磚堆放在鬆軟的田裡，五六個男子是泥工，**個婦女是幫工，都是我家族的堂哥堂弟、七姑八嫂。他們將磚塊一口一口地碼起來，越砌越高。三米高的圍牆擋住人們的視線,站在牆根下，湛藍的天空被工業園硬生生地切去了一大塊。
烈日下，村民以慣有的快樂掩蓋了他們此刻的心事。我無法知道他們此刻的心裡想的是什麼。或許，他們已不太想自己與這土地的關係，或許正在為得到不菲的徵用土地補償費而竊喜。可我沒有。當我從他們中間穿過，那些關於土地的汗水與淚水、企望與失望又都浮上心頭。
我曾經是一個在這裡生活了十幾年的地地道道的農民，可我卻曾經非常強烈地憎恨過這土地。那時我揹著書包在夕陽的餘暉裡回到家，父母親早已安排好了我要做的農活。給棉花地除草、給水稻田灌水、翻紅薯藤或者和父母一起去種豆子——都在我的農活範圍內。我一邊催著自己早點把活幹完，一邊盤算著要去掏鳥窩，要去採摘熟透的野山楂。可太陽一點點西沉，終於掉到草垛山的那一頭去了。棉花地沒鋤完——父母親還沒有一點收工的意思。失望漸漸揪住了我的心。再過兩天，鳥窩裡的小鳥就羽翼豐滿出巢了。為什麼總有幹不完的農活呢？為什麼有這麼多地要耕種呢？要是少一點土地該有多好啊！
一個夏日的午後，我們全家大小在旱地裡種黃豆。烈日下的午後，天氣變幻莫測，天邊堆積的一團烏雲傾壓過來，空中瀰漫雨腥味，我甚至聽到遠處雨點叩打大地的響聲。我們勸父親快回家避雨。可父親沒走，我們也沒走。豆子只差最後一壟沒種下了，父親沒有放下手中的工具。一陣勁風過來，吹翻了立著的木桶。不幾分鐘，蠶豆大的冰雹紮下來——我平生第一次和父母親一起經受如此刻骨銘心的洗禮。
就這樣，我在年少不諳世事的時候，就常常因為做不完的農活而把憤怒傾向土地，常以為地些無聲的土地束縛了自己，卻不知道土地以其豐饒養活了我的肉體，培育了我的精神。至少，我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家，有一個不管走到哪裡都會魂牽夢縈的地方。正是這一片可以“回去”的土地，使自己在城市生活中少了些無所依託的漂泊之苦。
世上很多事往往就是這樣，當我們弄明白了的時候，又已經為時太晚。等我漸漸明白了土地無私地養活著自己，對土地日益充滿敬意與感激時，我又成了少數得以離開土地進城的農民中的一個。
父母還在村裡，依然守著土地養活自己。多年過去了，勞作讓他們的身軀更加佝僂，土地讓他們的白髮一天天增加。看著歲月在他們臉上刻下深深的溝壑，我忍不住勸父親：“把田送人吧，你們年紀大了。”
“送人？這年頭，誰會要田？”父親扳著手指頭，一筆一筆地跟我算了算種田的收入與開支。那些年，種田的收益已低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就算風調雨順，除去成本和村提留、鄉統籌、教育附加費之類，收入竟所乘無幾。
“那就不種了，拋荒算了。”
“拋荒？”父親一臉愕然。他種了一輩子地，對土地有著深厚的感情。是否拋荒，對他來說其實不僅僅是成本核算這麼簡單。放著肥沃的土地不種，對他來說簡直是一樁罪過。
第二年，還是拋荒了。我不知道父親內心經歷過怎樣的矛盾。村裡拋荒的還有不少，在大片綠油油的莊稼中間，常常東一塊西一塊空著，長滿雜草，嵌在大片青翠的稻田之間，就像一頭秀髮上長了許多癩瘌。很多人都南下廣東東出江浙打工去了，留在村裡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
父親常常獨自一人悶悶地走在田埂上，看著這些田野中的癩瘌良久無語。
幾年後，這種情況才有所好轉。政府發放了種糧補貼，田地裡再也看不到拋荒的“癩瘌田”了。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陸續回到村裡，回到了土地中間。田野又恢復了它盎然的生機。
可最近，開發區在村裡徵去了土地數百畝。眼下，一個新的工業園即將在稻田中間破土而出。圍牆是工業社會的象徵，農業社會只有籬笆。一道圍牆切開了這田野上的天空，割斷了那些原本連成一片的土地。那些喜歡在莊稼地裡竄來竄去的風，那些愛在溝渠裡游來游去的魚，和在空中飛來飛去的蟲鳥們，認識這圍牆嗎？而腳下這些肥沃鬆軟的泥土，當有一天它不再生長著莊稼，卻生長草坪或者鋼筋水泥叢林時，會作何感慨呢？他們會為走出農業時代而興奮，還是會為失去樂園而痛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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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外出打工回來的村民，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他們正用自己的雙手將圍牆砌起來，將自己圍在土地之外。（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