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角是瞿秋白。
八七會議之後，瞿秋白何以成為中共中央的總負責人？建黨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擔任宣傳和理論方面的負責工作，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政治主張，對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有貢獻。在陳獨秀推行右傾投降主義時，他曾進行抵制。在中共五大期間，他又旗幟鮮明地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因此，“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被撤銷以後，大家很自然地就推舉了他”。從這個意義上說，瞿秋白的當選絕不是“歷史的誤會”。但是，瞿秋白畢竟是一位帶書生氣的共產黨人，他那特有的教授式的文雅風度，以及與火熱的工農運動脫節等弱點，是不可能把苦難的中國引向光明的彼岸的。他主持召開的八七會議，在“反對了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大進了一步”的同時，又“為‘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就這個意義上說，他自嘲是“歷史的誤會”是有其道理的。但是，這一切都和共產國際，尤其是派往中國的代表羅明納茲有直接的關係。
羅明納茲，於一**八年生於俄國高加索喬治亞。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做青年團工作，後做黨的工作。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他因堅決支援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鬥爭，從此在共產國際中開始擔任比較重要的領導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根據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作出了《關於現階段的中國革命的決議》。接著，羅明納茲奉共產國際之命到中國指導革命，於七月二十三日到達漢口，並接替共產國際前任代表鮑羅廷、魯易等人的工作。在他的指導下，迅速召開了八七會議。由於“八七緊急會議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從根本上改正舊時機會主義的錯誤。因此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轉變關鍵”。它“指出機會主義的錯誤，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號，指出無產階級與農民要推翻反動派的國民黨中央政權的目標，定出武裝起義的總方針”。就把中國共產黨“從機會主義的泥坑之中救出來，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自然，八七會議也接受了羅明納茲的“左”傾觀點，“為‘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對此，毛澤東做過這樣的評價：
“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藉以有計劃地儲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鬥爭，過分或不適當地強調了領導幹部單純的工人成分的意義，並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
誠如時任政治局常委的李維漢所追憶的那樣，“八七會議以後，經過黨在各方面的工作和鬥爭，到一九二七年十月，形勢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中央認為，“現在湘鄂贛粵四省的秋收起義暴動均已告一段落”，全國局勢“已有大的變化”。但是，“在這些運動中我們的黨充分暴露了他的弱點，同時也得到不少的教訓，這些弱點和教訓均須有一番正確的整理”，“本黨今後的政策和組織須有一個新的決定”。這就是中共中央於十一月九日在上海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起因與目的。參加會議的有瞿秋白、蘇兆徵、李維漢、任弼時、顧順章、羅亦農、周恩來、張太雷、鄧中夏、蔡和森、任旭等人。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也出席了會議。
實事求是地說，在上海召開的這次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主角，依然是這位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例如：
該會透過的主要檔案《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是羅明納茲親自起草的。在對中國革命性質的看法上，他認為“中國革命是馬克思所稱為‘無間斷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程序，必然要徹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地進入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線，犯了“左”傾幼稚病；在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分析上，從“左”的觀點出發，認為“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中國革命的進展雖然受著歷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終繼續不斷的發展”，並進而“證明中國革命之無間斷性”；在對“現時的總策略”的估計上，提出了“左”傾盲動的總方針，其核心是武裝暴動，是農村暴動和城市暴動的匯合，是以工人暴動為“中心”和“指導者”的城市武裝暴動。換言之，是教條地把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搬到中國，指導半殖民地半封建且處於革命低潮的中國革命。加之他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應當採取毫無顧惜的殲滅政策”等等，共同組成了“左”傾盲動主義的理論和策略。這也就是形成瞿秋白“左”傾盲動錯誤的理論根據。
其次，羅明納茲還從組織上提出了為政治上“左”傾盲動主義服務的懲辦主義，由他提議並透過了處罰領導起義失敗同志的《政治紀律決議案》。對此，李維漢評說道：
南昌起義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用武裝鬥爭的實際行動批判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在全國人民面前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武裝鬥爭的旗幟。這是一次偉大的、勝利的起義。這次起義的發動和勝利，是由恩來為首的前委，堅決地擊退和克服了張國燾主張聯合張發奎、企圖阻撓起義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結合。但《決議案》卻無理指責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執行的是“機會主義的舊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軍事上都犯了“極大的錯誤”，是什麼“軟弱的軍事投機”，給周恩來同志為書記的前委全體成員（包括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同志）以警告處分。這就完全抹煞了周恩來等同志在八一起義中的作用和功績……
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是一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起義。這次起義不但儲存了革命武裝力量，而且開闢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可是，《政治紀律決議案》卻指責湖南省委“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是“單純的軍事投機”，並宣佈給予如下處分：“湖南省委委員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應撤銷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彭公達同志應開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並留黨察看半年。毛澤東同志為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與此同時，《政治紀律決議案》還作出如下決定：開除陸沉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開除譚平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開除黨籍，開除楊匏安中央監察委員等。
所謂“政治紀律”是羅明納茲的專利。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把蘇聯肅反擴大化中的懲辦主義引進了中國共產黨。因此，連李維漢同志都發出這樣的感嘆：“我在黨內已工作了好幾年，從未聽說過什麼‘政治紀律’”，“當羅明納茲為了處罰領導起義失敗的同志而提出‘政治紀律’這個名詞時，我感到很新鮮”。
事後，周恩來也認為：“十一月擴大會議還有個錯誤就是規定了政治紀律，這也是國際代表提出的。我們當時覺得這一條很新鮮。政治紀律是為了處罰領導起義失敗的同志。”
大革命失敗之後，周恩來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軌跡是：依據巴黎公社武裝奪取政權的經驗，遵照十月革命開創的城市暴動的革命道路，繼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頑強地實踐著。雖然他前有上海三次工人起義的勝利與失敗的經驗，後有南昌起義的勝利與失敗的教訓，可他在這次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上，不僅對自己受到不公正的處罰未表異議，而且對大會透過的各項“左”的決議案也投了贊成票。會後，他仍然贊成繼續發動廣州起義。這其中有性格方面的原因，但更為主要的是，這時的周恩來仍未意識到十月革命雖說開創了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先河，但是所取得的由城市起義向農村發展進而取得全國勝利的經驗，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周恩來雖然在這次會議上受了“警告”處分，但他那特有的人格魅力、各方面的才幹已得到同志們的公認，在會上又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並與羅亦農、李維漢組成中央組織局，由羅亦農任主任。
羅亦農，湖南湘潭人，出生在一個較為富裕的殷實人家。他自幼富於正義感，鄙視父親為人刻薄，在自己門口貼了一副自撰的對聯：“存得天良，蒙慶受福；放開眼界，創業成家。”後到上海求學，得識於陳獨秀，與劉少奇、任弼時等人被送往莫斯科求學。在蘇聯東方大學研讀了四年馬列主義，遂於一九二五年回國，從事工人運動。在任江浙區委書記期間，曾參加領導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並在黨的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大革命失敗之後，他調任湖北省委書記，並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組織領導了鄂南暴動。接著，農民暴動的烈火在鄂中、鄂西、鄂北、鄂東蔓延開來，為以後建立鄂豫皖、湘鄂西等處的根據地打下了基礎。他是中共中央中具有豐富工農運動實踐的領導人之一，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當之無愧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是日夜，周恩來與羅亦農這兩位老戰友化裝來到了外灘，望著大海中萬國巨輪上的燈火，徜徉在林蔭道上。啊！就在一九二七年的三月二十一日，他們共同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使得蔣記的北伐軍沒費一槍一彈抵定上海。時間剛剛過去七個多月，兩位指揮武裝起義的領袖人物只能化裝出行，怎能不令人感慨萬千呢！
這時的周恩來剛剛回到上海，“對整個形勢還來不及有清楚的瞭解，仍然認為依目前中國工農群眾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潮流並沒有低落，而是繼續在高漲”。但是，他作為一位親身經歷這場大變革的政治家，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不能不問一個為什麼。另外，他根據南昌起義的經驗和教訓，對黨中央在這次會議作出的“全國總暴動的策略”，也不能不黯然自思有幾分成功的把握。這就是他此次約羅亦農交談的主要目的。
“亦農同志，大革命失敗了，除去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呢？”周恩來低沉地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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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認為國際是有責任的。”羅亦農說罷沉吟片刻，“關於這個問題，我在黨的八七會議上就提出了批評意見。”
對此，周恩來早在汕頭聽傳達八七會議的精神時就知道了，但因環境的原因不知其詳。他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和工作，遂又請羅亦農講了他在八七會議上對共產國際的意見。
那時，羅明納茲剛剛來到中國，他的報告不顧歷史事實，一味強調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和策略始終是“正確的”，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中共中央。對此，羅亦農在會上嚴肅地講了這樣一段話：“大家都說國際是無錯誤的，我要公開地批評國際：國際的政治指導不成問題，是對的，但在技術工作問題上非常之壞。既認為中國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時又派魏金斯基、羅易來指導，他們都是無俄國革命經驗的。魏金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以後才加入黨，我們在上海要暴動時他要反對，並且不幫助。至於羅易，誰都知道是國際犯了‘左’派理論幼稚病的人，這種人如何能指導中國的革命。國際的決議是好的，但派來的人不好，使人不滿意。這是國際要負責任的。”事後追論，羅亦農的講話並未批評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方面所犯的路線和政策上的錯誤，只是指責他犯了“派來的和尚把經念歪了”的用人過錯。但在當時那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這種直率批評，也是難能可貴的。
或許是出於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周恩來又問道：
“羅明納茲是怎樣看待你的這一批評的？”
“他當即在會上說：誰也不敢擔保沒有錯誤，我也許將來有錯誤的。不管羅（易）魏（金斯基）等的路線如何，總比我們中央有錯不改要好些。不管國際代表有無錯誤，主要的還是中共中央機關之健全。只要我們是革命的機關，縱然國際代表有錯也是不十分嚴重的。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如何能實行國際的指導。”
周恩來聽後自然知道這是推諉之詞。他眺望著大海的夜景，有意轉移話題說道：
“你比我更瞭解全國各方面的情況，對這次羅明納茲起草的決議案有何評價？”
“我是投了贊成票的。但是，”羅亦農沉吟片時，又說道，“或許是我過分的悲觀、右傾，我心裡並不完全贊成羅明納茲起草的決議案。我更擔心按照這一決議案發動全國武裝暴動，將會給中國革命造成更大的損失。”
“我也有此擔心啊！”周恩來喟然長嘆，“自從‘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以來，在半年多的時間裡，我黨由六萬黨員銳減到一萬多人，黨的領袖人物李大釗、馬駿、王荷波、趙世炎、陳延年等，相繼慘死在敵人的屠刀下，如果再不分敵我情勢的對比，把暴動當作一切……”他說到此處再次長嘆了一聲，結束了自己的話語。
羅亦農清楚周恩來的潛臺詞是：“其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啊！”
恰在這時，傳來報童的吆喝聲：“請看晚報！蔣介石偕宋美齡自日本回到上海！”
羅亦農低沉地問道：
“恩來，你看蔣某人東渡歸來的目的是什麼？”
“一是為了復出上臺，再是把屠刀對準我們。”
蔣介石於八月十二日下野，是與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為代表的廣西地方實力派矛盾的結果。直接原因則是蔣氏指揮的徐州戰役失利之後，面對新桂系“逼宮”的危局，採取的以退為進的策略。另外，蔣氏懂得自己退避三舍的結果，不僅可以躲過政敵的攻擊，而且還必然導致老對手汪精衛和新政敵李宗仁等人的矛盾，從而搖身一變，成為坐山觀虎鬥的得利者。為此，蔣氏先回到故里溪口垂釣，繼而尾隨宋家小妹宋美齡之後東渡日本，名為完成蔣宋聯姻，實則在架構中日、中美平衡外交的同時，完成蔣、宋、孔三氏為支柱的蔣家王朝。不出蔣氏所料，國民黨內部相繼演出了一幕幕爭權的醜劇，待到南京的李宗仁等把武漢的汪精衛趕到廣州且由汪氏主動提出“蔣汪攜手”的時候，遠在日本的蔣介石審時度勢，挽著心愛的宋美齡於十一月十日回到了上海。正如後人評述的那樣：“蔣介石如今已處於超然地位，可以‘公正者’姿態出面，坐收漁利了。西北的馮玉祥、閻錫山也向蔣介石伸手呼救，通電請蔣復職。因為蔣介石下野後，張作霖乘國民黨內部的混亂之機，大舉向馮、閻進攻，馮、閻頂不住北京的壓力了。”
蔣介石是一位精通縱橫之術的大家。他面對國民黨內錯綜複雜的矛盾，是進還是退，是靜還是動？是以進為退，還是以靜制動？在沒有看準之前，他是絕不會走出這關鍵的一步棋的。這些天來，他打著與宋美齡完婚的幌子，作出超然物外的姿態，似乎對兵戎相見的政局也漠不關心了。但實際上呢，他時時處處都在靜觀、分析，並經常約來心腹謀士於密室中討論政局的發展，策劃未來復出的條件。
在陳立夫等人看來，新桂系李宗仁等人以武力為後盾，一方面挾西山會議派元老，緊緊控制著南京政府；另一方面舉兵西進，打垮唐生智，奪回武漢，迫使坐鎮武漢且想問鼎中央的汪精衛退回廣州。結果，李宗仁就可變成當今的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阿瞞。因此，他似胸有成竹地說道：
“目前的大敵是新桂系，必須力阻李宗仁等夢想成為當今的曹孟德。”
蔣介石聽後笑了笑，只說了兩個字：“做夢！”接著，他又看著即將成為自己郎舅的宋子文，問道：
“子文，你是怎樣看待汪精衛兵敗武漢，南下廣州的呢？”
在宋子文看來，汪精衛畢竟是孫中山先生的接班人，在國民黨內不僅是一面倒蔣的旗幟，而且還有著相當的號召力。更為重要的是，汪精衛有著政治野心，那就是絕不坐國民黨中的第二把交椅。再者，廣州是國民革命的中心，汪精衛又自視是所謂粵系的精神支柱，因此，汪氏南下廣州不是敗退，而是為了更大的進取。最後，他操著毋庸置疑的口氣說道：
“我的結論是清楚的，大左派汪精衛絕不甘心失敗，妄圖以粵系為實力，奪回失去的政權，進而再君臨南京。”
“看來，子文是瞭解這位汪精衛的。”蔣介石說罷又輕蔑地笑了笑，“做買賣是要資本的，可他的全部資本是什麼呢？是一張嘴巴。買空賣空的生意只能做一兩筆，更何況他做的是政治買賣呢！杜先生，你看呢？”
被蔣介石稱之為杜先生的即是海上聞人杜月笙。杜氏雖是聞人，但在政界要人面前的談吐卻很斯文。今天，他認為能參加這樣級別的密會，一方面證明蔣介石不忘舊交，另一方面也說明蔣介石仍有借重自己的地方，故很是客氣地說道：
“我是贊成蔣總司令的意見的。汪氏的嘴巴是說不服與他貌合神離的粵系的，張發奎等人也不會把自己手中的軍隊賭在他的身上。對此，汪氏似乎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他再三向蔣先生傳遞信息，請蔣先生出山，做他的後盾。”
“我蔣某人是不會做這種蝕本的生意的！”蔣介石斷然地下了結論。接著，他又扼要地分析了諸派爭權奪利的形勢，最後說道，“我的基本想法是兩句話：一是不引火燒身，再是以靜制動。等我與美齡女士完婚之後再議。”
與會者都是極為聰明的政客，自然也都懂得蔣介石的話意，那就是時下尚不是復出的良機，繼續借蔣宋聯姻的幌子，靜觀國民黨內諸派別的爭鬥。為此，陳立夫等人又圍繞著這一主題大做起了文章，利用手中的輿論工具，大肆宣傳登在天津《益世報》上的這則蔣介石致宋美齡的情書：
餘今無意政治活動，唯念生平傾慕之人，厥為女士。前在粵時，曾使人向令兄姊處示意，均未得要領，當時或因政治關係，顧餘今退而為山野之人矣，舉世所棄，萬念灰絕，曩日之百對戰疆，叱吒之喜，迄今思之，所謂功業，宛如幻夢。獨對女士才華容德，戀戀終不能忘，但不知此舉世所棄之下野武人，女士視之，謂如何耳？
是天意所為，還是蔣介石有先見之明？就在蔣介石再次打出“無意政治活動，唯念生平傾慕之人，厥為女士”的幌子不久，粵桂兩大軍事集團的矛盾激化，於十一月十七日晨，廣州發生了驅逐李濟深勢力之軍事政變，史家稱為第四軍政變。粵系主帥張發奎部第四軍軍長黃琪翔、第五軍軍長李福林、新編第二師師長薛嶽等以“擴黨救國”為號召，聲言打倒新桂系，將第八路軍總指揮部、臨時軍委會警衛團、黃紹竑駐新編第四軍軍部之部隊等悉予繳械，並包圍李濟深、陳濟棠、黃紹竑之住宅，搜捕黃紹竑未獲。雙方激戰至上午十時，死傷數十人，失蹤者百餘人。對此，李宗仁曾如此評說：
“張發奎在廣州叛變的訊息一出，全黨大譁。李濟深在上海至時始知受騙，乃呈請中央剿辦張發奎、黃琪翔，並痛斥汪兆銘。”
北來上海的汪精衛，面對控制南京特委會的桂系大將們的攻訐，唯有向蔣介石輸誠、求援一途，並於翌日十一月十八日上午，親自趕到上海環龍路宋子文官邸會見蔣介石，交換黨務、政務意見。蔣氏只表示贊成召開四中全會。下午，汪精衛回到自己的宅邸，透過記者說了這句話：
“極願與蔣先生同時出而為黨國努力。”
這在蔣介石看來，歷經第四軍政變之後，汪精衛在政治上的砝碼減少了。換句話說：蔣某人復出，不必賴以與汪精衛這位大左派結盟；相反，汪精衛若想未來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必須要看他蔣某人的眼色行事。這是蔣介石以靜制動所取得的第一個回合的勝利。
在蔣介石看來，新桂系的大將們是武夫，不是政治家，他們賴以在南京立腳的政治基礎是“西山會議派”，因為只有這些右派元老先於他蔣某人排俄、**。換句話說，若想搞垮新桂系，必須先把“西山會議派”在政壇上搞臭。事有湊巧，唐生智兵敗武漢，“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舉行‘慶祝討唐勝利大會’，會上有人發表‘打倒西山會議派’的演說。會後遊行，隊伍行至復成橋，槍聲大作，擊斃四人，傷二十餘人，開槍者逃之夭夭。事後，各地發起反對‘一一二二慘案’運動，指控此次慘案是江蘇省黨部常委、西山派分子葛健時製造的。要求懲辦兇手葛健時，發起了對西山會議派的‘征討’”。
其實，“這一慘案是蔣介石指使陳果夫一手策劃的。蔣介石利用這一事件把西山會議派推上了受審判的地位”。他“把西山會議派搞得聲名狼藉”之後，就等於把另一個對手新桂系拿下了馬。這時，他就安然地與宋美齡完婚，並在眾星捧月的大勢下復出、上臺。
但是，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諸位領導同志，並未識破蔣介石在幕後玩的這套把戲。就在第四軍發動政變的當天——十一月十七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了常委會議，認為“廣東的政局最近又發生了一個變化，表面是兩廣實力派彼此爭奪廣東地盤的軍閥之爭，但實際上仍是工農群眾革命潮流高漲的影響，動搖了統治階級兩廣派在廣東的政權”。因此，“中央肯定地指出：廣東實力派如果掌握了全廣東的政權，則其對工農的屠殺絕不亞於李、黃時代”。而“廣東工農群眾在此次政變中唯一出路，只有利用這一政變的繼續戰爭機會，堅決地擴大工農群眾在城市、鄉村的暴動，煽動兵士在戰爭中的譁變和反抗，並急速使暴動會合而成為總暴動，以取得廣東全省政權，建立工農兵士代表會議的統治”。結果，常委會透過了由周恩來、張太雷等起草的《廣東工作計劃決議案》，對發動廣州起義作出了具體的部署。
與此同時，一個設在上海的共產黨秘密機關被敵人破壞，敵人不僅抓獲了一些共產黨人，而且還知道賀龍到了上海，下令嚴密搜查。為此，周恩來通知賀龍：立即停止一切活動，嚴密隱蔽起來，自然也取消了他赴蘇聯學習的行程。另外，周恩來由此想到了如何確保設在上海的黨中央的安全大事，遂“對中共中央的政治保衛機關進行整頓，將原有的特務股改總務、情報、行動三科”，一步一步地發展壯大，“為保證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蒐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的同志”，立下了不朽的功勳。此乃後話。
誠如前文所述，臨時中央在十一月會議的“左”傾盲動主義的指導下，“特別是那種不顧客觀條件的蠻幹，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使大革命失敗後艱難地儲存下來的革命力量進一步遭受損失，因而逐漸引起黨內不少人的反對”。但是，瞿秋白等同志不顧客觀形勢的發展，依然根據十一月擴大會議規定的“現時形勢之中中國共產黨的總策略”，幻想在全國形成總暴動。為此，在決定發動廣州暴動的同時，還決定發動兩湖暴動、武漢暴動、長沙暴動、上海暴動，以及北方順直“大暴動”。結果，給黨造成了更大的損失。
由於周恩來回到中共中央工作不久，對整個形勢一時還來不及有清楚的瞭解，仍然認為依目前中國工農群眾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潮流並沒有低落，而是在繼續高漲，但由於他歷來注重實際，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軍事冒險行動是危險的，會招致重大損失。在討論《浙江目前工農武裝暴動計劃大綱》的時候，他就明確指出：這一佈置太樂觀了！會後，由他起草寫給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寫道：“各縣農暴還未發動群眾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計算到撲攻省城，這不僅客觀事實不能做到，即在主觀上勉強去做也必是專靠幾桿槍的軍事投機行動。”同時，他還認為：“這一種鬥爭必須是群眾的，然後才能發展到暴動的局面。”“只要有了得力的黨的組織的領導，割據的暴動局面可以創立起來。”
這樣，就勢必與瞿秋白等的意見相左。
在瞿秋白看來，蔣介石的復出，不僅不能彌合國民黨的分裂，而且還會把爭權奪利的醜劇推向高潮。因此，他的結論為：“這正是全國暴動的最好時機。”
但是，周恩來則認為，國民黨反動派內部的爭鬥無論有多麼激烈，但他們對待共產黨人，尤其是在對待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暴動方面卻是一致的。因此，他認為在制訂暴動計劃的時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對此，瞿秋白等認為周恩來對形勢估計過分悲觀；而周恩來卻堅持是在全面估量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後得出的結論。最後，瞿秋白說道：
“那就讓廣州暴動的事實說話吧！”（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