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香港一片白色恐怖！就連晝夜忙碌的客貨兩用碼頭九龍深水埗，也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盤查著上下船的旅客，生怕有一個“**”漏網。
清晨，一艘北去上海的客輪停靠在碼頭旁邊，持槍的港警如臨大敵，操著粵語罵罵咧咧，檢視著登船北上的旅客。但是，他們又像往常那樣白忙了一陣，沒有抓到一個可以領賞錢的“**”分子。自然，他們一個個也就沒有了情緒。就在這時，從客輪上走下一位大副，取出一沓港幣，塞到一個港警小頭目的手裡，很是客氣地說道：
“辛苦了，拿去和弟兄們喝早茶吧！”
這些港警見錢眼開，一個個點頭哈腰。那個收錢的小頭目有意擺了擺手中的港幣，說道：
“不好意思，我等例行公事，生怕那些在潮汕潰敗的‘**’出入香港。”
這位大副十分通情達理且又不失身份地笑著點了點頭。
這時，一輛轎車飛速駛來，嘎的一聲停在檢票口前的廣場上。前門開啟了，一位身著西服的中年人走出，十分麻利地開啟轎車後門，恭立門旁，伸出右手擋在轎車後門的上面，生怕主人碰著頭。少頃，一位身著旗袍、長得十分秀氣的女士側身鑽出，旋即又回身扶出一位面目清癯、雙目有神的中年男子。他那身高檔入時的西裝，胸前飄逸的美髯，再配上右手握的那柄嵌銀的紅木手杖，很自然地說明了他的身份是一位頗有地位的紳士。
隨著一聲“伍先生，請上船吧！”那位大副已經趕到近前，躬身一邊，伸手指著檢票登船的地方。這位伍先生只是微微地點了點頭，就在那位女士的攙扶下緩步走去。
他就是周恩來。
一九二七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中國共產黨人為回擊蔣介石、反動派的屠殺，周恩來等奉命領導了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尚未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的革命道路，在敵強我弱的歷史條件下，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失敗了。周恩來恰在這時又身染惡性痢疾，發著高燒，連稀粥都喝不下去，常常處於昏迷狀態。守候在他身邊的葉挺、聶榮臻，以及潮汕地區黨的負責人楊石魂，由陸豐甲子港登上一條小船出海，向著香港駛去。這條小船實在太小，真是一葉扁舟。誠如聶榮臻所憶：“我們四個人——恩來、葉挺、我和楊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擠得滿滿的。我們把恩來安排在艙裡躺下，艙裡再也擠不下第二個人。我們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擠在艙面上。船太小，艙面沒多少地方，風浪又大，小船搖晃得厲害，站不穩，甚至也坐不穩。我就用繩子把身體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這段行程相當艱難，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鬥了兩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到香港後，楊石魂同志與省委取得了聯絡，把周恩來同志安置下來治病。”
省委在九龍油麻地廣東道找了兩間房子，是楊石魂揹著昏迷不醒的周恩來走進租住的小樓的，對外說是姓李的商人。為了照顧重病的周恩來，省委又派來一個受過護士訓練的女共產黨員範桂霞，由她出面請醫生診治。三天過後，周恩來終於醒了過來。他一見床頭坐著一位年輕的姑娘，十分警惕地問道：
“你是誰？”
“我叫範桂霞，是黨派我來護理你的。”
“派你來的人叫什麼名字？”
“沈寶同。”
周恩來認識沈寶同，且知道沈是中共廣東省委工作人員，便放心地點了點頭。在他養病期間，不僅知道了範桂霞是中山大學的學生，參加過“新學生社”，擔任過婦女解放協會執行委員，而且還從範處獲悉鄧穎超已安全地回到了上海。當他知道範桂霞的男朋友是黃埔四期的學生潘耀芳後，又風趣地問道：
“小范，你是不是很愛他？他是不是很愛你？”
範桂霞一聽心咚咚地跳了起來，臉也紅了，當她想到心愛的潘耀芳還在普寧訓練農民軍的時候，低下頭小聲地答道：
“我覺得是的。只是，現在革命形勢緊張……”
周恩來一看範桂霞害羞的樣子，忍不住笑了。但是，當他想到範桂霞欲言難吐的隱情時，便十分鄭重地說：
“你不用擔心，你們將來總會見面的。祝你們相愛終生！”
周恩來在範桂霞細心的護理下，歷經半個多月的治療與休養，病情逐漸好轉。每天清晨或傍晚，他就在範桂霞的攙扶下走到戶外，進行恢復體力的練習。
十月十三日，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從普寧流沙脫險來到香港。接著，南方局和廣東省委於十月十五日在香港召開聯席會議，總結南昌起義軍入粵失敗以及潮汕人民起義失敗的教訓。為此，周恩來又在有關同志的陪同下過海到香港參加會議。會上，張太雷作了《“八一事件”之經過，失敗原因及其出路》的報告，會議透過了組織、宣傳、工運、農運等決議案，並透過省委及各部負責人名單。與此同時，討論研究了廣州起義的有關事宜，“要求各地暴動的計劃仍應繼續實現”。會後，南方局由共產國際代表指定張太雷、周恩來、惲代英、黃平、楊殷、彭湃六人為委員；在南方局下設軍事委員會，指定周恩來、張太雷、黃平、趙自選、黃錦輝、楊殷六人負責。接著，周恩來又帶病參加研究有關廣州起義的事情。
不久，張太雷經汕頭到上海，向中央請示有關廣州暴動的問題，並參加中央常委舉行的第二十七次會議。會後，中央寫信給廣東省委，除對廣州暴動提出意見外，還特別寫道：
（四）中央定十一月八日召集緊急會議，省委即由太雷代表出席，不必另派人來，彭湃既已派往閩南即可不出席，並請你們通知恩來務於十一月七日以前趕到上海，以便出席。
周恩來接到中央的通知之後，不顧身體虛弱，化裝成富賈紳士，在楊石魂、範桂霞的陪同下，驅車趕到九龍深水埗，又在這位“大副”的幫助下登上北去上海的客輪。分別前，他緊緊握住楊石魂、範桂霞的手，低聲地說：
“要有信心，勝利總歸是我們的。我們在勝利後再相見！”
客輪緩緩駛離九龍深水埗碼頭，迎著冉冉升起的朝陽，乘風破浪，向著上海駛去。
上海，是東方冒險家的樂園。在近一個世紀的變遷中，它不僅是東西方帝國主義鯨吞中國的大本營，而且也是清末民初各種勢力進行政治角逐的場所。自然，它也是中國工人階級最為集中的城市。近二十年來，上海既是蔣介石的發祥地，同時也孕育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自從蔣介石舉起屠刀，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來，這裡處處都是腥風血雨，時時都在響著殺害共產黨人的槍聲。進入十月之後，為了謹防南昌起義失散的共產黨人潛回上海，黃埔港碼頭又成了國民黨軍警憲特肆虐揚威的地方。他們就像是一群披著人皮的惡狼，每人手裡拿著一沓放大的相片，對著走下客輪的旅客認真地檢視，希望能發現周恩來、賀龍、劉伯承、郭沫若等人的影子，好在上司那裡得到一大筆賞錢。
但是，化裝成富賈紳士的周恩來在那位大副的陪同下，就在這群惡狼的眼皮子底下大搖大擺地透過了檢票口，走到了熱鬧非凡的廣場。頃刻之間，接送客人的、拉黃包車的、做小買賣的，嘈雜之聲不絕於耳。其中，幾個報童的叫賣聲格外響亮：“看報！看報！蔣總司令下野去日本，終於追上了宋家小妹宋美齡，聲稱近日回上海結婚！”正當周恩來欲要取錢買報之時，只見一輛黑色轎車駛來，嘎的一聲停在他的身旁。他循聲一看，轎車前門開啟了，走下一位身著西裝的青年，搖著手中的報紙，非常客氣地說道：
“伍先生，請上車吧！”
周恩來告別了那位“大副”，俯身鑽進轎車的後門，順勢往靠背上一躺。也只有這時，他才感到是那樣的疲憊不堪，遂微微地合上了雙眼，希望早一點兒到達下榻處，見到久別的戰友和伴侶鄧穎超……
鄧穎超和周恩來於七月下旬在武漢分別不久，遂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和母親楊振德於七月底結伴回到了上海。那時，黨中央依然留在武漢。她回上海是“受命處理黨組織由公開轉入秘密狀態的許多工作，緊急處理黨中央機關遷回上海”的準備工作。因此，她不顧敵人的白色恐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著。她心裡明白，作為周恩來的妻子，必須首先是一位堅定的革命者。為此，她十分理智地要求自己，嚴格遵守黨的保密制度，不該知道的就不問。這次周恩來在武漢向她告別的時候，只是簡單地說了一句“馬上去江西九江”。至於去九江幹什麼，待多久，他一句也沒說。鄧穎超也像往日分別那樣，什麼也沒有問。但是，作為深愛著周恩來的戰友和妻子她比誰都清楚，在革命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每次生離就意味著有死別的可能！所以，每到夜深人靜尤其是猝然聽到敵人屠殺共產黨人的槍聲或警車嘶鳴的時候，她就下意識地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兒，此刻，她很自然地想起了周恩來的安危……
就在鄧穎超到達上海不久，她從敵人的報紙上獲悉：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於八月一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那時，她真是高興極了！但是，不久她又從敵人的報紙上相繼獲悉：在周恩來等的指揮下，起義部隊撤離南昌，並在數倍於我的敵人的追堵之下，轉戰南下廣東。當從敵人的報紙上看到起義部隊兵敗潮汕，敵人胡說什麼“**重要首領周恩來、葉挺倉皇逃竄，不日即將緝拿歸案”的時候，她不僅為南昌起義失敗而痛心，而且也為周恩來的命運擔心。她數度在夢中見到周恩來回到了自己的身邊，可大夢醒來之後，那驚喜之情又化作了忡忡的憂心……
鄧穎超就是在這種極其複雜的情愫中，不露聲色地為黨工作了三個多月。
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已經年過半百了。這些年來的革命經歷，使她養成了無比堅毅的性格，同時，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鍾愛女兒鄧穎超、女婿周恩來的方式——在默默地為革命工作中分擔他們的喜和憂。今天中午，女兒鄧穎超沒有回來吃午飯，她一個人對著兩個人的飯菜，還是像往日那樣沒有一點兒胃口，隨便地吃了一些，就靠在沙發上想閉目休息一會兒。少頃，戶外突然傳來警車的叫聲，她下意識地睜大雙眼，聽了聽這由遠而近的嘶鳴，又慌忙站起，快步走到窗前，惶恐不安地向窗外探望，直到警車的叫聲遠去之後，她那顆提著的心才感到踏實一些。當她再回到沙發前坐下之後，一點兒睏意都沒有了。這時，她為了打發午休的時間，自然也想從敵人的報紙上找到有關周恩來的訊息，順手從茶几上拿起一摞當天的報紙。當她雙手展開一份報紙之後，被通欄大字標題怔住了。只見上面寫著：“北方**巨首王荷波落入法網，南方**黨魁周恩來末日來臨”。她捧讀報紙的雙手顫抖了，她那剛剛平靜的心又加速了跳動，她極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急切地看起這條訊息來……
說起王荷波，楊振德遠在天津教書的時候，就知道這位大名鼎鼎的津浦鐵路總工會委員長。今年五月中旬，她隨女兒鄧穎超來到了大革命的中心武漢，與周恩來同住在一起，曾經見過這位工人領袖。她當時雖然不知道王荷波已出任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之職，但她還是帶著景仰的目光看待這位威震北方的共產黨人。後來，她隨鄧穎超於七月底回到了上海，自然不會知道王荷波在武漢參加了黨的“八七會議”，並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被派往北京，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可是，當她從報紙上獲悉王荷波於十月十八日在北京被奉系張作霖逮捕，近期就要在北京被殺害之後，又禁不住地想起了張作霖在四月殺害李大釗等革命志士的罪行，心中頓時充滿了對軍閥、列強無比的痛恨！
接著，楊振德又認真地看了有關周恩來的報道。謝天謝地，她引為自豪的女婿還沒入敵人之手！她稍許平靜了一下自己的情緒，又習慣地起身收拾房間的衛生。說來也巧，她剛剛收拾完客廳，挺身活動了一下上肢，門外就傳來她十分熟悉的上樓的腳步聲。立時，她的臉上露出了笑顏，快步走到房門前，雙手開啟屋門，迎進了自己的女兒鄧穎超。
尚不滿二十四歲的鄧穎超身著素色旗袍，圍著一條白色的毛圍巾，雙手捧著一盆開得十分惹人喜愛的月季花走進屋來。待楊振德關緊屋門之後，她笑著問道：
“媽，這盆月季花好看嗎？”
“好看。”楊振德看著女兒那微笑的表情，不解地問道，“小超，你買盆月季花做什麼？”
俗話說得好：“孩子再大，在父母面前還是孩子。”鄧穎超沒有回答母親的問話，她端著這盆盛開的月季花走到窗前，很是精心地擺在了窗臺上。她回過身來，又笑著問道：
“媽，猜猜看？”
楊振德想了想，搖了搖頭。
“媽，用心地想想看？”
“一定是有什麼喜事吧？”
鄧穎超搖了搖頭。
就在這時，樓下傳來了汽車的剎車聲。鄧穎超與楊振德幾乎是同時一怔，不知如何是好。少頃，鄧穎超悄悄地靠近窗前，試圖透過玻璃窗俯視樓下的情景。遺憾的是，這輛轎車停靠在樓門前邊，只能看到半邊車身，而看不到乘坐轎車的是什麼人。無奈，她只好轉過身來，衝著楊振德搖了搖頭。稍許，傳來了上樓梯的腳步聲，鄧穎超與楊振德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房門。接著，腳步聲停在了她們的門前，又傳來訊號似的敲門聲。鄧穎超與楊振德交換了一個眼色，不慌不忙地走到門前，雙手開啟房門，只見周恩來提著皮箱與司機小李出現在門前。
鄧穎超與楊振德或許是一時沒有認出化裝後的周恩來，也或許是事出突然，沒有思想準備，她們下意識地打量著周恩來這不同凡俗的打扮。這時，周恩來向司機小李使了個眼色，二人相繼走進屋門。待司機小李關上屋門之後，周恩來放下手中的皮包，問道：
“媽，小超，不認識我了？”
鄧穎超與周恩來不僅在戀愛期間經歷過長達數年的分別，而且在結婚之後也曾有過多次的分離，就像他們七月下旬在武漢分別那樣，表面的平靜掩蓋著他們離別時那特有的情感。這三個多月的分別太不尋常了，鄧穎超再也無法掩飾自己的情感，她喊了一聲“恩來！”就撲進了周恩來的懷裡，伸出雙手緊緊擁抱著周恩來那虛弱的病體，生怕他再離去似的。
同樣，周恩來在這三個多月中經歷的大悲大喜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就在他得了惡性痢疾發著高燒，神志完全處於昏迷之中的時候，他除去喊著“衝啊！衝啊！……”也不曾忘記他心愛的小超和革命的母親楊振德。他在醒來之後，還是想著鄧穎超現在在什麼地方。當他由範桂霞的口中獲悉鄧穎超母女安全地回到上海之後，他內心的喜悅是一般人無法體會的。此刻，當鄧穎超撲到他的懷抱中以後，他認為自己唯有愛撫地摸著她那黑黑的髮絲，才是對心愛的小超一種感情上的補償……
鄧穎超和周恩來結婚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了，楊振德從未看到女兒和女婿當著自己的面，如此忘情地擁抱在一起。今天她見此情景，鼻子一酸，險些流下淚來。她為了掩飾做母親的這份特殊的情感，匆忙轉過身去，提起周恩來隨身帶來的皮箱，快步走進了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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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從楊振德這一連串的表情和動作中，完全看到了這位革命母親的內心感情，一種敬重之情打心底油然升起。接著，他感到鄧穎超輕輕地離開了自己。他也不由得轉過身去，恰好看見了擺在窗臺上的那盆盛開的月季花。或許是為了改變這種說不出的重逢氣氛吧，他有意地問道：
“多漂亮的月季花，是為歡迎我的到來買的吧？”
鄧穎超的感情似乎還沒轉過來，有些難為情地搖了搖頭。
“那一定是專門為咬我們的狗準備的，對吧？”
鄧穎超很是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頭。接著，她問道：
“是誰去碼頭接你的？”
“是我，”站在旁邊一直未說話的小李答道，“為了給你和楊伯母一份驚喜，事先沒有通知你們。”
這時，楊振德提著一個精巧的竹製小籃從內室走出，說道：
“你們談，我出去買些吃食，為恩來接風洗塵。”
“媽，不用了。”周恩來邊說邊攔住楊振德，“我隨便吃點兒什麼就行了，過一會兒，我還要和有關的同志接頭瞭解情況。”
“不用急，領導告訴我讓你先休息，今天晚上，羅邁同志來看你。”司機小李說道。
周恩來當然知道羅邁即李維漢，他們二人遠在赴法勤工儉學期間就相識了。早在九月二十六日，張太雷奉中央之命到汕頭，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時，周恩來就已獲悉李維漢當選為臨時政治局委員，並在八月九日召開的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臨時政治局常委，分管組織部和秘書廳。也就是說，有關中央的人事安排——包括南昌起義失敗後北來上海的領導同志的安置，都由李維漢負責。另外，李維漢作為分管秘書廳的常委，自然也清楚在上海就要召開的中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內容。因此，他一見到李維漢就迫不及待地問道：
“羅邁同志，快說說情況吧！”
李維漢在這之前，就知道周恩來得了惡性痢疾，險些喪命。而今，周恩來奉中央之命帶病北來上海，出席即將召開的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他無論是作為分管組織的常委，還是作為多年的戰友，都應該前來看望周恩來。可是，當他一看周恩來那虛弱的病軀，再一聽周恩來急切要求工作的話語，禁不住地暗自嘆道：“這就是恩來啊！……”接著，他又笑著說道：
“不要這樣急嘛！有關情況，由秋白同志和你談。我今晚來的目的，就是要你先好好休息，準備迎接新的戰鬥。”
周恩來是一位組織觀念很強的領導同志，他一聽李維漢的話音，就不再詢問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有關情況。接著，他又關切地問道：
“羅邁同志，有哪些參加南昌暴動的同志從南方脫險回到了上海？”
“有立三、伯承、國燾、平山、郭亮等同志。”李維漢說罷有意停了片刻。“日前，賀龍同志也回到了上海。”
周恩來一聽賀龍的名字，內心猝然湧動起難以言述的情潮，八一南昌起義恍如昨日，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暴動場面，在周恩來的記憶螢幕上迅速閃過。當他想到起義軍南下路經瑞金，賀龍在一座學校裡入黨宣誓的時候，那動人的畫面定格在他的記憶螢幕上。同時，賀龍那些擲地有聲的話語再次迴響在他的耳旁：“我不怕失敗，南昌暴動無論勝利與否，我都幹。如果失敗了，我就上山。”“這十年是我垮了又來，再垮再幹，越幹越大，為什麼？就因為我幹的是革命，不怕失敗。幹革命，人民就擁護。我們可能被殺，人民卻永遠殺不絕。現在情況很嚴重，我只有兩句話：第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第二，寧可站著死，不能跪著活。”……周恩來畢竟是一位大政治家，很快又恢復了平靜，他急切地問道：
“賀龍同志的近況還好吧？”
李維漢微微地點了點頭，隨即又講了有關賀龍的情況。
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輾轉北來，到達了上海。李維漢考慮到他在社會上名聲很大，是個“危險人物”，就在上海租了一幢兩層樓的公寓，讓他一個人住在樓上，下面安排一對夫婦帶著小孩做二房東。接著，李維漢代表中央與賀龍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賀龍認為，“南昌起義有兩個錯誤：一是用國民黨的旗幟；二是未沒收土地。在談到湘西問題時，他說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的是要俟農民起來”。事後，李維漢把賀龍談的情況向中央常委作了彙報。秋白同志聽了彙報後說：是否要他去湘西幹一幹呢？李維漢認為可以。但是，事前中央作出決定：賀龍隨劉伯承等同志去蘇聯學習。對此，李維漢的意見是：“去蘇回湘由他自己決定”。如果賀龍自己堅持回湘西，李維漢就贊成“先叫他們到湘西去試一試，有辦法時再派得力的同志去”。最後，李維漢問道：
“恩來同志，你比我更瞭解賀龍同志的情況，你是贊成他去蘇聯學習呢，還是回湘西去幹？”
對此，周恩來是沒有定見的。就他的本意而言，在此白色恐怖籠罩大江南北的情況下，像賀龍這樣大的目標是有危險的。因此，他希望賀龍去蘇聯學習，提高馬列主義的水平，對未來中國革命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但是，他又清楚賀龍不服輸的個性。這時，他不由得又想起南昌暴動失敗的前夕，在他主持召開的前委緊急會議上賀龍說的那番話：“我心不甘，我要幹到底。就讓我回湘西，我要捲土重來。”為此，他沉吟片時，說道：
“我個人的意見，先去俄國學習是上策。”
“那就這樣決定。開完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你代表中央與賀龍同志談一次話。”
“不，我今天晚上就去看望賀龍同志。”
賀龍是一位傳奇式的軍事家。由於他在大革命失敗之後，毅然率部參加了周恩來等中共要人領導的南昌起義，賀龍的名字就越發增加了傳奇色彩。與此同時，汪精衛和蔣介石等也被賀龍的義舉驚得目瞪口呆，接二連三地發下一道道通緝令，懸賞賀龍頸上人頭的價錢也隨日激增。毫不誇張地說，近一個月來，上海的大人小孩無人不曉賀龍的大名！對此，回到上海的賀龍依然不改英雄本色，從不把敵人的通緝放在心上。每當同志們當面談起他頸上人頭看漲的訊息，他的回答僅僅是輕蔑的一笑。每天，他和同住在上等公寓中的入黨介紹人——周逸群，不是總結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就是計劃如何回到湘西捲土重來。另外，或許是因賀龍自幼家貧，且又利用舊社會中的幫會，曾幹過那些殺富濟貧的營生，因此，他不僅對窮人有著很強的同情心，而且還十分敬仰他引為賢者的領袖人物。其中，尤對周恩來的道德、人格倍加信服且終生無悔。當他聽說周恩來帶病到達上海以後便連夜趕來看望他，一時感動得不知說些什麼才好。他緊緊地握住周恩來的雙手，“看見周恩來身體雖然很消瘦卻比以前健康，感到十分欣慰”。他說：
“部隊打敗了，我賀龍一個人來見你，真是不甘心哪！”
善解人意的周恩來非常瞭解賀龍的心情。為了安慰賀龍，他十分樂觀地說：
“賀龍同志，現在國民黨懸賞十萬大洋捉你，你的頭很值錢喲！”
對此，賀龍再次表現出對國民黨反動派不屑一顧的神色，嚴肅地說：
“我這顆頭早交給黨嘍！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我都跟著黨走！”
周恩來聽後一股熱血直往上衝，在這種情況下，他唯有緊緊握住賀龍的雙手，連聲說著“好！好……”藉以表達自己那難以言述的感情。少頃，賀龍抽出雙手，成立正姿勢，就像是請戰似的鄭重說道：
“下一步，我該怎麼走，你就下命令吧！”
這時，周恩來才袒露今夜趕來看望他的真情，說明中共中央已經對他的工作做了考慮，讓他到蘇聯學習軍事。接著，周恩來又以商量的口氣問道：
“賀龍同志，你個人有什麼想法嗎？”
誠如前文所述，這時賀龍的主導思想是不甘心南昌起義失敗，想儘快回到湘西去捲土重來。但是，當他一聽中央讓他到蘇聯學習軍事的決定，就無條件地答說：“我聽中央的！”但是，當他再一想未來中國革命將向何處去，又鄭重地問道：
“恩來同志，我們黨下一步棋該怎麼個走法呢？”
“說老實話，我也不清楚。”周恩來沉吟片時，看了看賀龍有些茫然的表情，低沉地答說，“中央近期將召開會議，我想會很快作出決定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