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三章改革
首先，改革要配套。金世宗完顏雍的改革與元世祖忽必烈的改革，可以說是成功的例子。金世宗的改革，不僅促進了金朝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最後完成，而且儲存並促進了中原地區的封建文明的發展，出現了“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金史宗紀下》）的安定局面。金世宗也因此贏得“小堯舜”的美名。元世祖忽必烈“附會漢法”，不僅使北中國從前四汗（成吉思汗、窩闊臺汗、貴由汗、蒙哥汗）時的瘡痍滿目逐漸走向大治，而且迅速統一了全國，實現了“廩有餘粟，帑有餘財”（《至正集》卷77），使元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發達最強大的國家。然而，歷史上也有不少次改革，並沒有針對時弊配套進行，而是出於財政上的考慮，單打一式地推進賦役制度改革，結果無法克服當時日益積累的社會矛盾，甚至導致國家四分五裂。唐德宗任用宰相楊炎推行的改革，就是突出的例子。眾所周知，中唐以後，唐王朝陷於嚴重的社會危機之中。一方面，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上，初唐為控制地方所設定的監察區性質的“道”和軍事防御區性質的“道”等中央派出機構，到唐中朝互相結合，演變成擁有一方行政、軍事、財政大權的割據勢力，造成藩鎮割據，並且導致了有名的“安史之亂”。到唐德宗時，又爆發了成德節度使李維嶽、魏博鎮田悅、淄青鎮李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聯合起兵抗唐的“四鎮之亂”。藩鎮割據與唐中央統一的矛盾，是當時社會危機的主要表現之一。另一方面，由於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導致了均田制的破壞，貧富分化更加懸殊，大量均田農民破產，變成流民，“天下戶口，什亡**”（《資治通鑑》卷226）。這樣，自初唐以來一直實行的按丁徵課丁稅的賦役制度——租庸調制，實行不下去了。由於國家控制的戶口驟減而使國家減少了收入，造成嚴重的財政危機。這是當時又一重要的社會矛盾。在這兩種危及社會安定和國家統一的矛盾面前，唐德宗卻沒有實行相應的配套改革，而是只抓錢糧，由楊炎主持兩稅法的改革，即按田地、資產徵收夏秋兩稅。兩稅法的實行，使賦役負擔趨向合理，政府也因此增加了收入。這在中國稅制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改革。它簡明易行，歷代相沿，至明初而不改。儘管稅制改革很成功，但卻不可能化解政治上的藩鎮割據與中央統一的矛盾，致使社會動盪不已，唐王朝國力日漸衰敗，最終導致五代十國分裂割據局面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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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改革要循序漸進。著名的商鞅變法，就是分步進行的。公元前359年開始的第一次變法，以推行什伍連坐法、頒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則“倍其賦”，賞軍功、禁私鬥、崇本抑末、實行“尊卑爵制等級”為內容的改革，經過實踐，取得顯著成效，秦國變得“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在此基礎上，於公元前350年開始第二次變法，以“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以上見《史記·商君列傳》），普遍推行郡縣制、為田開阡陌封疆、統一賦稅、統一度量衡等為內容的改革。它是第一次變法的進一步深化。兩次變法的結果，使原來落後的秦國，在短短二十年間由弱變強，從而為其後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而由於急功近利導致失敗的例子，則以清末光緒皇帝主持的維新變法最為典型。自從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頒佈“定國是詔”開始正式變法，重用康有為等維新人物，力圖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除舊佈新。不過，光緒皇帝推進改革的辦法，是靠釋出諭旨。有時一天竟多達十幾道，反映了他變法的急切心情。據統計，在“百日維新”期間，他一共發了110道諭旨、詔令。但光緒皇帝靠這種急風暴雨式地頒佈諭旨推進改革的做法，沒有收到什麼實效。當然，導致維新變法失敗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未從根本上觸動**主義政治體制，而朝廷內外的要害部門均控制在以慈禧太后為後。臺的頑固派官僚手裡。然而，在改革過程中，他急功近利，只務虛名，不求實效，又不能不說是促其迅速失敗的原因之一。
其三，改革必須處理好均衡與發展的關係。在改革過程中，不同地區、不同階層，如果貧富嚴重不均，會造成犯罪增加，使社會重新陷於不穩定狀態，甚至引發動亂。漢武帝任用桑弘羊進行改革，實行邊郡屯田政策，分軍屯和民屯兩種，規模相當大。邊郡屯田，有很多優惠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出現了“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鹽鐵論·西域篇》）的繁榮景象。魏孝文帝針對北魏初年土地高度集中，貧富分化嚴重的現實，頒行均田令，限制土地兼併的發展，並透過給無地或少地農民分配一定數量的土地，把大量豪強地主的蔭附人口吸收過來，使其重新轉化為國家編戶。清雍正皇帝實行“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把人丁徭役等各種稅項歸入田畝，地丁合一，丁銀與田賦均以田畝多少作為徵稅原則，讓富人代替窮人繳納部分賦役，從而減輕了對貧苦農民的剝削。諸如此類，都是改革過程中，注重協調不同階層之間均衡發展的具體例證，對促進當時的社會穩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四，在改革過程中，加強中央權威，是保證改革逐步深入與社會穩定的關鍵所在。中國歷史上的歷次改革，都是在君主**政體下自上而下推行的，但改革過程中無不遇到朝野上下守舊勢力的阻撓與破壞。革新與守舊兩種勢力的鬥爭，往往貫穿於改革的全過程。改革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持或支援改革的皇帝是否真正擁有實權和他所依靠的官員是否得力，即中央權威是否穩固。如果中央權威被削弱，失去調控能力，或中央與地方關係處理失當，地方勢力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勢，則改革必然進行不下去。秦始皇、漢武帝、魏孝文帝、金世宗、元世祖、清雍正帝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就是中央有權威；而王莽、王安石、清光緒帝等改革之所以失敗，就是中央沒有權威。有的改革甚至因改革家逝世、被廢黜、被罷職等原因而半途而廢，形成“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局面，導致社會重新陷入不穩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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