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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對自己學生的完全信賴，李大釗並不相信何銳會將英作戰的全部戰略都拿出來。不過李大釗也不認為何銳會拿出一套假戰略來忽悠學者們。
手裡有什麼就先分析什麼。李大釗組織學生們將他抄回來的內容寫在黑板上，再向學生們講述了何銳講述戰略的順序。這些內容並不多，學生們快速寫完筆記，開始群策群力進行分析。
師生們分析到了深夜，依舊沒進展。以至於有學生疲憊的提出了質疑，“這會不會是故布疑陣？”
李大釗其實也有這樣的懷疑，然而他最終還是願意相信何銳不會這麼幹。如果何銳向知識分子說瞎話，那就只有一個原因，何銳完全不相信知識分子界。如果是這樣的話，何銳完全沒必要與知識界會面。得出這樣的結論後，李大釗答道：“再詳細的分析一下。”
師生們又忙了許久，眼見都要12點了。大家的眼皮都在打架，李大釗只能讓學生們先回去休息，等明天繼續。
一夜無話，李大釗第二天剛醒來，正在刷牙，外面腳步聲響，有學生衝了進來，“李先生，快去看，有人把那篇戰略給分析出來了！”
李大釗大喜，也不管剛刷了一半的牙，趕緊漱口。嘴角還沾著白沫，李大釗連忙問，“是誰分析出來了？”
“在黑板上寫著呢！”學生歡喜的答道。
李大釗一愣，不可能啊！昨天臨走的時候不是讓學生們把黑板上的字給擦掉了麼？
趕緊跟著學生前往小教室，看到黑板上的粉筆字，李大釗才明白過來。原來昨天晚上大家都很疲倦，擦黑板的學生就是隨手擦了擦，很多字跡依舊可以看到。不過最重要的是在教師講臺上還放了一份不知哪個學生昨天遺忘在教室裡的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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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拿起看了看，忍不住搖搖頭，雖然上面只有戰略內容，但是作為戰略分析的基礎來說也已經足夠了。
至於黑板上的字跡，現在的學生會很陌生，對於李大釗卻不陌生，原來是那位青年回來了。把分析內容快速看了一遍，李大釗低聲讚道：“精妙！”
其他學生們早已經看的心情激動，他們已經抄完了分析，正在低聲討論。這篇分析的方式與昨天師生們分析不同。先將每一段並不長的文字都拆解成各個詞彙，對詞彙進行解釋。
對詞彙的解釋作為分析基礎，在此基礎之上對每句話裡面的邏輯關系再做分析，再看這短短的戰略內容就能看出名堂來。
此時李大釗已經確定何銳提供的戰略思考是真的，卻沒有任由自己的心情發散，他讓學生們抄完之後就將黑板擦乾淨，自己轉身前往學校招待所。果然，在學校的招待所的入住記錄上，那位青年的名字赫然在列。到了121房間，門沒有鎖。推開房門，李大釗就見到了久別的高大身影。那位青年正在收拾東西，見李大釗進來，歡喜的上前問候，“李先生，許久不見。”
李大釗還記得三年前，一眾青年們前往各地時候意氣風發的模樣。然而兩年間變化之大，可謂天翻地覆。沉默片刻才嘆道：“黨務情況如何？”
青年爽快的答道：“我已經加入了文明黨。”
李大釗沒說什麼，只是坐下。知道過去一年多來，困擾中國的關鍵矛盾被文明黨優先解決。雖然社會上的始終存在各種矛盾，但是最激烈的生存問題解決後，各種基於求發展而產生的矛盾就顯得溫和起來。社會上除了文明黨之外的其他政黨在很短時間內就向著‘俱樂部’轉化，成了討論未來中國發展的團體。
那些真正想為國家做些什麼的青年紛紛投奔文明黨，或者加入了政府，或者從軍。在很短時間內，中國各地的熱血青年就被吸收了。
這些變化並沒有讓李大釗感到不快，革命的目的是為了振興中華，既然中國已經恢復了獨立自主的地位，明顯看不出有遭到外敵入侵的威脅，李大釗自然更關心當下的大事，“我看了你的分析，難道英國那麼虛弱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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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已經給李大釗倒水，將水杯放到老師面前，他才從容答道：“李先生，不是英國虛弱，而是戰略設定本就不是為了打敗英國。而是為了讓英國坐下來妥協。”
見李大釗還是不太明白，青年坐到李大釗對面繼續解釋道：“現在國人對戰爭的認知還是舊的演義小說中的那種舊式戰爭。現在的世界，戰爭已經與經濟高度繫結。只是現在的經濟利益太大，各國國內矛盾太激烈，而列強集中在歐洲，歐洲各國戰略縱深小，容不得大失敗。才會看上去慘烈無比，彷佛必須打到最後一人一槍。這次中英戰爭的戰場縱深極大，利益牽扯雖然廣，卻有著各種騰挪空間。戰爭不會打到中國與英國必須倒下一個的程度。”
聽了這番解釋，李大釗心有所感，卻沒辦法完全理解，便追問其其中的關鍵。師生兩人不知不覺就聊了一個多小時，在李大釗精疲力竭之時，還覺得沒能徹底理解這些。不過有件事卻已經被證明，何銳要和英國這個帝國主義扛把子打一場帝國主義戰爭。
按照青年的分析，何銳政府在這場戰爭中的贏面其實相當大。
“那你今後要做什麼？”李大釗不再談戰爭的事情。
青年坦然答道：“我被安排到陝西工作。此次到京城，到北平來是參加培訓。等培訓結束，就會前往綏德市委工作。”
李大釗這下想起來，最近的北平的文明黨中央黨校正進行新一屆的培訓，詢問之後才得知，對面這位青年果然是前來黨校接受培訓。便嘆道：“我聽說文明黨有非常嚴格的政審，他們真的不在意之前的經歷麼？”
青年笑道：“李先生，就我所知，肯定是在意。但是文明黨本就是左翼，對於左翼的接受度比右翼高的多。很多南方革命黨人就沒能透過。那些之前是右翼的革命青年們甚至想方設法聯絡我們，想讓我們給他們作證明，他們其實是和我們一路。”
李大釗嘆道：“何銳對共產國際的態度實在是不友好。”
這個‘共產國際’指的是第三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第二國際陷於分裂。1918年11月，由布爾什維克發起在彼得格勒召開歐美各國左派社會黨人代表會議，做出籌建第三國際的決議。1919年1月，在莫斯科召開8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小組及左派社會黨的代表會議，並以8個黨的名義發出召開第三國際成立大會的邀請書。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召開國際共產主義者代表會議，即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有來自21個國家的35個政黨和團體的52名代表參加。中國、朝鮮以及其他東方國家無產階級的代表作為觀察員列席大會。
塔讀@ 第三國際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理論基礎，它為自己規定的任務是團結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確立世界範圍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徹底消滅階級，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李大釗所說的‘不友好’，是因為何銳雖然從來都承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文明黨政府也將現在的中華民國定為‘社會主義國家’。但是，文明黨與新政府明確表態，不接受任何境外勢力對中國內政的管理。 這麼表態的原因也很簡單，第三國際是統一的世界共產黨，各國共產黨都作為它的支部，直接受它領導。它是高度集中的領導中心，統一領導各國革命運動，各國黨必須執行它的決定。它有權決定各國黨的路線、策略和各國黨的領導人，可以否定或修改各國黨的決定，開除和解散任何一個支部，向各國黨派出常駐代表。 李大釗始終沒能與何銳就此事進行交流。原因之一固然是因為兩人並不熟，最重要的原因是，李大釗還沒能想出該怎麼提問。 如果何銳反對共產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們還能就政治認知提出疑問。如果何銳是個舊式獨裁者，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們也能就社會進步提出反對意見。 民國新政府是個真正的政黨政治文官政府，對境外勢力在中國活動也只是經由國會提桉討論，最終提出一部《境外勢力管理法》。對於境外勢力並非趕盡殺絕，而是要求他們申報身份，完全公開活動。 《境外勢力管理法》當中雖然有各種抓捕，審理等暴力部分，卻是針對那幫隱藏身份的傢伙。如果光明正大的表達自己‘境外勢力’身份，依舊可以合法的在中國存在。哪怕李大釗都找不出有什麼可以質疑的部分。 而且《境外勢力管理法》本身並不針對共產國際，所有境外勢力都在這部法律管轄之下。中國國內的左翼或者是右翼，哪怕是被何銳與李大釗都看成‘某種意義上反動派’的地主士紳，在追求奪回主權完整，完成國家的真正統一方面上也與何銳與李大釗有著基本共識。在這個基本共識之上，沒有任何中國政黨敢自認為‘境外勢力’。 而何銳從始至終也沒有編造任何理由，光是共產國際的綱領，就已經坐實了太多。且不說各國共產黨接受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部領導這件事，聯共（布）在國際中佔有與眾不同的地位，號稱是“共產國際最強有力的領導支部”。已經讓中國的共產國際派……如果真的有這麼一群人的話……在政治上處於極為不利，必須搞地下活動不可。 如果不用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員，就能獲得中國解放，誰也不會非得自己跳出來找不痛快。 除去這一部分，共產國際在中國也真的沒什麼吸引力。尤其是那些真正研究過共產國際的人們。而且想研究共產國家並不難，新政府的文史館就提供各種資料，還是真正的資料。 1919年，列寧作了《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和報告》。會議透過列寧的報告作為共產國際的政治綱領，還透過列寧起草的《共產國際宣言》、《共產國際行動綱領》等檔案。第三國際宣告成立，總部設在莫斯科。大會選出由K.G.拉科夫斯基、列寧、G.Ye.季諾維也夫、L.D.托洛茨基和F.普拉廷組成八人執行局，由俄、德、奧、瑞士、瑞典及巴爾幹聯盟黨的代表組成執行委員會，季諾維也夫任主席。 1919年3月匈牙利成立蘇維埃共和國，4月德國成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第三國際發揮了積極作用。1919年11月建立的青年共產國際（少年國際），也成為第三國際的支部。 在此時的中國，只要不是非得自認為境外勢力，新政府對於政治是很寬容的，尤其是對左翼。因為何銳與文明黨的功績，現在還沒人敢抨擊何銳是境外勢力。所以何銳自稱共產主義者，文明黨將民國定義為社會主義國家，讓左翼在政治上得到了全面站臺。大家都不傻，境外勢力在中國可不是什麼好名聲，別說自認境外勢力，哪怕是被貼上境外勢力的標籤，就已經成了過街老鼠，真的是人人喊打。 現在的左翼中，最親共產國際的，大多也只是覺得這麼一個聯盟看著好像很厲害的樣子。有人考慮著能否利用共產國際來擴大中國的影響。真的認為中國必須要加入共產國際的人真的沒有。或者說可以完全忽略不計。 面對李大釗的看法，青年坦率的答道：“先生，我認同何主席的看法。共產國際如果只是一個學術機構，中國可以有政黨選擇性加入這個學術機構。文明黨在局面確定的情況下與這個學術機構進行合作。現階段，共產國際並非這麼一個機構，我甚至相當認同何主席對於共產國際關於自身定位的評價。如果蘇聯真的想構建全球的共產國際體系，這個定位就是不合適。現在的組織構架，完全是未嘗其利，先受其害！” 李大釗沒能與何銳就此事進行過討論，並不知道何銳的真實看法。面前的青年已經加入了文明黨，又要參加中央黨校培訓，李大釗認為他應該知道些文明黨的內部考慮，便問道：“如何講？” “共產主義首先是一個學術流派，而不是一個宗教組織。即便有第二國際的失敗教訓，也要總結教訓，重建學派。並且對之前的分裂，乃至於各個左翼政黨不得不加入歐洲大戰的教訓進行分析總結。第三國際的問題在於它的簡單粗暴，認為第二國家失敗的原因是因為缺乏一個統一的領導中心。只要領導中心夠堅強，問題就能解決。全然沒注意到，第二國際失敗的原因是第二國際沒能繼承共產主義的學術能力，沒能向第二國際的成員提供有效的知識體系，幫助第二國際各成員去解決他們國內的問題。” 說到這裡，青年也有些激動起來，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擦了擦嘴才繼續說道：“全世界資本家還沒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基礎就不存在。資產階級沒有那麼神通廣大，如果他們真的有那麼大的神通，應該能解決本國的問題。如果不用資產階級描述，就用反動派去定義。那麼誰是反動派，他們為什麼反動，他們反動的原因何在？對於反動派要如何對待？該怎麼對付反動派？這是學術問題，也是是革命行動的綱領問題。在很多部分上，人民的很多想法，與反動派其實是一樣的。” 李大釗並不喜歡最後這一部分。不過青年接下來的話讓李大釗覺得很難應對，“我們經過社會調查，發現大多數的地主、租界的中國商人，也反對帝國主義。這就是說，他們上一刻可能是革命群眾，下一刻就是反動派。這就是當下我們面對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