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天麟這等能完全理解何銳想法的知識分子在與會者之中是少數，因為很清楚自己一路過來的經歷，趙天麟對於改變知識分子已經沒太大期待。不是因為知識分子的智力有問題，而是雙方的知識結構之間差距太大。
所以，趙天麟頗有興趣的看著陳獨秀向何銳提出問題。如果陳獨秀這樣的知識分子能夠理解何銳的回答，就意味著舊知識分子們在擺脫‘孔家店’影響的同時，也能進入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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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並不知道主管科教文衛的部長趙天麟在想什麼，何銳的回答讓陳獨秀覺得有些莫名熟悉，如果不是因為何銳的功業過強，陳獨秀甚至覺得何銳的回答頗有滿清權貴的味道。
與滿清權貴不同的是，何銳是一個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們的圈裡人。陳獨秀思索片刻，爽快的問道：“何先生，政府認為中國能夠迅速從小農時代進入到社會化大生產時代？”
“我們來拆分一下這個問題。”何銳從來不會迴避正經的學術問題，面對陳獨秀的問題，何銳坦率的答道：“中國已經搞了兩千年的小農經濟，自然能實現小農經濟。現在要確定的是，中國有沒有能力實現社會化大生產。實現社會化大生產的前提是中國社會是否有需要。在我們文明黨的判斷中，中國人民需要更好的物質生活，這是源自生物本能。中國有這方面的內在需求。至於中國能否工業化，能否實現社會化大生產。以中國這樣的文明國家，由於文明程度非常高，人民掌握更先進生產方式的速度非常快。有內生需求，有學習能力，還是很強的學習能力，我們文明黨得到的結論是，中國能夠完成社會化大生產。”
陳獨秀自視甚高，聽何銳回答的坦率，當即追問道：“何先生，具體怎麼做？”
如何讓中國實現工業化並非陳獨秀一個人關心，中國的知識分子們不管是尊儒的或者是反儒的，都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陳獨秀問完，人群中發出了一陣嘆息和挪動椅子的動靜，隨即就安靜下來。
沒等何銳發言，李大釗問了一個問題，“何先生，在下本以為你方才對砸爛孔家店的提出不同看法，是為了正本清源。此時在下有個感覺，莫非何先生宣揚唯物主義，又用‘浩然正氣’做例子，竟然是認為根本不用討論尊儒或者反儒麼？”
趙天麟聽到這話，不禁微微點頭，李大釗的看法才是真正明白人的看法。趙天麟當年選擇成為何銳的同志，這些年最大的收穫就在於，堅定不移的建設工業化中國是唯一的綱領。打敗日本與東北政府說了什麼沒關係，唯一有關的是做了什麼。
宣傳本身則是工業化中國政策中的一部分工作。只要不是宣傳，說什麼都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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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李大釗已經觸及到了這個層面。文明黨對於儒家沒什麼看法，非有什麼不得不說，便只是一句，‘誰阻擋中國工業化建設，誰就完蛋’。更冷酷的描述就是三個字，‘不討論’！
何銳很欣賞李大釗的敏銳，不過此時已經沒必要回答，便說道：“守常先生說的沒錯。”
接著何銳繼續回答陳獨秀的問題，“如何工業化，政府現在的政策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國家投資，用於交通、教育、國防，以及滿足這部分建設需求的工業，讓中國這個高度文明國家的人民優勢發揮出來，讓人民掌握更高的生產力水平。第二部分，則是透過引導小農經濟進入小商品經濟，讓人民生產出來的產品能夠更快的銷售出去。促使中國人民使用更先進的生產力來獲得利益。如果人民只是在家種地，那就是小農經濟。如果人民開始在家搞起了磨坊、物流運輸、商業，這就開始進入小商品經濟階段。如果農民離開了家，進入城市工作，中國的社會化大生產能力就開始隨著人力物力的流入而快速發展。最終，當所有人的生產都是為了交易，並且把透過交易獲得的收入再次交易，購入所需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生產就社會化了。”
在陳獨秀看來，何銳與滿清權貴們幹的是相同的事情，他們都提出了自己的理念。不過何銳的理念明顯比滿清權貴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如果是滿清權貴，來來回回就那麼一個核心內容，‘守住大清江山，保住祖宗基業’。何銳的理念與何銳本人無關，何銳的理念只有一個，‘如何建設一個工業化的中國，如何建立一個社會化大生產的中國’。
雖然何銳之前所作所為已經證明何銳一直在這麼做，不過真的與何銳親自交談後，陳獨秀確定何銳以及文明黨的政策理念始終如一。並沒有因為奪取了整個中國的政權而出現了任何變化。
所以陳獨秀追問道：“何先生，你認為這需要多少時間？”
“我們都不是什麼算命先生，鐵口直斷。對於未來，我們有明確的方向，明確的目的。所以我建議諸位有空不妨讀一讀政府工作報告。現在政府正在推行五年計劃，五年計劃中的每一年，也會提出年度計劃，每年年末會有工作總結。每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也都會有總結報告，並且公佈下一個五年計劃的內容。”
聽到這些，知識分子們終於對五年計劃有了真正的興趣。何銳看時間差不多了，就準備告辭。今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議，就是聽工業部彙報‘腳踏車生產計劃’。這個計劃很重要，如果工業部那邊真能完全理解，以後中國大型企業的模式就可以確定。
請過來主持此次會議的黃炎培，黃炎培卻問道：“何先生，遷都對於學界影響不小。在下想再與何先生對此事商議一下。”
“找趙部長商議就好，最近的事情比較忙。”何銳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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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炎培也知道何銳的確很忙。之前東北政府對日本開戰，震動全國。雖然民間情緒高漲，都表達了對東北政府的支援。但是大家私下的時候都憂心忡忡，認為日本贏面很大。
此次中國與英國開戰，民間情緒倒是沒有那麼激烈。但是在黃炎培看來，民心已經沒有東北政府對日本作戰時候那麼寬容。那時候東北政府只要不敗，人民就覺得完全能接受。而此次對英國作戰，民間可不考慮英國是世界第一強國，所以中國勝算並不大。
不……，正因為英國是世界第一強國，所以這次一定要打贏不可！
黃炎培對新政府評價很高，想到這場戰爭，就覺得新政府面對這場戰爭定然殫精竭智。所以見到何銳在此次會面中完全不提及戰爭，好像根本沒有這場戰爭一樣。心中也不由得佩服何銳的氣度。
就在黃炎培準備宣佈何銳將先離席之時，有位老先生站起身。在一眾人中，這位老先生是唯一留辮子的，他用相當流利的法語說道：“何先生，我有一個問題，不知你為何要制定辮子稅與裹腳稅。這麼做是否心胸太不寬闊？”
何銳知道此人，乃是民國奇才辜鴻銘。辜鴻銘是南洋人，出生在馬來西亞的檳城州。父親是正宗的中國人，然而母親卻是一名西方人。如此教育環境以及父母的薰陶下，他很早的就學會了多門語言，包括英語、中文、馬來語和葡萄牙語。
他的天賦也得到了當時他父親老闆的賞識，並且從小就開始教他讀西方古典名著莎士比亞、培根等人寫的書。
之後在他少年時期，由老闆舉薦送去德國學習，並回到英國被愛丁堡大學錄取，在此學習文學，後又赴德國學習哲學和文學，總計拿到了13個博士學位，熟練掌握九種語言，很早就開始翻譯論語中庸和大學。
在此期間，他不停地在外文報刊發表文章，宣傳中國國學並嘲諷西方的文化。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獲得如此多的博士學位，並且有氣魄在西方的報紙中為中國文學佔據一席之地。
辜鴻銘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了信心，正是因為他，西方人才對中國文化有了全新的認識，可以說他就是當時中國文化的傳播大使。但是對那些封建糟粕比如婦女纏小腳的陋習，他卻尤為喜歡，甚至為此專門取了一個小腳中國姑娘為妻。
聽辜鴻銘用法語提問，何銳也用法語答道：“辜先生，既然你已經注意到了辮子稅與裹腳稅，就應該知道這兩個稅是有日落條款的。從1924年開始，到1944年結束。這兩個稅就會被廢除。而且現階段，這兩個稅其實也沒真的收上來什麼錢。”
“正因為如此，在下才認為新政府的氣量並不夠大。”辜鴻銘繼續用法語答道。
何銳並沒有不高興，只是用法語繼續答道：“此事牽扯到中國工業化，我不會進行討論。”
在座的一眾知識分子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才聽得懂何銳與辜鴻銘在說什麼。其他人雖然沒聽懂，心中也對何銳的學識更認同了幾分。
辜鴻銘其實很欣賞何銳對於儒家的‘不討論’態度，既然辮子稅與裹腳稅是單純的國家法律，又是有落日條款的法律，辜鴻銘也就此多說什麼。
試探出何銳的外語能力，辜鴻銘用漢語繼續問道：“何先生，此次中國對英開戰，既沒有透過國會討論，又沒有經過其他手段。政府一聲令下，大軍就進入緬甸。軍國大事如此兒戲，不知何先生可否解釋一二。”
何銳微微一笑，“政府已經有公告，國防軍受友邦緬甸人民請求，前去緬甸剿滅一夥自稱大英帝國的武裝匪徒，剿滅區區土匪，何須國會透過。”
一眾知識分子中的確有人被這話逗樂了。何銳說的沒錯，民國政府的確是這公開宣佈的。某種意義上，對於大英帝國的確蔑視到了極點。但是能笑出來的知識分子數量並不多。更多的人神色頗為嚴肅，辜鴻銘所說的的確是大家的感受，怒而興師，即便打贏，也是暴君行徑。何銳雖然被知識分子認為是圈子裡的一員，卻不等於知識分子們就認同如此做派。
何銳也知道有人會這麼看，便解釋道：“此戰並非為了與英國決出高下雌雄。其目的很簡單，透過打擊英國，使得英國與中國簽署中英建交聯合聲明，自此掃平外交障礙，使得中國能夠恢復與世界各國的正常貿易。”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不知何先生廟算中勝算幾何？”辜鴻銘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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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銳知道辜鴻銘博覽群書，不過這傢伙能一字不錯的把孫子兵法裡面的廟算篇說出來，在學者中也不多見。所以何銳問道：“既然辜先生問起廟算，不知辜先生可否還會問關於此戰對中國國內經濟的影響？”
辜鴻銘稍微一愣，他還真的沒仔細考慮過。不過何銳既然這麼講，辜鴻銘說道：“若是何先生連此戰對國內經濟影響也能一併指點，在下不勝之喜。”
“判斷國家經濟的幾個主要資料，國家的經濟總量，工業產能，技術水平，就業資料。其核心就是國家對於工業的投入，以及工業營運。很多人認為此次戰爭是花錢如流水，我承認的確如此。但是這次戰爭本身也在向西南地區進行了大量投資，道路不僅現在能用，以後也將成為西南地區商品流通的重要通道。當地民眾的生活也能夠透過投入工作之中得到報酬，進而得到提升。西南經濟將與其他地區經濟之間更緊密的聯絡起來，國家也能增加對西南的管理水平。從這個角度，戰爭的投入雖多，卻不是單純的軍事投入。從長遠角度，甚至是收益遠大於支出。”
辜鴻銘覺得似懂非懂，不過他讀過不少史書，甚至在滿清時代，治理西南也是國家投入了巨資，進行了大量戰爭才得以完成。所以辜鴻銘點點頭，“受教了。”
“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因為這也是未來10年中中國經濟一個新局面的原因。工業生產不能停頓，必須年年執行，日日執行，除了重要節假日會出現大量企業有序停工的局面之外，其他時間都必須執行。所以，促進工業發展的方法之一就是持續對工業投入。經濟發展也是如此。如果中國經濟不斷投入的話，就會出現一個局面，掙了100塊，第二年要投入105塊。這就會出現負債。”
聽到這裡，只有極少數的知識分子才有所感，絕大多數已經理解不了。
何銳卻跳過這個，說起了印度，“英屬印度政府，每年都盈利。他們要把盈利繳納給英國本土。這部分錢中的很大一部分除了被英國權貴獲得，供他們享樂之外。其他一部分則是彌補英國本土因為持續投入而產生的債務。雖然諸位先生們或許不懂經濟，不過大家覺得這像不像吸取人精氣的妖怪？”
聽到吸取人精氣的妖怪，學者們能夠構建出一個模型出來。而且這個模型聯絡到英國與印度的關係，有種陰森森的邪惡感覺。
“辜先生，你去過英國，應該感受到英國政府對國家建設還是比較上心。英國本土與殖民地相比較，是天壤之別。不知我所說是否與辜先生看法相同？”
聽何銳這麼問，辜鴻銘爽快的答道：“的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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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銳與辜鴻銘一問一答，所談的內容也與知識分子的感受一致。所以大家有些奇怪起來。就在此時，何銳繼續說道：“所以，在經濟方面，如果國家因為投入資金搞經濟而負債，是常態。如果國家盈餘很多，那就是政府把國內當作殖民地看待。如此比較，不知諸位可否認同？”
一種知識分子覺得這話的確能說通。雖然看著很明確，可其中的道理卻不是這些人能夠想明白的。
何銳又列出了一些數字。十九世紀末英屬印度年淨收入4400萬英鎊，其中1600萬英鎊稅款匯回英國。按《辛丑條約》確定的折算標準1兩合0.15英鎊，英國在印度淨收入合29333萬兩，其中10666萬兩匯入英國本土。
而且要知道這4400萬鎊不是總收入而是淨收入，英屬印度一年半的財政盈餘就相當於一個庚子賠款。
1837～38年度，英屬印度財政總收入2086萬鎊，支出只有1755萬鎊。換而言之哪怕鴉片戰爭前，即便按當時白銀價格較高的匯率折算，英屬印度年收入相當於同期大清的兩到三倍——而大清的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疑比英屬印度大。
對比一下，十八世紀後期穆斯林統治孟加拉的時候，每年徵收田賦80萬英鎊，而英國人接手後三十年裡每年徵收268萬鎊。
這些數字如此明確，以至於知識分子們都懵了。有人問道：“印度哪裡有這麼多金銀被英國搜刮。”
何銳等的就這個問題，如果搞不清楚‘英鎊’與黃金的關係，就無法理解何銳為何對此次戰爭充滿了心情。也對英國必然要妥協的結果無比有信心。
“咱們來分析一下稅收到底是什麼！”何銳準備繼續講述下去。
然而此時有人跑進來，“主席，時間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