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三章西北軍重整
北伐至今，蔣介石的嫡系第一軍還沒有什麼像樣的戰果，但隨著**軍接連不斷取得勝利，各路諸侯都在擴軍，他要保持絕對的權力，這方面自然不能落後，也要大肆擴充軍事力量。www.tsxsw.com一方面，蘇聯的援助到達廣州後，他會暗自扣下一部分，暗自交予第一軍培植實力，另一方面，他仍把持著黃埔軍校校長一職不放，以求透過師生關系間接提升其在軍界的影響力。
蔣介石治軍，有著極其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形成他與軍隊之間休慼相關的關係。他曾研究過曾國藩和胡林翼的帶兵經驗，並刻意模仿。曾國藩的軍隊都是依靠同鄉、親戚關係建立起來的，官與兵之間不僅僅是上下關係，還有血緣、地緣關係，誰招來的部隊就聽誰的，但高級將領又都聽曾國藩一人，即使清廷也難以指揮，離開了曾國藩，誰指揮都不靈。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權利，將最好的裝備給黃埔系，尤其是嫡系的第一軍，對那些聽話而且有才能的學生則破格提拔，對那些有過錯的學生往往網開一面，給予他們新機會。作為整個北伐**軍的總司令，他這樣做自然招來不少非議，而第一軍偏偏也不太爭氣，論戰功現在連唐生智的第八軍都比不上，這自然招來各方嘲笑，也令他這個總司令顏面無光。
第一次攻打南昌，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王柏齡就出了大醜。
當時，北伐軍進攻南昌的主力，主要是第六軍程潛部萬餘人，另加第一軍第一師。王柏齡沒有執行切斷南潯路的命令，使孫傳芳得以從容反攻，這且不說，另王柏齡進入南昌後得意忘形，夜宿ji院尋歡作樂，結果孫軍突然進攻，第一師因軍中無主，幾乎全軍覆沒。王柏齡隻身逃出，雖現仍未找到，卻已得了個“ji院將軍”的謔稱。
蔣介石把各師長罵得狗血淋頭，第一軍戰績也未得到改觀，沒辦法他只好親自出馬，指揮第二次攻打南昌之役。但掌控欲越強的人，越不容易看清自己，蔣介石玩弄權謀政治，幾乎沒人是他的對手，但說到領兵打仗，他還真不夠看。他是知兵，但僅知兵，還不足以保證贏得戰爭的勝利。
北伐軍二打南昌聲勢搞得很大，蔣介石根本沒想過失敗的可能，既然份屬必勝，聲勢越大自然越能增加威望，為此他沒少費心思。可惜的是，剛剛和張群議論時局時，還躊躇滿志意氣風發的蔣總司令，並沒料到南昌城內孫傳芳的五省聯軍，竟組織大批敢死隊，趁月黑風高從城下水閘破關而出，令攻城的第一軍秩序大亂，旋即潰敗。
蔣介石幾次握住白崇禧的手問怎麼辦，幸虧小諸葛事先已在贛江上游搭了浮橋，第一軍殘軍才得以撤至西岸。蔣介石假意兵敗殉國，其間更有一則五省聯軍釋出他陣亡的假消息傳出。其實，第一軍將士雖死傷慘重，蔣總司令本人卻毫髮無損，只是受到驚嚇，顏面上更不好看而已。
孫傳芳在南昌被圍時，已向奉系求援，結果連他都沒想到竟是己方大勝，不過他並沒有高興多久，蔣介石領兵打仗差些，政治手段卻玩得得心應手，只一個兵敗殉國的假消息，就將局勢再次反轉過來。
由於**軍一旦在江西戰敗，其結果將威脅湘粵甚至導致整個北伐的垮臺，所以各方注目。**也開始調動組織，集中力量拆孫傳芳的臺，而張發奎也率第四軍自武昌東下，李宗仁則率其第七軍自贛北南下，連戰皆捷。
蔣介石隨即制訂“肅清江西計劃”，左路由李李宗仁與張發奎協同作戰，右路由朱培德的第三軍負責，中路則由程潛的第六軍負責，而第一軍僅為預備隊。此次攻勢，蔣介石吸取教訓，不再急於奪取南昌，而尋機殲滅孫軍主力，並意圖切斷南潯鐵路，以絕孫傳芳後援。一時間，五省聯軍的處境又惡化起來。
且不說蔣總司令如何重鑄軍威，單看其以自身超高的政治敏銳性，能只憑轉自西峰的系列通電，就將對解放軍及吳安平的重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並視為僅次張作霖的北方大敵，便知其能於數年間篡取**政府最高權力，確實有其必然，絕非僥倖。不過，此時最關注解放軍及吳安平的，還不是蔣介石，而是由蘇聯回國剛滿一月的西北軍統帥馮玉祥。
在十月三日，西峰發出昭告西北臨時政府及新民黨成立的通電之時，馮玉祥能拍桌子叫好，狂喜失態，自然不是為支援吳安平，而是感覺終於找到了討伐解放軍的最佳藉口。只憑那些通電，馮玉祥就能把一頂分裂民國的大帽子，給解放軍及吳安平直接扣到頭上，視其為新軍閥進行十足正義的討伐，至於吳安平真實意圖如何，他根本不需要理會。
五原誓師後，西北軍殘軍華麗轉身，加入到國名**軍的序列，高舉北伐討逆大旗，一時軍威大振，不僅使分崩離析、瀕於消亡的軍隊枯木逢春、旱苗得雨，重又獲得生機，而且使叛將離兵聞風而歸，紛紛來投。原已為晉軍收編的石友三、韓復渠、陳希聖等部，又重新回到了西北軍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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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西北軍南口戰敗，韓復渠、石友三、陳希聖等覺前途渺茫，便想保住軍隊另謀出路。當時追擊西北軍正是晉軍，而晉軍主將商震未投閻錫山前，曾因參與二次**被陸建章扣押，正是憑馮玉祥力保才重獲自由，兩人頗有交情，有這緣由，韓復渠、石友三等便商量投靠商震，或許還能保有軍隊。
他們找到商震說：“我們算你的部隊，你給我們糧餉，但是不能解散我們的軍隊，還是我們自己帶。要不然的話，我們就跟你拼命，我們雖然在南口已經垮了，但總不能餓死啊。”商震回去給閻錫山一說，閻錫山就同意了。
馮玉祥抵達五原後，電令韓復渠、石友三等到五原開會，這些叛將本不敢去，後經馮玉祥派張允榮、蕭楚材到各處解釋，加之石友三老父嚴責其不應忘恩負義，叛離馮總司令，這些人又終究畏服馮玉祥，這才回頭聽令，陸續趕赴五原。馮玉祥自覺這些人吃足苦頭，投敵也多是不得已，便只申斥幾句，並沒有嚴厲追究這還屬第一次的部隊倒戈事件。
閻錫山得知這些降將要率部離開晉軍，當然怒氣沖天，這就相當於替馮玉祥白養了一個月的兵，結果連根毛也沒撈到。但是，閻錫山派人攔截勸阻，韓復渠、石友三等人當即便翻臉，紛紛道：“投靠晉軍本就是為了糧餉，你莫真以為我們就是你的兵了？”閻錫山畢竟不願與馮玉祥這時再起衝突，只得退讓，就此吃個悶虧。
為做好倒戈部隊的工作，迅速佔領西北地區的交通樞紐、戰略重鎮——包頭，同時打通庫倫與綏遠之間的交通要道，便於接收蘇聯援助的軍需物資，根據**員劉伯堅及蘇聯顧問烏斯馬諾夫的建議，馮玉祥將西北軍的總司令部由五原遷到包頭，駐紮在西腦包閻家大院。他深感新敗之餘，各部軍紀廢弛、軍心渙散，便接連召開軍政會議，開始大規模整頓及改造部隊。
馮玉祥下令恢復佩帶“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的臂章，重申買賣公平、借物要還、損壞賠償，不擅入民宅，不調戲奸汙婦女的軍規，並親自帶隊查街巡視，一旦發現擾民之事，便立即按情節輕重，予以處罰。包頭縣長備了一桌酒席，想犒勞將領，馮玉祥卻令撤席，不準享用，並質問該縣長：“你這種行為豈不是巴結長官你是哪來的錢？憑你這樣做，就不是愛惜人民。”
為重振軍隊士氣，他除派政治工作人員到各部隊講解外，每早還要集合各部首長和司令部人員，親自訓話。每次訓話必有六問：你我的父母是什麼人？兄弟姐妹是什麼人？親戚朋友是什麼人？你我入伍以前是什麼人？你我退伍以後回到家鄉是什麼人？我們當兵的應該保護的是什麼人？以統一士兵思想，激發其戰爭意志。
同時，馮玉祥接受劉伯堅建議，在西北軍全面建起了政治工作機構。這些政治機構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大都是****員、共青團員和進步知識青年。劉伯堅先前曾分別寫信給**中央、旅莫斯科支部、北方區委，要求儘快輸送強有力的幹部到西北軍來。於是，便先後有數百**員到西北軍擔任要職，其中便有剛從莫斯科回國的二十三歲的鄧小平。
另外，馮玉祥任西北邊防督辦時，在張家口辦了一所西北陸軍幹部學校，後由於南口戰局變化，該校決定撤往包頭。七百多名學員主要依靠徒步行軍，走了半個多月，在八月底到達包頭，並隨後舉行了畢業典禮。馮玉祥將部分學員分配進駐包頭附近的部隊，其餘則先到新改組成的軍事政治速成學校繼續學習，然後再分配到各部。
這樣很短時間，南口潰敗後本接近崩潰的西北軍便面貌一新，重又軍威大震。而馮玉祥一直憂心的裝備及軍需補給，由於蘇聯援助源源到來，也得到了改善。
馮玉祥的西北軍特別艱苦，其裝備可能算是各路軍閥中最差的。由於沒有自屬兵工廠，與北洋諸系翻臉後，武器裝備便只能外購，但西北貧瘠而馮部又擴充太快，致使西北軍裝備總體一直惡劣。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陷入空前政治軍事危機。他在電邀孫中山北上的同時，犯了一個致命錯誤，電邀賦閒在家的皖系軍閥頭子段祺瑞出山。而段祺瑞執政後，屈從列強壓力，背叛前約，不斷阻撓孫中山北上，為此馮玉祥只能宣佈下野，自釋兵權，隱居天台山。當段祺瑞任命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時，馮玉祥為表心跡，開始時是拒不受命，執意說要解甲歸田。
蘇聯政府注意到馮玉祥的左轉傾向，開始向其伸出援助之手。其駐華代表加拉罕曾多次與國民黨中央委員徐謙、李大釗交換意見，讓他們勸馮玉祥打消辭意，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加拉罕派鮑羅廷與馮玉祥會談，表示蘇聯可以透過外蒙古到張家口的路線，無償援助西北軍，並派出軍事顧問團助其整頓部隊。
為此，斯大林特意派蘇聯著名軍事家葉戈羅夫任駐華使館武官，實際負責對馮玉祥部隊軍事行動的策劃、協調和配合。馮玉祥見此，自然不再隱居，出天台山接了西北邊防督辦的任，而此後，蘇聯軍事顧問和軍械便開始源源不斷支援西北軍，力度之大，甚至超過了對南方國民政府的援助。
孫中山逝世後，斯大林和蘇聯政府開始加強對中國事務的干預，在聯共中央政治局專門設立了中國委員會。斯大林甚至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孫中山去世和援助馮玉祥西北軍的問題。後來，在中國委員會會議上，伏龍芝又提出在蒙古境內組建國際部隊以便支援馮玉祥的建議，該部隊的組建及其軍事器材的供給完全由蘇聯負擔。
隨後，中國局勢發生突然變化，在英、日撮和和唆使下，北洋直系吳佩孚和奉系張作霖握手言和，就共同討“赤”達成諒解，孫中山被稱為‘南赤“，馮玉祥被稱為“北赤”。馮玉祥動搖不定，突然宣佈辭職，退隱於綏遠平地泉，於是蘇聯顧問、李大釗、徐謙又輪流出馬，做起馮玉祥的工作，斯大林甚至親派代表阿姆加，在庫倫同馮玉祥見面商談。
馮玉祥本就沒有退隱的意思，經過鮑羅廷、李大釗、于右任、徐謙等人幾次勸說，自然而然登著臺階接受建議，決定加入國民黨並赴蘇聯考察。在蘇期間，他先後會見了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多名領導人，只是沒能與斯大林會面，季諾維也夫向他轉交了斯大林的信，信中表示要把向其提供五萬人軍事裝備的計劃，擴大到裝備四十萬人。
馮玉祥對此自是欣然接受，但實際對蘇聯及斯大林並無多少感激之心，他看得很清楚，西北軍與蘇聯目前的合作，不過是各取所需，互相利用而已。馮玉祥雖有愛國之心**之情，但對三民主義及**理論，此刻並不深知，無論其當初聯絡孫中山北上，還是加入北伐聯共、聯俄，更多是出於為西北軍找出路，而不是純粹為實現**理想。
接受蘇聯援助並非馮玉祥進步的標誌，他只是把蘇聯看作是對中國有重要影響的列強之一，是唯一可能滿足其軍事需要、擺脫巨大壓力和發展自身實力的外部力量。馮玉祥感興趣的是其武器彈藥，而非社會主義制度、政治理念，其對沙俄侵佔中國領土及蘇聯控制外蒙深感不滿，而且又由於訪蘇期間見識過蘇共審查黨員，心中戒懼很深。
同時，馮玉祥基本能夠猜到蘇聯與自己合作的意圖。
北京政變後，與蘇聯交惡的日本和親日反蘇的張作霖的勢力的發展，威脅到遠東地區的安全，威脅到了蘇聯在中國的利益。馮玉祥與奉系爭霸符合蘇聯利益，但奉系氣焰極旺，西北軍劣勢明顯，若張作霖執掌北京政權，“深足為蘇聯之危害”。蘇聯方面選西北軍援助，自然是希望透過加強其力量牽制張作霖，以爭取與日本在遠東的角逐中處於有利形勢。
這些援助其實不好拿。蘇聯方面在提供援助時，要求馮玉祥必須接受以下條件：援助有償，有借有還；作出關於承認外**立、同意蘇軍駐紮外蒙並在西北軍勢力範圍內向蘇聯提供租界的書面保證。從西北軍不斷得到蘇聯軍援的情況看，內情顯然不會是馮玉祥所聲稱的，“雙方均無條件，只為幫助我們完成國民**。”
而蘇聯援助的數量雖常根據西北軍情況變化有所增減，但總量很可觀。如果算上馮玉祥此次訪蘇，帶到五原的價值四百五十萬盧布的軍援合同，那麼蘇聯只援助給馮玉祥嫡系第一軍的武器裝備就將達到：步槍三萬一千五百支，子彈五千一百萬發，機關槍二百七十二挺，炮六十門，炮彈五萬八千發，軍刀五千把，飛機十架，另有鐵甲機車八輛，汽油四千多普特。
但蘇聯對馮玉祥的援助既是大量的，也是謹慎的，在這一過程中，時時保持著對馮玉祥的戒備與懷疑。南口大戰前，因為蘇聯懷疑馮玉祥“有可疑與不可靠處”，斯大林隨即下令對未起運的武器停運。直到馮玉祥急派代表團赴俄考察軍事、政治，並派留學生三十名，以示**決心，才重新恢復援助。
馮玉祥也是一樣，一面爭取與蘇聯合作以取得大量軍事援助，另一方面又不情願接納蘇聯顧問，擔心他們是政治宣傳員，而非軍事專家，害怕自己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會被削弱。蘇聯顧問不得不言行審慎，只從事軍事教導，不進行政治議論。後經過李大釗、徐謙爭取，馮玉祥才稍作讓步，不過蘇聯顧問編寫的講座教材和教學提綱，仍需其提前審批。
當然，馮玉祥還是要做足表面功夫的。在軍政會議上，他時常說：“蘇聯的幫助使人感動譬如我們在平地泉的騎兵學校，蘇聯就一次幫助了我們五萬元，作為購買馬匹和添置教具之用。這些例子說明了只有列寧斯大林在幫助中國**，其他美日各國都在幫助軍閥”
本來南口潰敗後，西北軍只剩下三萬多人還未散掉，到馮玉祥在五原豎起誓師大旗，散失在歸綏的殘部及降晉的倒戈部隊重新歸附，兵力很快便又積聚到了八萬人。雖然武器裝備損失慘重，各部甚至步槍都湊不太齊，但等價值四百五十萬盧布的蘇聯軍援陸續運到，這八萬人立刻重新裝備起來。
這批援助，計有步槍步槍三千五百三十支，子彈兩千三百六十五萬發，馬克沁炮八十門，三英寸野炮十八門，榴彈炮八門，炮彈三十八箱近一萬八千發，手槍五百支，除此外還有大量軍品。總體看，西北軍輕武器已足夠用，只重武器還有不足，不過馮玉祥治軍有個特點，往往把裝備集中編配到精銳部隊，因此具體到某一軍某一師，其輕重裝備卻可能都很齊備。
這八萬人都是南口餘生的精兵老兵，被**思想及蘇聯武器重新武裝起來，戰力自然不可小視。馮玉祥雖已預感解放軍不可輕辱，但自覺憑藉這八萬西北軍，並藉助**軍北伐的大勢，戳穿吳安平分裂西北的行徑，以正討逆，應有七成把握擊敗解放軍，重奪甘陝，到時自然能東出潼關，與南軍合擊吳佩孚，徹底消滅北洋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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