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事之“奉天子”
東漢末年，是一個有別於其他朝代末年的亂世。漢室雖然衰微了，但它“天下共主”的政治影響力依舊巨大，以至於“漢室雖衰，天命未改”的說法耳熟能詳，亂世中稱王稱帝的人不少，但是卻一致遭到士大夫的摒棄，鬧得眾叛親離，最後無不落得悽慘的下場。
在沒有把握取代它之前，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它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
也正因為這一點時代的特殊性，“奉天子”成了無數地方割據勢力夢寐以求的事情。
他們有的鋒芒收斂，打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幌子，有的野心勃勃，喊出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口號，也有的不喊口號，但是動起手來一點都不含糊，徑直就做起了悶聲發大財的買賣。
《後漢書袁紹傳》載：“沮授說紹曰：‘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官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御之？”。
《三國志毛傳》“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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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董卓傳》“是日，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君臣惶懼。”
“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郭請求東歸，十反乃許。”
“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
《資治通鑑漢紀五十四》“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貳。”
《三國志張楊傳》：“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
《三國志孫策傳》：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
以上列舉各方勢力的行動，就是為了論證“奉天子”這並不是一個什麼高瞻遠矚的戰略，客觀上的限制和主觀上的需要，促使亂世群雄們都在孜孜不倦地尋求“奉天子”這條高風險與高回報並存的捷徑。
既然不是高瞻遠矚的戰略，群雄也都想要“奉天子”，那歷史上為什麼是被曹操奉迎到手呢？
在這裡，我們需要羅列出內外控制天子的勢力：董承、楊奉、韓暹、張楊，以及曹操“奉天子”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袁紹、劉表。
歷史上的曹操因為平定了潁川、汝南的黃巾，獲得了一大批糧草輜重，軍需得到了極大的緩解，所以在彼時已經具有了奉迎天子的物質條件。
但“奉天子”的過程依舊十分曲折：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眾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
“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據險拒，洪不得進。”
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能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
“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
（董)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
“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徵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
整個過程，可以看到起初曹操奉迎天子並不順利，兵馬也沒有優勢，但他藉助董昭之手，憑藉糧食的優勢，拉攏敵將，分化瓦解，聯合楊奉、董承排擠了韓暹和張楊，然後又以糧食為誘惑成功遷徙朝廷，最後才是出兵擊敗楊奉，徹底解決遷都隱患。
那袁紹、劉表這兩位強大的競爭對手，整個過程都在幹什麼呢，無它耳，觀望而已。
而袁紹觀望的原因比較復雜。
《後漢書袁紹傳》記載，早在天子駕臨河東的時候，鄴城就派遣郭圖前往探視，歸來之後郭圖就勸說袁紹奉迎天子。
而《獻帝傳》則記載，沮授勸迎天子，郭圖、淳於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
仔細想想，用史書記載的理由來解釋袁紹沒有去奉迎天子實在太過勉強，作為強勢的地方割據勢力，將天子奉迎到鄴城，可能成為霍光，可能成為董卓，以袁紹的實力和名望，成為前者居多，但卻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的尷尬局面。
我更願意相信此時地跨四州的袁紹已經有了不臣之心，而坐視天子蒙塵落難，他才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
我們以前在考慮袁紹不願意奉迎天子的時候，往往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袁紹此時還擔任著關東盟主的身份。
這個盟主的身份，具有名義上的號令關東州郡的權力，在天子遠徙關西的前提下，袁紹這個盟主往往行使的是朝廷的職能，他常常可以對其他州郡發號施令、並在州郡長吏空缺之際任命刺史、太守。
如指使王匡殺胡母班、指使張邈殺韓馥（韓馥臆測）、指使曹操殺張邈（張邈猜測），任命曹操為東郡太守，任命袁遺為揚州刺史，任命周喁為豫州刺史。
這一些看似並非人臣所為的事情，在身為盟主的袁紹幹起來，變得大義凜然、無可非議。偶有州郡豪傑不滿，也多不敢公開反對。以至於到了官渡之戰期間，劉表還公然將州牧履行對朝廷的責任的同時，不對抗盟主，當作是一件政治立場正確的事情。
《漢晉春秋》曰：表答羲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
我們可以想象，實力強大，擔任盟主，在關東行使朝廷大權的袁紹，夢想著要重走劉秀稱帝的老路，待在河北坐視更始帝（劉協）被赤眉軍（白波軍）殺死，然後才虛情假意地全軍素縞，慢條斯理繼續使用盟主的身份黨同伐異，最終達到天下無主、自己勸進登基的目的。
也正因為如此，私心作祟的他才會在佔據了先機的情況下，裝聾作啞，對待返回關東的天子不聞不問，從而也錯失了奉迎天子的機會。
由此，也引發了後來書中所談過的，“奉天子”後，袁曹兩家初次角力，並在最後出現了盟主向朝廷低頭，上書自陳；曹操向袁紹低頭，讓出大將軍之位的妥協局面。
至於劉表，史書並沒有記載他當時的舉動，但從日後他對待鄧羲、韓嵩以及拒絕劉備襲擊許都的行為來看，內部矛盾諸多的劉表只想守土安民，伺機侵吞周邊有機可乘的小勢力，對“奉天子以令不臣”這種高風險、高回報的大事，他似乎興趣不大。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河內太守張楊不得不說。張楊雖然只是一個河內太守，但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加成下，他的影響力卻遠遠超出了河內範圍，已經進入了三河、幷州上黨一帶。
這從曹操向長安遣使需要向張楊借路，張楊派兵抄掠上黨等事情可以看出來。
在天子東歸期間，張楊也是佔據先機之人，只是他在面對董承與白波諸將聯手的時候，不佔據優勢，後來在面對白波諸將與董承內訌的時候，又沒有及時把握住機會，以至於讓遠來的曹操最先得手，最後成功奉迎了天子。
不過正因為河內的位置特殊，接下來鎮撫三河、羈縻關中的鍾繇等人，都沒有對河內的張楊動手，使得原本作為東西緩衝勢力的他又變成了南北緩衝勢力，後面只有到了曹操決定和袁紹徹底翻面的時候，曹操一方才搶先出兵攻佔了河內。
（二）大事之“興屯田”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併群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從上面摘錄的史書記載，建安元年曹操在許都開始的屯田是影響亂世的一樁大事情。
在“率乏糧谷，無敵自破”的亂世中，南北兩股最強勢力袁紹、袁術在軍糧緊急之時，也出現了“仰食桑椹，取給蒲贏”的窘迫情況，而大興屯田的曹操則是“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併群雄。”
那麼漢末亂世曹魏創立的屯田，真的有這麼強大嗎？
答案是肯定的。
在這裡我想要論證的，是曹魏屯田和以往其他勢力屯田的不同。
“是時，世荒民飢，州牧陶謙表（陳）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粳稻豐積。”
“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眾數千人退走。徼破之，盡得其車重。”
“是時，旱、蝗，谷貴，民相食。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眥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
可見，亂世缺糧問題影響了各個割據勢力，屯田也絕不是曹操陣營才想到的方法，但毫無疑問，曹操陣營屯田的效果卻是最好的，與陶謙“粳稻豐積”的屯田效果還不好對比，但與只能夠“稍得自支”的公孫瓚相比，情況無疑要好上太多了。
那曹操陣營的屯田有何獨特之處呢？史書中沒有過多著墨，我想，只有迴歸到曹操評價曹魏屯田創始人的棗祗的原文中，才能找尋曹魏屯田的特殊所在。
“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谷，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僦牛輸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得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
“時故軍祭灑侯聲雲：“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擾自信，據計劃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
在這裡，經過梳理，我們發現屯田有兩種方式，軍祭灑侯聲等一大部分人堅持原來的“計牛輸谷，佃科以定。”，棗祗則主張革新後的“分田之術”。
那這兩種有什麼區別呢？彙集一些資料查證，情況大致是這樣的。
原來的屯田方式，就是州郡將無主的田地收歸官府所有，然後招募無地的流民進行耕種，並借給耕牛種子，借用耕牛的屯戶需要多繳納一定數額的穀物，然後收成就按照漢代的賦稅制度，“三十稅一”再加上各種苛捐雜稅的方式一同進行徵收。
而棗祗的這種屯田方式，則是在將是否借用官牛作為官民“五五分成”或者是“四六分成”的衡量標準，書中已有提及，它改變了漢末賦稅制度中“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災除，大不便”的局面。
棗祗這種革新方式，本質上改革的不是屯田，而是屯田後的賦稅制度。
這種“五五分成”或者“四六分成”的賦稅方式，只徵收地裡的穀物，一方面在廢除漢末的那些苛捐雜稅，減輕屯戶負擔的同時，另一方面又能透過這種高稅率的方式徵收大量的穀物作為軍糧，保障了曹操大軍的後勤供給。
所以，棗祗的屯田，才有了“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崇高地位。
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到，這種制度往上追溯，其實也就是將豪強與佃戶的關係活學活用，加以改進，搬到了官府與屯戶的關係之中。
如《王莽傳》：“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
也因為如此，屯田制對於亂世政權的足食雖說有巨大的利益，但曹魏治下的百姓未必會感同身受，他們對這種看起來分配十分懸殊的新分配方式甚至感到恐懼不安。
《袁渙傳》記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強”。太祖從之，百姓大悅。
對於這種屯田新方式，那些有足額田地、所在郡縣吏治又相對清廉，苛捐雜稅較少的自耕農，他們想必並不贊同用這種“五五分成”、“四六分成”的賦稅制度來代替“三十稅一”的舊有田賦制度，而只有無立錐之地的流民，才會傾向於成為理論上由官府包辦一切的屯戶。
所以，我們也可以理解，能使得“軍國豐饒”，在亂世中大行其道的屯田制，為什麼到了治平時期，它反而會被以輕徭薄賦、穩定賦稅為主導思想的“租調製”所取代，並漸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那些單純強調豪強大族侵佔田地才造成了屯田制破壞的觀點，很顯然就只是片面看到了豪強大族的“惡”，而並沒有意識到還想繼續推行屯田制政權本身所攜帶的“惡”。
歸根結底，屯田制在亂世中保護了農民，恢復了農業生產，並保障了國家收入，但因為本身具備的巨大剝削性，它註定也只能是一種在亂世年代、在邊疆區域才得以推行的戰時制度，
（三）關西諸將和曹操的“羈縻政策”
關西諸將，前期所指的李、郭汜、張濟、段煨等人，後期則是以韓遂、馬騰為首的關中十將。
建安元年，曹操奉迎天子定都許昌之後，很多小說乃至於歷史書籍，都會將河南尹等地區視作曹操控制的地盤，但實際的情況是，曹操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染指成皋以西的地方，司隸大部分地區依舊是無主、混亂的局面。
作為前期的關西諸將，李、郭汜等人都是“叛逆之臣”，也是“奉天子”的曹操需要討伐的物件，但限於自身實力和周邊勢力的掣肘，一直要到了建安三年，在許都朝廷的周邊趨於穩定的情況下，曹操才派出了謁者僕射裴茂召集關西兵馬征討李、郭汜等“叛逆之臣”。
討伐的主力是以段煨為首，加上了一批以梁興、張橫為首的關中豪強兵馬，或許其中還有程銀、候選、李堪等從河東渡河進入關中想要分一杯羹的勢力。
而眾叛親離的李、郭汜都沒有能夠抵抗多久，就分別被聯軍剿滅了。
在此之後，名義上統兵的裴茂、實際上統兵的段煨都相繼被曹操召回許都，但沒有了強大的割據勢力，名義上也無主的關中卻比預想的還要糟糕，很快就成了各股軍閥割據的溫床。
混亂和無序一直持續著，直到了建安四年中旬，官渡之戰前夕，一個肩負著特殊使命人物的到來，這才引出了此後關西持續多年的“羈縻政策”。
這個人，就是河東人衛覬。
因為劉表首鼠兩端，在袁曹兩家之間搖擺不定，曹操為了避免後院起火，在官渡之戰前夕，就派遣了身為朝廷治書侍御史的衛覬前往益州聯合劉璋，想要借益州之兵順流東下，掣肘荊州的劉表。
但是關西軍閥割據，入蜀的道路不通，衛覬不得已就暫時停留在了關中，就在停留關中的期間，雄心勃勃的他根據關中形勢，向身為尚書令的荀上書，提出了自己對關中地區現狀的擔憂，並闡述了自己“官鹽購牛，募農給種，鎮撫關中，削弱諸將”的政策方針，想要爭取朝廷的大力支持，使得自己可以在關中地區大展手腳。
而前不久剛消滅了李、郭汜，徵召了段煨、裴茂入京的曹操，很快也發現了關中地區新崛起了一批比李、郭汜、段煨更有威脅性的軍閥。
對於關西地區新舊勢力迭代之快，曹操陣營顯然也是心憂不已。
這從曹操與心腹謀士郭嘉的對話中，可以一窺究竟。
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郭嘉）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
官渡之戰前夕，原本在關東地區勢力就不如袁紹的曹操，對關西各股新軍閥的崛起，有著莫大的恐懼，這個時候由郭嘉提議並推薦的“羈縻政策”和鍾繇，因為現實局勢的需要，很快也就得到朝廷支援，迅速登上了檯面。
但曹操任命的鍾繇，他所推行的，也得到曹操肯定的“羈縻政策”，與衛覬“官鹽購牛，募農給種，鎮撫關中，削弱諸將”的政策方針，本質上還是有著很大的出入。
被“特使不拘科制”的鍾繇，他的駐所沒有設定在關中，而是留在了弘農，不知還是不是裴茂的謁者僕射則負責監鹽官。
爾後，鍾繇寫信給韓遂、馬騰，讓他們各遣子入侍，關西諸將承認許都朝廷，在官渡之戰中保持中立，曹操陣營也很長一段時間承認了關西諸將割據一方的特權。
駐所在弘農的鍾繇此後多年，做的是這方面的工作，同時他募農給種的地方也不是關中，而是河南地。
“洛陽人民單盡，（鍾）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
這樣看來，衛覬提議的政策方針，除了“官鹽”得到實現外，“購置耕牛，募農給種，鎮撫關中，削弱諸將”的其他幾項政策都沒有真正得到落實，而且想要大展手腳的他還被曹操召回，轉而擔任了朝廷尚書的職位。
史書雖然沒有明載，但提議的政策沒有落實，重要崗位有人代替，後續功績有人包攬，我想，此時返回許都的衛覬心中肯定充滿了苦澀。
而鍾繇推行的“羈縻政策”在衛覬離任後，也一直收到良好的效果。
官渡之戰中，鍾繇透過與中立的關西諸將貿易，給曹操軍中送來了兩千匹戰馬；建安七年，關西諸將更是倒向了取得官渡大捷的曹操陣營，拒絕高幹的招攬，為鍾繇出兵抵禦來自幷州高幹的入侵。建安十年，又再次出兵幫助杜畿已經經營一段時間的河東郡平叛。
再到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張既甚至將馬騰和他和兒子都誆到了鄴城，可惜一統天下近在咫尺的曹操還是在長江邊上被周瑜的水軍打得狼狽撤退，短時間內平定江南的美夢就此破滅。
此後忙於穩定內部的曹操，一直要等到建安十六年才將目光投向了推行羈縻政策已久的關中。
“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
作為羈縻政策推行者的鍾繇，在曹操著眼關中的情況下，理所應當地成為了降服關中諸將的第一人選，並給曹操提出了假託征討張魯，實際是帶兵入關降服諸將的方略。
恰恰好，當年主張推行“官鹽購牛，募農給種，鎮撫關中，削弱諸將”政策的衛覬，這個時候卻針鋒相對，對曹操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並做出了出兵入關，則關中諸將必反的判斷。
類似的判斷，高柔也提出過。但是鍾繇一直是關西方面的負責人，他的提議顯然更為權威，於是曹操還是派出了鍾繇、夏侯淵等將領打著征討張魯的旗號，帶兵進入關西。
由此，也後續引發了關西諸將皆叛，羈縻政策失敗，曹操親征，渭南大戰等一系列大事件。
因為平定關中過程中曹操與麾下謀士智謀百出，後人在看待這一歷史事件的時候，往往喜歡將它認作是曹操早有預謀、逼反關西諸將的一次戰略謀劃。
在這裡，我並不贊同這種觀點。這種觀點有明顯的唯結果論，即根據曹操平叛取得了大勝的結果，來反推平叛過程中曹操的神機妙算，最後再斷定曹操是一早就有預謀，有準備的。
我的認為是，彼時實力恢復的曹操控制天子，想要討伐關西諸將根本不需要“先逼反、再平叛”的蠢辦法，只是曹操、鍾繇都對他們推行的“羈縻政策”有著不小的自信，認為可以花最小代價降服羈縻已久的關西諸將，因此不顧其他人的反對，堅持了出兵關西、降服諸將的戰略。
結果關西諸將的強烈反應和巨大實力不僅使得入關的鍾繇、夏侯淵等將倉皇撤退，而且還引發了一場更大規模的叛亂。
只是計劃落空的曹操彼時已經位極人臣、身份特殊，他再也不能夠公開承認自己預判的失誤，於是也只能夠將錯就錯，一邊先派曹仁穩定局勢，一邊積極籌備親征作戰的事宜，並對外將它宣稱為是一舉平定關西的大好時機。
這種用兵如神、胸有成竹的“英明”形象，接下來在他引軍渡河，差點被突襲的馬超殺死時表現得最為明顯。
《曹瞞傳》：“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裡，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
明明是沒有準備、被馬超的襲擊的曹操，依靠張、許褚、丁斐諸將的智勇相救，才勉強逃得一命，但是在見到“悲喜流涕”的敗將時，曹操卻透過幾句玩笑話和哈哈大笑，就掩蓋了剛剛戰場上發生過的不光彩一幕。
他在外人面前留下的，永遠是臨危不亂、鎮定如素的光輝形象。
因為此時的曹操，他位極人臣的地位已經迫使他的人設必須是用兵如神、胸有成竹的“英明”形象了。
只是在這用兵如神的“平叛神話”過後，付出巨大代價才殲滅了關西諸將主力的曹操在返回面對衛覬時，又豈能夠沒有絲絲的後悔。
“以覬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
綜上，關西的羈縻政策，由衛覬引發，鍾繇落實，給前期對抗袁紹的曹操陣營帶來了諸多好處，但後來也隨著鍾繇出兵關西、降服諸將的計劃而宣告破產，並誘發了關西大規模的反叛和平叛戰爭。
將錯就錯的曹操雖然付出了沉重代價，但也藉此儘快平定了關中，此後他收復隴右、河西，真正意義上統一了北方地區，為後來誕生的曹魏政權奠定了疆域版圖。
另注：
《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徵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
《資治通鑑》建安三年四月，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夷其三族。以煨為安南將軍，封鄉侯。
《典略》：“李移保黃白城，梁興、張橫等破之，送其首。”
《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徵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
《三國志武帝紀》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
《三國志許褚傳》：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溯船，僅乃得渡。
2018年8月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