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吸引下，華夏從南到北掀起了一股移民潮。這股移民潮在剛開始的時候，還不算引人注目，但隨著知道這個訊息的人越來越多，湧向關外的人逐漸洶湧起來。而隨著川康也宣佈實行相同的政策之後，移民的方向分散了，但勢頭卻更猛了。楊寰宇沒想到這個政策如此受歡迎。
但在東北的閻錫山第一個受不了了，按照東北十省黑龍江、興安、合江、嫩江、松江、遼北、吉林、安東、遼寧、熱河，目前可以耕種的土地只有七千萬公頃。雖然在理論上可以容納至少兩億人口，可原來的東北地區也不過兩千多萬人。突然膨脹的人口，不僅在糧食供應上讓閻錫山壓力驟增，在布匹、棉花，甚至食鹽的供應上，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更不要說住房、農具、耕牛之類生產資料的分配供應了。北方冬天的寒冷，如果來的是齊魯晉冀一帶還好點，淮河流域、長江以南過來的人，是很難一下子適應的。閻錫山動員了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包括軍隊，全部都致力於為這些移民修建臨時住房，卻依然無法滿足這些移民的住房需求。實在不得已，閻錫山只好以政府出錢補貼的形式，號召在轄區裡有住房的百姓，接收這些移民的臨時住宿。如果，發生在戶外凍死人這種事情，好好的一個善政，就要變成一個悲劇的製造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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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安置下這些人還僅僅只是個開始，按照北方特區的慣例，在這些人安置下來後，根據人口的聚集密度，還要設立相應的各級中小學校、技工學校、醫院、以及各級管理機構、商業機構，和警察局、稅務所等等。這些都需要大量的教師、醫生、護士等專業人才，而這也是個巨大的缺口。
在這樣的情況下，閻錫山不得不要求北方特區，向其它地區分流這些蜂擁而來的移民。他這裡已經是接受的極限了。可往那分？楊寰宇不由得想起早幾年進疆平叛時，他向段祺瑞提出在新疆地區廣建學校時，段祺瑞、徐樹錚看他的那個眼神。
察哈爾和綏遠雖然也有不少耕地，但多數地方都是草原。兩世為人的他，自然知道這些草原的重要性。在遼北和熱河雖然他下令把許多草原變成了耕地，但他知道，察哈爾和綏遠北部，以及再往北的蒙區都不能再這樣幹。這些地區的草原一旦毀去，即便開發出了耕地，也是不會長久的。前世蒙區這邊，國家為了治沙，花掉的錢遠比當時把草原變成耕地得到的那點收益要多得多。
而且，再往北，冬季寒冷的天氣明顯增多，也不適合農作物的生長，真不如依舊做為牧區要划算。可這些移民的到來，又不能不管。雖然可以下令在榆關控制關內移民出關，可楊寰宇這個命令是真的沒法下。人家衝著他頒佈的法令而來，是出於對他的信任，對北方特區政府的信任。加上人口基數少，也一直就是他楊寰宇的心病，現在人來了，他能不管嗎？
為此，楊寰宇第一次召集了北方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聯席會議來商討這個問題的解決。包括新加入的成都警備區司令劉湘在內的幾乎所有軍政主官都參加了這次會議。顯然，在楊寰宇心裡，是期望川康這邊，能分擔掉大部分安置的壓力。其次是徐庭瑤的烏魯木齊警備司令部的轄區，對那裡，楊寰宇一直都存在著改變那裡不同民族人口比例的想法。或許，現在這樣的大規模移民，能使那裡的少數民族人口比例有所下降。至於後續的跟進，只能慢慢來了。
按照川康耕地七百萬公頃，新疆耕地五百萬公頃，甘肅耕地五百萬公頃，加上綏遠察哈爾的大約七百萬公頃耕地的預計來說，這幾個地方的耕地面積相加，應該能與東北十省的耕地面積持平。也就是說，可以從東北地區，分出大約三分之一的移民，前往這幾個地區。
以目前北方特區佔全國大約三分之一的耕地面積，吸引大約一點五億人口到北方特區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關鍵在於北方特區的配套跟不上。從原來的五千萬人口基數，加上川康新近加入後增加的四千萬人，總的人口要從原來的不到一億，突然擴張到華夏人口的近一半，各種物資的供應，各種專業人才的缺口，顯然就成了大問題。這是楊寰宇事先沒考慮到的。他還是低估了土地對華夏百姓吸引力。
在北方特區在為突然暴漲的人口問題商討對策的時候，南京政府也在為人口流失商討對策。北方特區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受到影響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南京政府。轄區裡，雖然地主和自耕農受這一政策的影響不大，可僱農的大量流失，對轄區的農業生產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有地沒人種，眼看著土地的荒蕪，顯然也是讓人難以接受。一時間，在農村，大量的土地被出售，問津者卻不多。一個五口之家，能種三十畝地，已經是極限。買來土地放荒，這種事肯定也是沒人會做。
這似乎是在逼迫著南京政府也向北方特區政府看齊，在南方各省推行類似的政策。從內心來說，不管是總統胡漢民還是政府總理汪兆銘，抑或是掌控軍權的蔣志清，他們對這個政策都沒什麼牴觸。因為從他們的領袖孫文的“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裡，平均地權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只是孫文雖然提出了口號，卻沒拿出具體的實施辦法。
孫文建立GMD的時候，他的支持者裡，絕大部分都是地主和由地主轉化而來的民族資本家。對待這些人，GMD是無法拿出強硬措施來搞什麼平均地權的。如果那樣做了，對那些曾經的支持者們來說，無疑是GMD的過河拆橋。喪失了這些支持者，無疑會動搖GMD的統治基礎。前世的蔣志清轉去臺灣以後，之所以可以順利的把“耕者有其田”政策實施下去，與當時臺灣的那些地主和民族資本家與GMD之間沒什麼關係有著直接的關係。可在大陸他就無法這麼做，因為他依靠的江浙財團，是他無法翻臉動手的，加上政府軍隊裡的高官們與地方上錯綜複雜的關係，對想要實行平均地權的他來說，阻力之大，風險之高，都是他無法承受的，這才註定了他的失敗。
做為理論家，孫文無疑是很出色的，他的“三民主義”裡，除了民族自決權這一條，楊寰宇也打心底裡認可。但作為執政者，孫文卻是個失敗者。用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來描述他，絕對是再恰當不過。這也是楊寰宇始終瞧不起孫文的根本原因。孫文提出了近乎完美的理論，卻拿不出具體實現的辦法，甚至在他的執政生涯裡，所作所為與他的理論往往背道而馳。他提倡民主，卻讓黨員宣誓對他個人效忠，不容有任何反對他的意見，組建黨軍實行獨裁。他嘴上說關注民生，卻讓他的治下，民怨載道，以致死後，民眾自發簽名，拒絕他歸葬家鄉。
現在，當南京政府開會討論起這個怎樣搞平均地權的時候，他們才發現，這事他們眼下沒法搞。可北方特區的搞法，他們又無法仿照，因為南京政府沒錢。雖然眼下華夏的關稅大部分進了南京政府的口袋，但這些收入還不夠軍費的開支。
會議開了三天，始終都拿不出任何一個可以應對的辦法，會議似乎陷入了僵局。就在這個時候，平時極少開口的張漢卿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卻讓參會的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到無比的尷尬。（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