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裡，情報上的一些內容，甚至已經開始出現蒲素到達上海之後的訊息了。顯然，邊區的情報工作並沒有因為局勢而放鬆，而是儘可能的收集了一切有用的訊息。
1940年3月30日，汪未經在南京正式建立新的偽政府。爭該政權名義上由汪未經控制的“正統”國民黨掌權，其第二號人物是周呼海。他有五個不同的銜頭：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部長、警政部部長、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以及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另外，周呼海還負責秘密警察。
受過良好的日本中學和大學教育，1924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的他一到他曾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故國，就選擇了經營設在廣州的國民黨宣傳部。這個職位也意味著教授黃埔軍校的政治研究班，他遂由此成常凱申麾下“跑龍套的角色”。
勉強地逃過1927年的大清洗之後，作為《新生命〉月刊的編輯，周呼海曾將孫逸仙的作品理論化，撰寫了《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一書(1918年〉。此書被犬養健譯成日文。周呼海因此在日本知識階層中樹立了聲望。
1939年末，南京政府尚未正式成立時，周呼海就開始在上海招募和訓練人員，因此，在新的偽政權於1940年3月30日正式建立之際，已經相當引人注目了。
為了響應它的誕生，《新申報》早就換了一種新的口吻，批評兩個租界當局未能制止試圖阻撓“和平運動進一步發展”的重慶當局僱用“恐怖分子”的活動。
這份偽報譴責了常凱申的“走狗''，以及共產黨人只會空喊收復租界，實際上卻一事無成。報紙中表示：“新的中央政府如今誕生了。不僅我們的政府急於收復中國的租界.我們的友邦日本也表示，要幫助中國收復這些租界……“
極司非爾路76號特工總部的行為，一方面使得對歹土進行和平的警察管理的宣告落空，另一方面也模糊了汪未經的支持者們希望劃清的一條界線。
即像梁鴻志維新政府成員那樣的機會主義的“壞”通敵者，與像他們這樣的理想主義的“好”通敵者之間的界線。
後者與日本合作，據說是為了“實現和平及保護中國人民”。之後，有一位政論家評論道：
“過去王克敏的“臨時政府''和梁鴻志的“維新政府”，都是奸字號老前輩，淪陷區人民稱之為“前漢”！而前汪未經的偽府自然被叫做是“後漢”！
許多奸醜們口頭上常常承認自己是“後漢”而覦然不以為恥。自“後漢“代“前漢“為日本人的傀偽以來，人人切齒痛恨，因為前者遠不敵後者為惡之甚，後者有七十六號（偽特務機關），是殺人如麻的魔窟，人人談虎色變。
汪未經的副手周呼海可能是偽秘密警察的最高負責人，但是這恐怖魔窟內的實權則掌握在李事群和丁末邨手中，這是兩個共產黨的叛變分子，他們曾在國民黨的情報部門工作，卻又投靠日本人，岀賣了其秘密特工的新主人。
李事群原來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統計調查局（或簡稱“中統”）的特工。由陳立夫任命為上海地區的特工隊隊長。後來，中統又派他去江西任職，而他在1938年放棄了這個職位，前赴香港。
在香港，他與日本總領事中村有了交往。此人將他介紹給書記官清水。於是，李事群便在1938年夏末開始為日本人搜集情報。
李事群在上海有極好的人際關係。他在二十年代初就加入了青幫，成為季雲青的徒弟。秋天回到上海後，李事群很快認識到，他可以利用其中統官員的身份獲得情報和特工。
為了從一個小型的情報搜集機關，發展到由唯利是圖者組成的大幫派，為日本從事特務活動。他透過前國民黨市委委員、杜老闆的徒弟汪曼左，將日本人從香港偷來的一份篇幅巨大的杜月笑的警方檔案送給了杜老闆，從而博得了杜氏的歡心。
李事群還很快蒐羅了七名前中統特工和cc系成員，組成一個核心，作為他的骨幹力量。此外，他還贏得『另一名青幫成員吳世寶的忠心效勞，此人召募了充任汪未經衛隊的當地歹徒，以及其他積極的通敵分子。
吳世寶黝黑粗矮，是個聲名狼藉的虐待狂，其妻子則是以無情著稱的上海美人。
丁末邨在1933年曾當過CC系在上海的刊物《社會新聞》的編輯，指導過李事群的工作，在陳立夫的中統局內地位更高，岀任第三處處長，直到 1938年該部門重組，由戴利接手為止。
當時，“丁小鬼”（他只有五英尺髙）表面上不再搞情報工作，而在漢口另有一個職位。據陳立夫自己說，常凱申懷疑丁末邨有變節行為，因為戴利曾經截獲了丁默邨與“上海某個日本人”聯絡的一封電報。然而，當這位總司令建議陳立夫逮捕丁末邨時，陳立夫卻答覆道，丁氏已經向他彙報了與日人接觸的情況。常凱申只在備忘錄上簡單地批了個“閱”字，便將它還給了陳立夫。
此後不久，丁末邨未獲批准便去了香港。常凱申斥責陳立夫不該讓丁末邨離開，並問他，誰是丁末邨的入黨介紹人。當陳立夫答稱是戴極陶和周呼海時，常凱申除了說一聲“我得防著點”外，便不再啃聲。
（二十年後，陳立夫回顧道，總裁是完全正確的。“丁末邨到上海後，便破壞了軍統和中統組織”）
1939年初，李事群邀請丁末邨前赴上海。他抵滬之後，兩人便一起前往設在虹口的日本特務機關，拜訪土肥原賢二將軍。正如之前指出的那樣，陳籙的被刺已經使日本人確信，他們必須建立自己的中國特務機關，以保護諸如汪未經這樣的高階通敵分子。
在上海，丁末邨和李事群具體的工作是幫助“召集一幫國民黨同志，以推進“和平”。因為他兩的加入，日本人很高興獲得了滲透到本來似乎堅不可摧的中國社會網路的手段。
為了籠絡住這兩個人，可以更好的利用重慶特工此前已經很好開發了的“複雜的中國社會的個人關係”。土肥原強烈建議，支援建立一個偽特工機關的計劃，且在1939年2月10日得到了東京陸軍總參謀部的批准。
於是，李事群與丁末邨於3月1日正式開始活動。晴氣大佐被任為他們與梅機關以及指導汪未經南京政府的影佐禎昭大佐之軍事情報機關的聯絡官。丁末邨與李事群同意事先向日本憲兵隊說清行動細節，並每天提交情報。作為回報，他們可以獲得固定的武器、彈藥和金錢資助。
李和丁的組合在極司非爾路76號活動後不久，便促成了具有關鍵性作用的軍統特工如王木天、陳明褚等人的叛變，同時還摧毀了他們的特工組織。應該是陳明褚向日本領事警察揭發了暗殺陳籙的某些剌客，日本人後來將徐恩佐他們移交給了汪偽特工部門。
1939年2月19日陳籙被剌數天之後，軍統暗殺組的頭目之一徐國琦與平福昌、尤品山一起，被安排離開上海，前赴香港安全港，其輪船於2月 28日出發。
朱山猿警告譚寶義說上海過於危險，然後給了他80元購買船票。20天後發船，3月15日抵達香港。徐國琦得到譚寶義堂兄傳達的指令，要他在大來飯店訂個房間。
翌日，他被帶去參加金龍飯店的一個午宴。暗殺組的其他成員，平福昌、尤品山、趙光義也都在場。東道主是一位身高1米68左右的男子，年近四十，此人即是戴利。
雖然趙光義後來獲得了戴利的獎賞，被贊為殺死陳籙的民族英雄。但是戴笠接見他們時，只字未提行刺陳籙之事。陪同戴笠的還有兩名副官。戴笠送給他們每人一支價值20元的自來水筆，鼓勵他們好好地幹。這是平福昌和譚寶義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們的秘密特工首腦。
譚寶義與其軍統同事平福昌、朱山猿、尤品山在香港度過了兩個月，等待著新的任務。1939年5月末，趙光義終於給他們下達了新的命令：返回上海，接受毛萬里和王魯趙的指揮，準備刺殺汪精衛。
這組人員便分別取道返滬：四名特工同乘一條船，兩個首領乘另一條船。特工們於6月1日抵達上海後，便在白爾路66號的霞聽公寓租了房間，而兩個首領則分別住在大中飯店和大方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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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早晨5時，加登田曹長與另一名日本憲兵來到工部局警務處的市中分部，聲稱他們獲得情報，知道陳籙暗殺組的兩名成員住在霞飛公寓的24號房內。他們並未透露這一訊息的來源，但指岀這訊息十分可靠，完全可以進行突然搜捕。
工部局警務處的巡官們表示同意合作後，便與這兩個日本憲兵前赴租界內的盧家灣捕房，徵得巡官德洛姆的同意後，採取了聯合行動。於是，一支由日、英警察組成的聯合部隊，便在當天早晨拂曉後不久開赴譚寶義和平福昌的寓所。
毫無懸念，譚寶義和平福昌於6月29日被捕後，警方在14號房內査獲了槍支彈藥。然而，對這兩個囚徒擁有審訊權的工部局警務處，卻在開初未能使兩人承認幹了任何壞事。
在翌日的正式審訊中，兩名秘密特工堅持說，他們與國民黨政府沒有任何聯絡
然而，日本的領事警察與憲兵堅信其獲得的情報是正確的，認為這二人確實是暗殺外交部長陳籙的參與者。
1939年7月3日，加登田曹長向工部局警務處遞交了一份正式請求，要求將譚寶義和平福昌引渡給日本憲兵隊審訊。
工部局警方並不急於答應，因為加登田曹長所在的機構已經因虐待犯人而臭名昭著，尤其是涉及陳籙案的嫌犯時更是如此。
例如，1939年3月 16日，工部局警務處曾被要求協助加登田曹長逮捕邵富生，即陳籙被殺當夜，其公館前門離開崗位的那名護衛。
加登田是按照通常的匿名情報行動的。在本案中，秘密情報得自一次複雜的交易安排，涉及到借貸騙子、劇院老闆以及兩名前警察。
兩名前警察中有一人是曾在戈登路捕房工作過的前華籍探目。此人是大來戲院（邵富生曾在此當過收票員）的共同老闆。他把邵富生推薦給吳鐵城的秘書，充任陳籙公館的夜間門衛。
他們之間的交易進行得並不順利，由於借錢不還這種事情而導致了不止一次的鬥毆。最後，其中的一個參與者向日本憲兵隊報告了邵富生的行蹤。並且穿著中式服裝，陪同工部局警務處的警官到貴州路辨認疑犯。
當天下午3點鐘，日本憲兵發現邵富生正走在廈門路口附近的街上，他們便請前去逮捕他的工部局警務處警官指認他。
加登田曹長顯然確信邵富生是暗殺組的一個成員。但工部局警務處的探員們卻並未如此深信不疑，尤其是他對於2月19日行蹤的供詞（諸如在一家書場吃早茶，下午在大來戲院收票，如此等等）與獨立證人的供詞相吻合。
但是，即使工部局警方相當肯定邵富生是無辜的，他們卻仍將他交給加登田，作為期三天的審訊（自3月21日至3月24日）。該審訊期後來由三天變成了四天——似乎十分長久。
第一天下午，加登田及其憲兵將邵富生帶過外白渡橋（嘆息橋），押進大橋大樓。他被帶進五樓上的一間房間，裡面的三個日本人便開始拷打他，特別是當他否認知道陳籙案的任何情況時，日本人就打他的眼睛。
“我仍然否認我知道這件案子。最後，他們把我綁在一條長凳上，往我鼻孔中灌冷水，折騰了約半小時”。——邵富生
此後，邵富生在一個地下室裡與被捕的遊擊隊員一起度過了一夜。第二天，他被帶回到五樓的審訊室，受到了嚴厲的審訊，但未遭折磨。第三天，他被帶到六樓的另一個審訊室，在那裡，除了三個日本人外，還有一個工部局的華籍探員也參與了審訊，他威脅道，假如邵富生不說岀實情，就直接槍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