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看下去，蒲素發現6月12日，中國外交部終於對美國國務郷赫爾5月22日的備忘錄作出了回應。回應比較強硬，聲稱：“若未獲中國政府的同意，它與租界之間的法定關係決不容許改變。”
外交部長堅持要”維持日軍入侵前的狀態”，並拒絕承認對租界內民眾懸掛國旗的任何限制。在這一照會裡還說，租界當局所譴責的活動，乃是由愛國熱情激發的個人行為;並且，他們的行動遠遜於日本人及其傀儡所幹的真正的“恐怖活動”。
毋庸贅言，中國政府不會認可對租界內懸掛國旗的任何限制。
然而，在重申這一立場之後，重慶方面以撫慰性的口吻結束了備忘錄：強調了中國政府感謝美國政府，本著友好和同情的精神保護了上海民眾。也高度贊揚了美國和其他國家政府的保護，努力照顧了租界內華人的生命與利益。
儘管中國政府表達了如此的感謝，而美國人在1939年夏天也發現自己不能贊成英國的要求，即支援在東京開會商討天津租界的命運。
1939年7月，英國試圖與日本就天津問題達成協議，卻發現日本堅持將此問題放在其對中國權力要求的框架中進行談判。顯然充分意識到這樣一種更大範圍的協議可能成為“遠東慕尼黑”，但英國由於沒有得到美國的支援而顯得無能為力。他們因此只能屈服。
1939年7月24日，東京的英國大使接受了所謂的克萊琪一有田協定(Craigie Arita formula)。據此，英國承認“大規模的敵對活動正在中國展開”。日本軍隊有責任在其佔領區內保衛安全，維持法律和秩序。英國領事館官員不應該阻止日本軍事當局，為了這一目的而採取的必要措施
然而，克萊琪一有田協定的新聞卻引發了剛剛擊敗泛美中立法修改提案的美國不滿。1939年7月26日，羅斯福總統宣佈，決定給予日本必要的六個月的時間，以廢除該條約。
這個訊息一出來，中國人立即齊聲歡呼。日本人，尤其是東京的****者，則將此事視作美國東亞政策的關鍵性轉變。他們此時鬥志正盛，日本軍部不可一世，錯誤的認為自己天下無敵，非分之想也就越來越炙熱。（就是在這一次，美國以經濟制裁作為開端，這一制裁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終於導致了日本偷襲珍珠港。）
在東京談判進一步損害租界的自治之後，美國人和之前相比有點自相矛盾地，（有人說是倔強地）變得強硬起來。但不管美國人的態度怎樣，上海公共租界裡的英國當局卻真的遵循了（克萊琪一有田）協定。
1939年的夏天和初秋，工部局警務處的官員們繼續與日本安全機關合作。例如，9月13日，遵照日本人的要求，工部局警方逮捕了中國通商銀行的三名職員和兩個工程師。
因為之前這幾個人的招供，法國警察隨後也只能配合工部局，在法租界逮捕了一名與國民黨有政治聯絡的雜技演員。
（在這次法租界不情願的行動裡，顧楫事先得知情報，指示老任做了手腳，否則被抓的將是軍統的一條大魚。這也是他嗣後直接進入軍統高層視野，被調回重慶的原因之一。）
第二天，9月14日，工部局警務處的警探逮捕了一名華籍股票經紀人。也是遵照日本人的要求。報紙上的報道這麼寫道：“在每一件案子中，工部局警務處的奴才們將其俘獲者帶到大街上，以博取正等候在那裡的日本便衣警察的讚賞。與日本警察的合作，旋即到達了向日本軍方卑躬屈膝投降的地步。”
然而，這顆苦藥丸又被統治歹土的日本傀儡們的拙劣行為弄得更難下嚥，招致了本來可以不太反對與“東亞新秩序”合作的那些人的惡感。
假如說，克萊琪一有田協定生效之後，工部局警務處與日本憲兵隊的交流大為暢通的話。那麼，公共租界警方與中國偽警察的關係則日趨緊張。
這部分起因於中國警察的膨脹，相應地又反映了他們在上海本土以外地區許可權的擴張。這種擴張，乃是日本正規軍擊敗或者收編了活動在上海郊區的抗日游擊隊的結果。
例如“1939年3月以前，浦東的奉賢地區完全處於游擊隊的控制之下。但是在中島將軍的部隊進行了一個月的掃蕩之後，該地便清除了抵抗活動。
日本人繼續在奉賢駐紮了從松江戍軍中調來的120名士兵，然而，傅小庵市長在1939年5月，命令上海警察局長盧英上校在南橋建立一個新的分局。該分局有220名巡捕，配備了各種型號的步槍100支，都歸殷仲禮指揮，由一個名為山下的日本特務機關成員充任顧問。
在此同時，上海的城市執法人員數量増加了，迄於1939年6月，上海市政府的警察局由11個分局、5個警所以及8個其他警察単位（偵緝隊、衛戍部隊、預備隊、水上警察團、訓練營、警車、拘留所和警察醫院等）組成，男女總共5 662人，比4月增加了 507人。
內政部長陳群下令盧英將警察權擴充套件到嘉定和崇明之後，上海警察局的力量在七月份又得以增強。盧英迅速任命其秘書金殿揚為嘉定的230 名警察的首腦，並委任奉賢分局局長殷仲禮為崇明島220名警察的首領。
於是，上海偽警察的總數達到了 6 125人。同時，另外兩個重新組合的單位也開始運作。南京的內政部下令道，所有的“分局”和“所“都改稱“署”。
而上海政府的特別分局（它獨立於警察）在龔文舫的指導下重組，專門處理抗日分子活動的事務。
至1939年9月，以郭紹儀為首的偽偵緝隊擁有300名成員。10月7日，日本人命令盧英將該偵緝隊改編成特高課，從事特別任務，處理涉外事務，審查文化作品，以及調查持不同政見者。
同時，在當年春天投降的一支游擊隊則在浦東組成了“南淮反共自衛團”，開始發揮正規警察的作用，共有 700人，由李傑與江妙根指揮。由於自衛團一直在浦東徵收不得人心的稅金，因此如今作為正規警察機構，則獲得了每月3萬元的薪水。
1939年10月12日，警察局長盧英由偵緝隊長郭紹義、水上警察隊長鮑子英以及特務機關顧問竹辻陪同，視察了這個將前遊擊隊員置於正規警察控制之下的“自衛團”，它已經擁有700名巡捕。
隨著偽警察依仗日軍而將勢力擴張到郊區，他們與工部局警務處在滬西越界築路地區的衝突也相應激烈起來。1939年8月19日，租界警官在極司非爾路上向偽警察開火，射殺一名副巡官和一名探長。
極司非爾路92 號的滬西警署隨後告誡，要“對租界警察持強硬無畏態度”，並授權使用武力對付任何人，而不管妨礙他們在滬西執行警務的是哪一國人。下發了中國警察（儘管是偽警察）——對越界築路區擁有控制權這一新決定。
在英國於 1939年9月3日對德宣戰後，更是得到了日本的支援。9月9日的夜間，偽警察預備隊的100個人從豐田紗廠被送到極司非爾路92號。這時，加上上海市政府警察，總數達到360人。
偽警察便以這支新軍巡邏該地的越界築路區。與此同時，偽警察與日本憲兵奪取了極司非爾路上的幾所大宅，並在其大門外構築了設有機關槍的沙包掩體。四天之後，日本憲兵和偽警察徵用了華格路上的一幢大宅（風聞其臺灣籍主人將其充作賭場），改成35名成員的兵舍。
翌日，由王德林簽署的一份告示貼在了極司非爾路92號的門口，宣稱，如今滬西業已置於維新政府的管轄之下，並邀請工部局警務處加入上海警察局，付給同等薪金。
租界當局與滬西的西方軍事首腦，首先拒絕承認偽政府的權力宣告。偽警察在勞勃生路與膠州路轉角處設立了一個交通崗後，工部局警務處立即向義大利海軍司令本蒂沃利^（Bentivoglio）伯爵提出抗議。之後不到三小時，這個崗哨就撤去了。
然而，在路外進行交通值勤的華籍和印籍巡捕遭到槍擊之後，緊張關係進一步升級了。10月22日清晨，王部局警務處探長和來自極司非爾路76號的偽秘密警察展開了槍戰，歷時30分鐘。
當時，日本與偽政權方面都激烈地爭辯道，公共租界內反日的恐怖活動與持續的犯罪浪潮，都證明了工部局警務處沒有能力保證法律與秩序。
因此，華人自己管理滬西的警察事務是必需的，甚至應該收回租界。偽政權的報紙重申租界為罪犯的活動提供了庇護的說法，聲稱偽警察已在其管轄的地區內成功地消除了犯罪和騒亂現象、
蒲素看到手裡的剪報上是這麼寫的：
“迄今為止，在上海市政府警察管轄的地區內，從未發生過令人心驚膽戰的劫案，此地比租界更為有效地維持了和平與秩序。這表明，中國政府有能力在其轄區內維持和平與秩序。我們希望，為了上海租界內數百萬華籍居民的生命財產，市政府應該盡力收復租界。”
當然，關於滬西之法律和秩序的爭論是十分滑稽可笑的。但是正如上面最後一句所暗示的那樣，它卻是汪精衛與日本人達成協議的產物，即：組建一個新的國民政府。
協議的關鍵點之一，乃是恢復中國對於已被外國佔領98年之久的租界的主權，這是有意識地支援汪偽政權的愛國要求。這方面的主要主張即是治外法權與犯罪之間的關聯，偽政府報紙白紙黑字寫著訴求:
“租界自設立以來，始終是形形色色邪惡盜匪猖獗犯罪之地。由於這一地區的特殊環境.盜賊更為大膽，以至與警察交戰。……有鑑於此，我們誠懇地希望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後，把收復租界作為其主要任務。租界變成了犯罪行為在中國的最好庇護所，為了清除本市的非法分子，收復所有租界應是當務之急。只要租界依然存在，上海就永無寧日。”
公共租界的英國當局一方面鑑於本國在歐洲作戰，另一方面則敏感地意識到，即將建立的汪精衛政權，在處理租界問題上的槓杆作用將比維新政府大得多。因此它急於和軟弱無能的傅小庵市長就歹土的警權達成協議。
1940年元旦剛過，工部局總辦兼總裁費利浦與傅小庵的代表們便開始了商討。會談進展順利。事實上，其順利程度甚至使得極司非爾路76號的特工試圖暗殺費利浦，以阻滯雙方達成的折衷協議。
1940年1月6日上午 9點剛過，費利浦的司機將小車開人了英領區內海格路上的伏擊圈。三輛黃包車堵塞了道路，迫使司機剎車停下，三個刺客乘機拔出手槍，向小車近距離開火。
【穩定運行多年的小說app，媲美老版追書神器，老書蟲都在用的換源App，huanyuanapp.org】
但費利浦卻奇跡般地未曾受傷。三名槍手（可能是日本特務機關的特工），全都逃脫了。只是充當後援的另外三個特工則向一條弄堂裡逃去，被歹土一家娛樂場的武裝警衛抓獲。這些特工承認自己是“76號”的人，因此被移交給偽特工總部，並最終轉交給日本人，受到保護性監禁。
費利浦到是並不膽怯，乘著寇爾(A C. Kerr)大使的官方裝甲車，繼續前赴談判地點。就在當天，他與傅市長達成了一個“原則性”協議：組織一支滬西特別警察部隊。其中某些主要官員從工部局推薦的候選人中選擇，他們將負責處理涉及外國人的任何案件。
這份所謂的“臨時協定''，於1940年2 月17日由中國市長與工部局簽訂。獨《新申報》歡呼此協定為：“對突出的越界築路問題的圓滿解決。新中國的目標是致力於獨立，排除一切侵略勢力，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滬區越界築路問題的解決，便標誌著這一切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