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主給家主茂敏舉辦的慶生宴上，公卿西園寺藉故發難，直秀卻一點和他辯論的興趣都沒有。
為啥呢？
雖然西園寺日後是九元老之一，被認為是共治的最後捍衛者，但如今他才十六歲，受學識、閱歷所限，別說理解英吉利光榮革新了，恐怕連日後他自己說的話，如今他也無法贊同。
比如以下兩句：
“把皇帝當作神來對待是不對的，應把他當人來看。”
“必須使國民性情活潑開朗、正大有為，不要使之陷於慷慨悲壯、偏頗奇癖。現在社會上往往以衰世逆境中人為楷模，讓年青人效仿。這種作法會留下弊害，與國家今天的繁榮昌盛不相配……”
現在的西園寺，如果知道未來自己會說這些，估計會立馬昏倒。
為啥呢？
因為如今的扶桑，除了直秀勢力所在的北地，根本就沒有這種思想生存的土壤——沙漠裡造船，這不是扯淡嘛。
其實，以前直秀等人也覺得奇怪：
自從文久二年（1862年）九月底，會津、白主聯軍入京都後，北地和京都各方人士都有接觸，其中最難打交道的，就是公卿、攘夷浪士和僧侶神官。
可按學識教育程度而言，從低到高，應該是百姓、町人、商人和上述這些人，這知書達禮的，反而更難以溝通，這不是奇怪至極嗎？
後來總結才發現，這一點也不奇怪：
白主在壬生村附近推廣農學和義診，在京都扶持商家、手工業，又輸入有利可圖的貨物，這得利的是百姓、町人、商人，他們當然好打交道了。
至於僧侶神官，在別的地方，可能還會因為商業因素，對北地高看一眼，可這是哪裡啊，是京都，名宮古剎數不勝數，人家信徒多了，根本不把這點利益放在眼裡。
輪到最後的公卿和攘夷浪士，他們的要求更高。
其中，浪士是有些被白主吸引到北地拓荒的，但哪些大半都是走投無路的，可但凡有點本事或者有點聲望的，開口不是百石領地起，閉口就是要求重要職位，完全是一群役迷。
可這憑啥啊？白主又不是找爹,因此只能對這些人敬謝不敏。
而公卿呢，大多高高在上。
人家對攘夷浪士親切有加，那是浪士們懂事——恭恭敬敬還聽話，而北地這群得了脊柱僵直的，說啥也和這些人無法合拍。
按江藤新平的話說，那就是“公卿以大言欺人，可內裡百無是處；而浪士空有一腔熱血，但奈何抱殘守缺。”
這句話說白了，就是多數公卿、浪士頑固守舊，整天活在自己勾畫的天地裡，自己把自己激動的不行。
如果從1853年黑船第二次來訪算起，雖然至今已經開國十一年過去了，但實際上，儘管扶桑被衝擊得搖搖欲墜，但根子裡還是老底子在垂死掙扎。
這也沒辦法，“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嘛。
不管從哪方面講，教育也好，學術也罷，包括經綸、民生等等，扶桑還在痛苦的轉變過程中——按大久保利濟的話說，那就是“扶桑不過才上路罷了”。
後人評價說幕府保守，但那是與維新成功的新官府相比，從現在看，幕府是鐵鐵的開國派先鋒：
儘管蘭學產業發展的緩慢，但畢竟在進步。
當然，幕府裡守舊的人也是一大堆，可畢竟還有松平慶永、井戶弘道、小慄忠順、堀利熙等徹頭徹尾的革新派。除了這些人，甚至如堀利堅等老人也試圖振作。
說起來，這可比紙上談兵、自吹自擂的公卿強多了。
這也是直秀等人目前支援幕府的原因——如果拋棄幕府去尊王，現鍾不打去鑄銅，力氣沒處使了啊。
想到這裡，直秀愈發不願意搭理西園寺。
不過呢，儘管直秀不樂意，可席間卻不缺捧靴子的，看直秀不接話，土佐的武市半平太出言轉圜：
“右近衛中將大人，是下面的人說了什麼混賬話嗎？”
聽到這句話，直秀笑看了武市一眼。
按理說，武市當年入過直秀在高知町開辦的私塾，又是龍馬的遠房親屬，應該算自己人。
可如今土佐內鬥的厲害，老藩主山內豐信和執政家老吉田元吉，兩人有撕破臉的趨勢，而武市不顧與吉田的師生之誼，出任了老藩主的側近人。
吉田元吉和直秀、小慄相交甚密，武市如此做，直秀如今也不敢相信他是自己人了。
這時，終於找著梯子的西園寺，他開始滔滔不絕……
直秀仔細分辨，他說的其實還是老三套，“大義不可敬乎？人言不可畏乎？仁者之勇可敵乎？”
所謂的大義，其實就是指白主“桀驁不馴”，對朝廷和公卿不夠尊重。
而人言麼，是指白主兵在京都特立獨行，尤其是洋服短髮，不符合此時的傳統——至於啥叫傳統，自然是從開天闢地以來就存在的公卿們說的算。
至於仁者之勇，則是西園寺心虛了:
自兩次大勝魯西亞後，北地兵就躋身於強兵之列。而去年警衛橫濱後，白主兵更是被洋人稱之為遠東強兵。
西園寺提仁者之勇，意思就是“只要心懷仁義那北地兵也沒啥可怕的”。
啥叫對魚撣琴，什麼是給貓小判，現在西園寺說的這些，對直秀就是這樣——根本沒有。
他說的大義、人言和仁者之勇，其實根子是大義，其它不過是纏繞而來。而大義的根子，又在於“尊王”。
其實西園寺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為啥要尊王呢？依據何在？這些他根本說不清。
按直秀所想，這尊王無非是由三方面而來，那就是神道、儒學和扶桑國學：
從神道來講，皇室是神裔，扶桑都是由人家祖上創造的。如果不尊王的話，那不是數典忘祖嘛。
儒學呢，則是最重“禮”、“義”。皇室無大錯，那上下尊卑總是要講的吧，因此要尊王。
至於扶桑國學呢，那就更進一步了：
國學本來是從扶桑自身出發的學說，難免自抬身價。
而這自抬也要有噱頭才好，因此除了推崇和歌等古學、神道等本土傳統，延綿不斷、千年在上的扶桑皇室，也自然成了扶桑特殊性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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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其中水戶學中的華夷論、王霸論和攘夷說，為了抬高自身，甚至不惜偽造、杜撰加撲風捉影。
比如在其根本著作《大扶桑史》中，為了營造扶桑的特殊性，證明扶桑就是好，水戶學者編造出了皇室萬古一系的證據——這和《古事記》、《扶桑書紀》等古典有異曲同工之妙，反正神話、傳說、
個人筆記啥的，不管證據真假，只要有利就都往裡面塞。
而如今呢，恰好是西洋人凌迫扶桑的時候，扶桑人從自高自大變成了自卑敏感，那水戶學說還不大興於世啊——當然，對外開埠以來造成的經濟動盪，是水戶攘夷學說廣泛流傳的溫床。
可拔出蘿蔔帶出泥，攘夷說風行的同時，水戶尊王之說也不免大興於世。
於是，因德川幕府鎖國二百多年發展起來的國學，加上如今這個西洋凌迫扶桑的年代，這才造成了“尊王”這種復古的扭曲認知興起。
對西園寺來說，他是公卿，“尊王”推崇皇室之餘，那朝廷公卿也跟著雞犬升天，因此對此非常熱衷。
可對此時主廳中其它十位人來說，尊王的內裡就不是這麼簡單了：
尊王呢，有幾個個好處，一個是可以統合人心，一個是可以借名位壓制幕府，另外一個最大的好處呢，則是容易造成敬鬼神而遠之。
說白了，扶桑皇室傳承千年不絕，又是神道首領，這名望不用白不用；而幕府勢大，正面對抗的風險很高，不如借朝廷的名頭壓制。
而對有心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尊王”還可以引申為“王政復古”。
其實尊王只是一個表象，皇室、公卿浮華無用，這在幕府、諸侯包括民間都是公認的，因此“王政復古”之後，這大政就難免從幕府手中轉入新崛起的各方之手。
說到底，水戶學“尊王”一說的氾濫，背後也有推崇虛君共治的儒學者在推波助瀾。
當然了，不受國學水戶派、儒學影響的特例也有，比如幕府政事總裁的謀主橫井時存，他就是想效仿英吉利光榮革新的——慶永一系尊王不是反幕府，其憂國憂民的心思多一些，共度時艱才是其主要目的。
而今天給白主松平家主茂敏慶生，主廳坐著的十一人，這裡面對尊王感興趣的，直秀敢擔保，除了兩位公卿巖倉、西園寺外，哪是一個都沒有。
甚至連土佐的武市半平太，別看他自己跳出來給西園寺捧靴子，那也是別有目的——要麼是因為公武合體拉攏公卿，要麼是想“王政復古”分享權利，總之這也是個治政動物，尊王的虛頭別想騙到他。
因此，儘管藉著武市遞的梯子，西園寺在席間滔滔不絕，可直秀卻依然懶得理他：
“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就扶桑如今這個鳥模樣，別說誇誇其談、固執己見的西園寺了，就連巖倉這種老謀深算的，直秀也不想交涉。
為啥呀？
因為利益不一致。
直秀拿不出能讓大家滿意的利益，因此呢，言語壓根就不管用,只能選擇拉一波打一波。
看直秀一直不肯接茬，最終還是公卿巖倉出面勸住了自己的小兄弟。但到此席間的氛圍已經被徹底破壞掉了，因此最終大家只能不歡而散。
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八日，是花祭灌佛和白主家主茂敏的慶生日。在這之後，京都內外開始準備酉日的“葵祭”。
葵祭乃是三敕祭之一，扶桑皇帝、幕府將軍和在京的公卿、諸侯都要出面參與。
而這時，上洛自辯的長州世子毛利定廣，他也已經趕到了近畿附近。
於是，在角色都已到位的時代劇場，大幕終於拉開，而這次表演的結果，將決定扶桑數年後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