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
因此，對扶桑糧價的上漲問題，直秀、大久保等人曾經議仔細論過。
隨著天災的緩和，扶桑的糧食產量是有可能恢復的。但好死不死的是，扶桑通商後，因為生絲、茶葉、其它特產的出口價格高昂，將導致糧食種植面積大幅度減少，因此這糧價是下不去了。
實際上，在直秀原來的世界，從1856年起，這糧價上漲要一直持續十幾年，而且在1878年-1880年還會再次加速上漲。
解決辦法不是沒有，一是從海外購糧，二是想辦法提高扶桑糧食產量，三是降低糧食消耗。
從海外購糧，先不說有錢沒錢的問題，這造船和獲得出海通商許可，就是兩道天大的難關——至於想著西洋人運糧食到扶桑救苦救難，那是想多了，人家自有暴利買賣，輕易不肯做這種薄利的生意。
至於後兩種辦法，則都跟箱館有關：
開荒嘛，扶桑開發的最大片土地就在北地；降低糧食消耗要靠油脂，而蝦夷地漁產堪稱扶桑第一。
可讓人沮喪的是，儘管直秀說了老半天，可在座眾人還是將信將疑——不能吧，今年六月二日箱館對西洋人通商，物價是漲了，但有這麼厲害？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如今還沒到路有餓死骨的危難時刻，這事情不真發生不知道疼，因此大家不信也難怪——其實，連大久保也是半信半疑，但這種大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姑且信之好了。
冷場過後，這話題只好又轉回富國強兵上來。
橫井平四郎在《國是三論》中提出的“富國”，其實可以稱之為“交易富國”，也就是工商業致富。
說起來，這個話題還是滿尷尬的。幕府以朱子儒學為本，這經商無益論那是深入人心啊；再說了，“商賈乃賤業”，武士不得經商如今依然是幕府法令。
但內有肥前、薩摩、長州、土佐等例子——這些強藩無不因經商而富，外有西洋人提醒，奉行所這些人不得不瞭解海外資訊，自然知道了“通商有大利”。
可問題是，做生意有風險吶，這通商可以致富也可以致貧，誰能保證自己包賺不賠啊！
直秀就能！
在他原本的世界裡，幕府在1859年對外通商到1868年江戶無血開城這段時間，這經濟搞的是真不怎麼樣，因此最後灰溜溜地下臺了。
但大哥莫說二哥，之後的維新官府開始時幹的也不咋地。
這其中的得失優劣，有無數後人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這些當然可以拿出來談了：
首先要揭露一個真相，那就是維新政官府早期幹的真不咋樣，把扶桑折騰得死去活來，要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這些官僚才幡然悔悟，然後扶桑經濟才開始快速發展。
當然了，直秀不能把沒發生過的事情當例子談，所以講話之間還是以邏輯臆斷為主。
無農不穩，就先從農業談起。
這扶桑農業嘛，成功的秘訣是明確地權、成立農業團隊和鼓勵推廣技術。
是的，維新後農業發展的不錯：
1880年以前，扶桑農業產值上下波動，但綜合年增長率達到了約1.7%；1880年以後的二十多年裡，年增長率大約為1.1%。
但官府在其中的作用比較搞笑，有對有錯，可能過還大於功。
這些傢伙幹了啥呢？
盲目引進良種、推廣機械和西式牛羊放牧法。
舉個幾個例子好了，引進的珍貴牛種差點讓和牛滅絕了於維新官府之手，而土豆、玉米、高粱的盲目推廣又導致了糧食總產量的下降，大農場機械不適合
廣泛的小塊田地，西式放牧法也水土不服。
當然，維新官府還是比幕府強，最起碼人身禁錮松了許多，而且推廣農學的力度和組織性也強了不少——尤其是1881年後。
但維新開始的十幾年，農業發展的主要功績還是要歸功於農民伯伯自身的積極性——1873年土地租稅改革後，農民的耕種熱情高漲，這才是主因。
可坑爹的是，這段時間官府橫徵暴斂，而且土地兼併嚴重，以皇室為首的“地主王國”初見眉目——截止1883年，佃戶耕種的土地比例為36%、其人數比例為60%，這說明大批自耕農破產並陷入窮困。
這麼胡整亂搞，弄的農民生活改善不大，民間開始懷念以前的領主和幕府，因此叛亂此起彼伏。
說過農業再談工業。
扶桑工業的發展依舊是主要靠民間,官府能做的、該做的是“完善基礎措施、制訂開明政策、推行義務教育和提供產業扶植、補貼”。
維新的三大口號是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但由官府引領的殖產興業爛的一筆——幕府和大名倒臺時，留下的底子主要是官營礦山和軍械製造所。但和前輩一樣，維新官府在1881年前，也沒幹成啥驚天動地的事業，農業的經濟佔比依舊是絕大多數，比例根本沒有上升多少。
輕工業裡，西式紡織廠在維新十年後只有三家——還包括薩摩島津家原有的一家。
重工業裡，船舶和機械制造，西洋人開辦的神戶鐵工所一枝獨秀，1880年代初開始建造鐵船，技藝水準讓那些官辦造船廠望塵莫及；而維新官府能拿得出手的，還是幕府籌辦的長崎、橫濱和橫須賀三大制鐵所。
礦山開採倒是發展的不錯，但那都是在幕府的老底子上新老財閥更新工藝和機械的功勞。
鍊鋼更是悲劇，第一個大型的鋼鐵廠八幡制鐵所是1891年籌備、1901年開工生產，而1900年扶桑的鋼產量是大約5萬噸，而同期英吉利、米人各是498萬噸和1035萬噸——真不知道這維新早期的殖產興業從何談起。
至於鐵路，截止1880年，所有扶桑鐵路加起來還不到160公里。
船倒是買了許多，但官營一直賠錢，於是在1875年通通低價轉讓給巖崎彌太郎的三菱汽船會社——巖崎由此開始稱霸扶桑近海的航運業。
建立的大批示範企業——52家官營模範工廠，雖說普及了科技、培養了人才，但基本上最後大部分都因一直虧損而轉讓給個人。當然，原本打的旗號就是“示範”，倒也不算太灰頭土臉。
這些企業包括著名的鹿兒島紡織所、新町紡織所，千住制絨所、富崗繅絲廠、釜石制鐵所、大阪炮兵工廠、內藤新宿試驗場和三田農業試驗所等等。
雖說萬事開頭難，可官營模範工廠從頭難到底，這怎麼也說不過去吧。
與官營企業相對，不算新老財閥的礦山和航運的話，反倒顯得民間企業生機勃勃，——儘管它們得到的扶持較少或沒有：
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開辦的精工鍾表店和化妝品公司資生堂，從一成立起就聲勢不凡，後面更是一日千里；
手工的貝殼紐扣雖然貿易額小，但到1896年出口額已發展到17.5萬扶桑元，佔據了大部分國際市場；
北陸金澤的金銀箔業，在幕府時期因江戶京都才有特權製造，當時備受壓制，維新後特權限制不復存在，因此蓬勃發展，在1918年佔了世界市場的近90%；
1877年到1900年之間，對製造業增長的貢獻程度分別為40％和35％的是扶桑的食品加工和紡織業，兩者合計達到75％，也就是說，在19世紀後期扶桑的工業增長中，3/4是依靠輕工業的發展——而主力都是民間企業。
以繅絲產業舉例，因為用不起昂貴的舶來機械，民間最初以簡陋廠房、木製機器和水力動力苦苦掙扎，1870年引進座繅機，1872年開始大規模仿造，1876年民間生絲業大發展，1909年生絲產量超過了中華。
1886-1990是近代扶桑的第一次產業高潮，其中主力盡是民間企業。
當然了，維新官府的貢獻也很大，體現在完善基礎措施、制訂開明政策、推行義務教育和提供產業扶植、補貼上。
但和貢獻相比，黑點比比皆是，就拿這個扶桑“義務教育”來說吧，經費大頭還是來源於民眾——不是從稅務中撥付歐，是直接攤派給學校附近的居民和學生家庭。在1869年-1877年的官府財政支出中，大頭軍費佔了55.2%，而教育經費則是喪心病狂的0.4%！
直到十九世紀末，在狠狠搶了中華一把後，扶桑才開始實行“免費初等義務教育”——當然了，當時在世界諸國這個免費政策實現的都不早：英吉利全面施行是1891年；米人雖然1834年就開始，但直到1919年,最後一個阿拉巴馬州才開始實行；佛蘭西早點，全面施行在1879年。
再舉個例子，關於專利法。
1871年扶桑頒佈了《專賣簡則》，但在實行後的第二年就遭到了廢止，理由則是因強權橫行無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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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後，在1885年，《專利條例》頒佈、專利局建立，扶桑專利制度才真正開始建立起來，而其它諸國相關法規建立的時間是，英吉利1624年、米國1790年、佛蘭西1791、德意志1877——維新全面西化，這個聽聽就好了，誰信誰傻。
“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早期維新官府能問心無愧的就是一個“強兵”——所謂“英明神武、幹得夠好了”，聽起來讓人如吞了蒼蠅一般難受。
反倒是，“忽視民生和環境汙染、獨斷專行、官僚深度勾結商人、貧富懸殊、法治進步慢、愚民、窮兵黷武、奢侈貪汙”，這個罵起來肯定不虧心。
早期的扶桑官府，好大喜功，無視以發展農業、輕工業為主的近代工業化的正途，在重工業領域和窮兵黷武中胡亂折騰，這是賴也賴不掉的。
西鄉隆永曾經對早期維新官府的產業政策進言，“若因羨慕別國的強大，匆促向前，不考慮自身力量的侷限，終將精疲力竭卻一事無成。（請）務必即刻放棄建造鐵路一事，致力增強軍勢力量。”
當然，他的最後一句大有問題，但前面說的可是一針見血！
難怪1881年松方正義主掌扶桑財政後，他以大藏卿的身份承認，“以前官府有時過於冒進，今後會更多考慮扶桑的實際情況，在量力而行的基礎上，經濟法令務必貼合實際。”
其實，扶桑近代化的經驗和教訓還很多。
但直秀自己說的口沫四濺，可藏頭露尾的枯燥內容，讓聽講的人大都昏昏沉沉。夫人英子見夜色已深，就出面讓大家回家了。
“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不聽是損失。”直秀只好悻悻然作罷。
這些內容都是他和勘定奉行小慄忠順今年討論過的，也是由此，他才認定幕府要啟動富國強兵了。
說起來，自嘉永七年（1854年）幕府啟動安政革新以來，這富國事業真的該往前一大步了——光韭山鍊鐵所、橫濱鍊鐵所、湯島鑄炮場、石川島船廠等寥寥幾個近代產業，這能頂啥用啊。
可問題是幕府積弊已久，這還來得及麼？
哎，“爹死娘嫁人，個人顧個人”，這北地還一團亂麻，哪裡有精力管如許多！
1859年底，幕府終於開始了又一輪的革新，而扶桑局勢也由此進入了更加激烈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