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走散漫地蕩在陌生的馬路上，以為只有太陽認識我。
這一天離我逃離畫室已有十來天，這十天來我抱著速寫本遊蕩在這個城市的每個角落，街角，大學校園，車站，溜冰場……
我在陌生的馬路上就像樹獺一樣走著，我面前一輛車朝我猛按喇叭，我沒事似的繞開了繼續走，車窗探出一個腦袋朝我喊“小左，上車，來，一起去玩玩。‘
我一看，頭暈，那腦袋居然是老張的，看得出那腦袋的主人買新車了。
我說：“不去，沒空。”
“這倒怪了，我還跟你成了仇家了不是？你說你一走了之也就算了，畫室哪點對不住你，跟我說，你發悶火什麼意思嘛？”
“你別誤會，我哪來悶火，我……”
“上車上車，上車再說！”
“上哪去？”
“K歌！”
“這麼有興致？”
“上來啊？”
我想碰上了不答應也太不給面子，在這個城市要向躲開熟悉人就如同玩過家家捉迷藏，很幼稚的，包括莫小茵，迷藏終究要玩完的。
我說：“好吧，K完後我就走人，我不去畫室的。”
“好，隨便，玩完後就滾蛋。”
“都有哪些人？”
“幾個老師，還有一群學生，年底了，一起鬧鬧。”
我心底猛的一震：還有學生？
為了掩飾我內心的恐慌，我低低的哦了一聲，結果就被拉上了車。
我在車上求佛似的祈禱：莫小茵你千萬不要在場，千萬不要！
我們進包廂，包廂裡熱火朝天，誰也沒注意到我的到來，一大群學生都是吵得不亦樂乎。
我揀了個暗暗的角落坐下，求神拜佛似的祈禱莫小茵不要在這個空間存在。
為了將自己隱藏起來，我學會像雪地裡的野雞在遭遇獵人追追逐時將頭埋進雪地裡，我從包裡翻出一本書，認真地看。書是 陳丹青陳大師的《退步集》。
陳丹青在書裡說：
“大學之謂，非大樓也，而乃大師之謂也”，故清華梅校長這句話，今擬反讀才是——忝為教師未及五年，我既不懂教育，更未做成半件像樣的事情。任課之初，寫過不少教學計劃之類，又為“榜”線邊緣起落掙扎的考生寫過多份毫無效果的申訴，現在看來，何其天真。以下篇什也是通篇廢話，直如夢囈，認真得跡近滑稽，而現時的院校與媒體居然聽任我自言自語，無人喝止，自亦無人當真。此可慶幸，亦足堪沮喪。今刪削收錄，聊供讀者一笑。
近日感冒，嚏涕交加，泡杯熱茶，又得給“交談版”按期寫字了。今次是我末一回在這欄目上胡說，索性借這小小的版面，談論藝術教育。年內至少有十幾封來信指責今日的藝術教育，而我目前的角色正是一名教員。教員又怎樣呢，就我所知，關於教育的批評必定無效的，我也不過空談，唯其空談，但願不致被刪除吧，以下摘錄四位讀者的意見——
青島市一位稱我“伯伯”的麟麟說：現在的美術學院高考是不公平的，是一種模式，流水線製造人才，誤人子弟。許多啟蒙者關注這一問題，但難改中庸，僅是“關注”。湖北的李青雷說：最憤恨的是中國的藝術教育，一邊說藝術如何如何，一邊又不改革！江蘇的立人說:小生不才，承蒙現有的優越的教育制度所賜，暫且無緣接受高等教育……福建的吳曉帆說:我為中國的藝術教育感到悲哀與憤怒。有天才的人總是被那可嘆的分數拒之門外。想像力是無法培養的，而藝術最最需要的想像力早已被我們“偉大”的“應試教育”扼殺光了，那些考試真正公平嗎？考生中有幾個真正鍾愛藝術？這個時代的人缺乏夢想與追求，找個好大學，找個配偶，生孩子，再讓孩子接受應試教育，渾渾噩噩過一生……學院的教條主義培養出一撥撥所謂美術工作者，但誰是藝術家？
注2001年，貿然答應上海《藝術世界》開辦專欄一年，照例不知寫什麼，於是請讀者月月來信，相與閒聊。這裡摘取的是最末一期，事後給別家報刊轉載，編者存心聳動，取文中一句話為題，沿用如上。今年見《南方週末》一篇質疑“外語教育”的長篇專文，作者的議論比我專業多了，極有說服力，大約三點：一、外語教育的定位與初衷，大可存疑；二、外語教育推行即久，並未奏效；三、外語考試於“教育法”無據。社會上則另有二說，一是個別大學已自行制定相對靈活的外語考試措施，一是國家擬針對不同學科區域性改革外語考試制，改以“語言考試”，重視中文檢驗，外語僅佔少數考分，聊供參考雲。但以上均屬“聽說”，無處求證。目下，我所接觸的各地藝術學生，一如既往，為外語教育戲耍作弄，苦不堪言。
這幾位讀者顯然都是少年，青春大好，前途無量：“無緣接受高等教育”的立人，電腦來信工整清潔；自稱是高中生的吳曉帆，鋼筆字相當漂亮，落款加簽的英文“YOURFRIEND”，更是龍飛鳳舞，比美國孩子的英文書寫還風流……偏是這樣的歲數，總要叫喊“悲哀”、“憤怒”、“不公平”。他們說得對不對？那是落榜者的怨言嗎？他們的際遇能否代表其他人？假如有哪位好學生出面反駁，為當前藝術教育描繪另一幅美好圖景，我極願傾聽，但我同情與我交談過的各地藝術院校校內校外的許許多多年輕人。回國教學以來，我的感受是：90年代藝術學院的教育，遠不如80年代，遠不如“*”前十七年，甚至遠不如藝術學院全部關閉，但藝術教學並未窒息的“*”十年——在那些年代，我們對學院無比嚮往，對藝術滿懷信念。中國自“五四”前後創辦藝術學院迄今，八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藝術學院從未像今天這樣臃腫龐大，像今天這樣充斥辦學的教條。
許多人士，許多專著，都在診斷中國當代教育的大病，去年北京教育學家楊東平先生送我一本他所編輯的書《我們有話要說》，所有篇幅均對當代教育的種種錯失與斑斑惡果，剴切痛陳。然而大病既久，彷彿無病：我確定，那些文字在目下空前“繁榮”，高叫“改革”的教育大局面前，只是風中的雜音。別的科目、大學究竟怎樣，我不清楚，以我任教的見聞，現行教育政策強加於藝術學院的種種規章制度，只在變本加厲。變本加厲是為了什麼呢，當然，是為了“加速教育改革”、“完善教學管理”、“振興人文教育”……我猜，楊先生的書，應該更名為“我們無話可說”。
我們無話可說。百年來中國最優秀的藝術家倘若活在今天，正當就學年齡，將會怎樣掙扎？——天生下湖南齊白石、安徽黃賓虹，必須在今日“考前班”透過愚蠢的石膏素描與水粉畫測試才能獲得“國畫”本科生准考證；天生下我們的徐悲鴻林風眠，必須呈交超過所謂四級或六級外語考試分數，才能在中國境內報考油畫專業——且慢，潘天壽、傅抱石、梅蘭芳、於是之、劉詩昆、侯寶林、常香玉、李連杰之流，今天想要求師收徒嗎？好！管你是畫國畫唱京戲演話劇彈鋼琴說相聲敲大鼓翻筋斗，統統必須考外語！他們的朝氣、性情、才華與想像力，是在就學期間不斷填滿各種學時學分，預備日後的“考研”、“考博”，否則不可能以本科學歷換飯吃。徐悲鴻著名的人生信條不是“一意孤行”嗎，我們且看他將怎樣被今天的現實擊得頭破血流：這一切僅僅是開始，他們必須交付至少五到十年的青春，編一份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專業履歷，明裡暗裡疏通無數關節人事，有心無心耍弄許多實出無奈的上策下策，才可能混到個“助理”、“副高”、“正高”，住進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揣著附有頭銜的名片，混得像個人樣子。以他們的天資，很可能透過節節考試，但哪來時間專心致志發奮作畫？以他們的毅力，很可能照樣作品迭出，但所謂“量化管理”要的是表格，不是藝術；以他們的才華，很可能發財致富，但恐怕不是我們所見到的境界；以他們的抱負，或許在行政地位上脫穎而出，但休想對我們口口聲聲“中華民族”的藝術，乃至文化有所作為；以他們的性格，必定不甘受制，那麼，我們試來設想他們在今天會被置於怎樣的處境？
所幸都是假設：這些前輩從未身受這等奇罪，別說他們，今天，凡在藝術圈混得開，坐得穩，多多少少有點成就的藝術家，捫心自問，仔細算算，沒有一位是90年代藝術學院荒謬森嚴的教條鉗制下出了道而成了功。可憐今天十七八歲的少年兒郎，校門在前，關卡重重，怎麼辦？！
當今藝術教育的諸多頑疾，罄竹難書。僅就招收新生、錄用才俊、晉升教職而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考核外語並作裁判依據這一制度論，便是藝術教育的死症——其根由，與什麼外語、知識、學問、教育，均不相干，因說來話長，不說也罷，此處餘皆不論，單來看看此一死症的乖謬與後果：據說，推行外語教育是為便於同所謂國際“接軌”。以人文藝術學科論，此乃大謬，不值細說。日本與中國，均普及外語教育，日本的“國際地位”有目共睹，然據留日十餘年歸國任教的設計家陸志誠介紹，日本經已廢除人文藝術學科的外語考試。再看天津美院青年教師馬樹清一例，他說，十年前投考慕尼黑藝術學院時，教授問及德語程度，他只能用德語回答一句：“我不會說德語”，語出，遂當即錄取。相似案例，在出國藝術學生中不勝枚舉。而英美德法諸國青年若是投考本國藝術學院而非得透過“中文”考核而後始得錄取，將成何體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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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歪在沙發上，想，對，成何體統？（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