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東省東城縣檢察院，大鵬繼續向中央、省市領導和記者介紹著：“在座的各位首長和記者同志們！大家和我一樣都有妻兒老小擔負著責任。我曾多次找全軍審計局苗主任，因為不僅原審計局長已經換人，第四次調查組又是空軍後勤部，苗主任總是讓去找空後蔣令梁。
而蔣局長始終站在牴觸的情緒上，他根本也決不可能把軍委赴空軍檢查組的檔案拿出來，他的權重可以凌駕於空軍黨委之上，我總不能再去找司令員王海吧？鄧主席去北戴河療養，就是再找他的秘書還能解決問題嗎？胡耀邦也已經辭去職位，再去會計司衚衕他家還能有用嗎？
全軍財檢辦政策研究組撤銷、王傳智離休，原韓、常局長、軍委紀委書記、原政委洪學智和張萬年還能見到嗎？中共中央和軍委主席親自主抓的案子，就是因為基層組織借控告外國記者的名義不給檔案打擊報復，難道如此重大的案子就此不了了之了嗎？
控告外國記者有什麼錯？那些日本、美國、印度、加拿大十幾名記者，在祖國的首都永定門人民來訪接濟站大樓下，他（她）們不單純大量收集近萬人的上訪材料，而且是帶有政治野心的非法詐取上訪材料是什麼目的？非法錄影、錄音和拍照是什麼企圖？所叫囂的“人權”又是什麼“主義”？不言而諭他“她”們就是要把騙取的上訪材料，像當年安東尼奧尼在中國拍反動影片，向全世界宣演、醜化我們的人民、國家和中國共產黨，試圖干預政權、顛覆臺灣、新疆和西藏的獨立，這些記者就是特務、國際間諜、是有民族氣節全中國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而為什麼空政劉廷山副主任、空後審計局長蔣令梁卻以控告外國記者，不給經全軍財經紀律大檢查立案、空軍司令員為軍委赴空軍聯合檢查組的調查材料和政策落實的檔案？由此推回部隊基層，導致被告不給落實政策的打擊報復。
檢舉的經濟案件再大也是國內個別貪腐經濟問題，只要經過上層組織的重視並進行查處，檢舉人就完成了責任。而控告外國記者確是政治問題，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世界帝國主義與臺灣國民黨軍政無時不在虎視眈眈包圍著中國大陸，搞經濟全方位封鎖，致使中國處於一大一小倆半拉的社會主義格局。即使在1986年，中央要平反自建國歷次政治運動的冤假錯案，實事求是的正本清源政策是多麼偉大的抉擇。尤其我國是拾多億人口的大國，在北京有來自全國各地幾萬人上訪，那是建國三十多年的積累又有什麼大驚小怪？那些外國記者不看看他們的國家、他們的人權、他們的政治是無法相解釋和比擬的，卻無端的跑到中國來搞政治滲透。如果說檢舉官僚貪腐，那是我們國家的內部矛盾，而那些外國記者的行為卻是全國人民的公敵。
然而自1980年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我不僅奮力為兵團磚廠、鐵路磚廠和部隊磚廠嘔心瀝血的做出了重大貢獻，因為檢舉、揭發、控告經濟犯罪，雖然取得了最高層領導的重視和支援，就是由於控告外國記者才遭到被告的欺詐、脅迫、報復和陷害，導致我在山東偏僻農村等待8年檔案無結果，並因賄選舉風波再次與村代表告狀四年，為了責任我付出了四十八年工齡沉重的代價。……。”
“張大鵬同志，你為了國家、部隊和村民的利益檢舉、上訪控告受了很多的苦，正像你所說的這是責任的代價。上級組織接到你透過電子傳輸的材料很重視，我是與在座的檢察院、記者同志和軍首長受上級組織的委派和你見面。在過去的一年裡，省、市領導和記者也多次與你見面採訪，他們為了證實你的過去做了大量工作，大家聽了你的陳述，根據歷史的證據必然要給予答覆結果，今天張大鵬的陳述會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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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座位走到大鵬的面前握手致意，檢察院的領導和記者也走來握手道別，並紛紛的說：“要相信法律相信黨…多多保重身體…。”還有記者問：“你的作品“藍天下的詐騙發表了嗎？離開北京後5年是怎麼度過的？”大鵬說：“當年我離開北京回到山東，家裡已經沒有錢生活怎麼辦？突然收到河南鄭州“東方文藝研究院”的入學通知書，4歲去上大學哪有錢吶？華英懷孕6個月了，倆個孩子還在唸書需要花費，我顧不得上大學發表藍天下的詐騙，向華英的親姨姐夫借貳佰元，離開山東去山西大同尋二哥家，從此又開始了“闖山西”。
在大同到處搬家像逃難流浪者一樣做生意四年，儘管城市的生活是那麼充實，派出所還答應給全家落戶口，但是為了對老人的贍養責任，農村的生活再難也要履行義務回山東，並譜寫出大鵬八部中的第三卷“執著”人生。（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