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
解縉揉著眉心，長吁短嘆，滿是憂愁之態。
鬱新也好不到哪裡去，翻看著手中的奏摺，只能鎖眉，端起茶碗，熱茶都冷了。
“戶部員外郎蕭齊上書反對，希望皇上能收回三道旨意，這奏摺我們該如何著墨？”
鬱新將奏摺收起，起身走向解縉。
解縉擺了擺手：“員外郎不算什麼，真正讓人擔憂的是這一封奏摺。”
鬱新接過解縉遞過來的奏摺，開啟一看，不由深吸一口氣，驚訝地喊了出來：“方希直怎也參與到這種朝事之中？”
方希直，方孝孺！
解縉端起茶碗，沒了往日雅緻，一飲而盡，嘆道：“方希直不同於其他人，他的話，可是有很大影響。他反對三道旨意，若處理不當，可能引起滿朝風波。”
鬱新凝重地點了點頭。
方孝孺這些年來很是低調，一心治學，很少參與政務。可他發聲，沒有人能聽而不聞，要知道他現在的頭銜全稱是翰林院翰林學士，國子監儒學院院長，思政學府博士，還有著監察內閣的權力。
不管是翰林院，還是國子監，亦或是思政學府，都有一群人稱方孝孺為先生，先生發聲，隨後便是弟子跟進，先生被欺負，保不準明日就有一群人鬧事。
解縉有些頭疼，無奈地說：“這方希直越來越涉入朝廷了，這不是一件好事啊。”
鬱新知道解縉是在說去年冬日寒災時，方孝孺帶學生要求朱允炆下罪己詔的事，按理說，老天怎麼下雪，怎麼個寒冷，也不關方孝孺的事，不能因為少了國子監五千斤煤炭就跳出來。而這件事似乎成了一個訊號，一個方孝孺想要活躍於朝政之上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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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幾個月，方孝孺再一次捲入到軍國大事之中。
奏摺中三千言，說盡禮儀之邦，滿篇以和為善，以鄰為友，只為了告誡朱允炆，大明不應霸凌諸國，霸氣側漏，應對外謙虛友好，寬容大度，應得饒人處且饒人，莫起兵戈之禍，徒害百姓與軍士。
鬱新看過方孝孺的奏摺，對解縉不安地開口：“若是遞到武英殿，方希直怕是有難啊。”
解縉無奈地添茶，苦澀地點頭：“陽江船廠被劫掠，軍情寫得清清楚楚，而且抓了二百倭國俘虜，證實為倭國軍士，而非尋常倭寇，由此可見，日本王足利義滿已經將手伸向了我大明，可謂是不宣而戰，我堂堂大明對等宣戰倭國，合情合理，有理有據，如何能反對，還讓皇上寬容，遵太祖不征討之旨，當真是荒謬！”
鬱新拿著方孝孺的奏摺，很是為難。
自己與解縉反對朱允炆將事態擴大，不出動水師追蹤與剿滅陳祖義，不對倭國作戰，歸根到底，不是因為不想支援，而是因為國內問題太多，西北事，北平事，耗費了朝廷太多人力、物力、財力，經不起更多折騰。
當朱允炆勒緊腰帶，下定決心收拾陳祖義時，解縉與鬱新是點了頭的，戶部尚書夏元吉都沒反對，而是旗幟鮮明地支援為陽江戰死的軍士報仇，奪回船匠，朝臣中請戰派居多，在這種情況下方孝孺唱反調，不是出於現實的困難，而是出於儒士的寬仁，這就有點胡扯了。
儒家的寬仁，不是佛教的光，啥時候也普照到了敵人腦袋上？
誰若是對殺了陽江軍士的倭人說一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估計朱允炆會先舉起屠刀砍他全家，然後放下屠刀，回武英殿繼續當自己的“佛”。
國家有國家的尊嚴，有國家的底線，人家都不給你尊嚴，踐踏你的底線了，你還眼巴巴地湊上去說，你打了我左臉，我還有右臉可以給你打，哪怕你把我打成豬頭，我也是寬仁的，博愛的，咱們是好朋友，我不會對你動刀子。
這種邏輯與思維，迂腐到鬱新都感覺到可怕，可偏偏這迂腐的話語是一個大儒說出來的，他的背後，還有著一個個信服他的人。
鬱新嘆了一口氣：“是有些荒謬，可這奏摺已送到內閣，想來六部也已知曉，朝臣都在看著內閣與皇上的態度，若擬寫反駁之詞，為方希直發聲者必眾，明日你我便會被他人攻訐彈劾。若不作處置，直接轉給皇上，也必會被皇上斥責。”
解縉頭疼就頭疼在這裡，方孝孺背後有一群儒生，不說一呼百應，但喊一嗓子叫個三五十號人還是有可能的，雖說自己不怕彈劾，但也不想總被人摁著罵啊，鬼知道這些人能想出什麼詞，萬一牽強附會，把自己給拉下去，可就真冤枉了。
“遵本心吧。”
解縉下定了決心，不能什麼事都讓朱允炆抗，自己需要有當盾牌的覺悟。無論是水師對陳祖義，還是大明對倭國宣戰，這都是政治正確的事，自己理應去做，也不應畏懼。
立場，不取決於別人的聲音在哪裡，而取決於自己的腳站在哪裡。
鬱新看著解縉揮毫，寫下了一段評判：
希直言，婦孺聞尤唾之。
臣縉進言，革其思政學府博士之職，以觀後效。
簡單的字，透著滿滿的嘲諷，帶著反擊的刀鋒。鬱新擔憂地看著解縉：“如此一來，你與方希直之間就沒轉圜餘地了。”
解縉冷哼一聲，頗是不屑：“他若不服，大可帶弟子來戰，解某人還沒怕過他。”
鬱新沉思了下，搖了搖頭，提起筆在解縉評語之後又新增了四個字：
臣附議。
解縉有些詫異：“你與方希直私交不錯，這樣做的話怕會……”
鬱新轉過身，堅定地說：“國事豈能容私情左右，雖說朝廷對倭國宣戰有些倉促，以當下水師力量也很難遠征倭國，但倭國軍士犯我陽江，殺我軍士，若不亮明態度，大明還有何威嚴。正如梅殷所言，天下人都在看著朝廷，我們不能退啊。”
解縉整理好奏摺，感嘆道：“可惜，他們看不懂，總一位寬仁四方才是治國之道，總認為國雖大好戰必亡。你看著吧，反對之聲怕會不絕於耳。”
鬱新自是清楚這一點，儒士所接受的教育決定了他們在對外上過於寬容，總希望尋求和平手段來解決問題，這些年來，朱允炆興盛文治的同時，並沒放下過武功，或許這種開拓、戰爭與冒險，讓他們不安吧。
事實上，自己也不安。
鬱新坐了下來，陷入沉思，從目前來看，朱允炆所作所為並沒有錯，只是感覺這一切發生的有些恍惚，總透著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似乎這一切的對策，早已擺在了朱允炆的桌案上，陽江事件的出現，恰恰給了朱允炆這個機會。
梅殷也好，鐵鉉也好，都極力主張對陳祖義出動水師，可沒一個人主張對倭國宣戰的，更沒有一個人能想到派遣使臣去朝-鮮，商議借水道或合擊倭國，可偏偏朱允炆的三道旨意中，只有第一道是針對陳祖義的，第二道與第三道都是針對倭國。
這個皇帝，對倭國還是一如既往的，嗯，苦大仇深？
沒錯！
就是苦大仇深的感覺。
從建文元年趕走倭國監生，下旨禁絕倭國進入大明及海域，到後來整頓沿海衛所，清剿倭寇，再到如今徹底宣戰，甚至有對倭國斬盡殺絕的意味。
看過往，只是與倭國沾邊，朱允炆就沒打算善罷甘休過。
鬱新甚至懷疑，若是韃靼、瓦剌犯邊，殺了大明幾百軍士，朱允炆很可能不會如此態度，最多也就是加強戒備，找機會收拾過來。
朱允炆看到了方孝孺的奏摺，對這位大儒的耐心也消磨殆盡，下旨傳召方孝孺入殿，沒有人知道裡面發生了什麼，只知道方孝孺出宮這段路上摔了三個跟頭。
翌日一早，方孝孺上了奏疏，表示自己年紀大了，想要回家寧海過幾天清閒日子。面對如此大儒請辭，朝廷至少應該走走程式，挽留一次，讓方孝孺再次請辭，再挽留一次，再請辭，第三次的時候批准，可這次內閣與朱允炆都很乾脆，程式都沒走，直接批了。
方孝孺的離開，標誌著朱允炆正式對守舊儒學、守成儒學、對外寬仁儒學出手。
在朱允炆、楊士奇、李-志剛等主導下，國子監儒學不得不適應這一變化，從各類典籍中尋找理論依據，補充開拓、進取、偉業等內容，將治國平天下中的平天下，引申為國無敵患，四海清平，天下方平。
思想的轉型是緩慢的，但畢竟已經開始。
看不清形勢，甘願縮頭，打著為民為國旗號反對朝廷清剿海賊、對倭國宣戰的一干儒士、官員，不需要朱允炆清理，吏部就先一步動作起來。
吏部尚書蹇義經過幾年的沉澱與觀察，終於瞭解了朱允炆的政治理念與方針，開始迸發出自己的智慧。
蹇義一改往日的平和，大刀闊斧，藉著全察的機會，對於那些尸位素餐，只謀私利，不敢進言，沒有作為的官員發動了彈劾。
蹇義一斧頭下去，短短數日，都察院銳減了三十多人，這讓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德彝臉都黑了，可又抓不到吏部的把柄，只好發了狠，你們能幹，我們都察院也不是吃素的，想整頓，那就來一次大的整頓。
全察一開始，應該是不溫不火的，可誰料，建文六年的全察一開頭，就如烈火添油，燃燒得猛烈。
這一把火從京師很快燒到地方，大明官場風氣為之一變，加上今年是十優州府、百強縣之年，還是大朝覲之年，幾重考核疊加在一起，貪官汙吏更是膽戰心驚，今天要面對御史，明日要面對戶部官員，後天還得接待安全局盤問，大後天還得去布政使司匯報工作……
全察的開始，分散了官員的注意力，也沒幾個官員再會去心疼什麼倭國，談論什麼仁善博愛，現在最重要的是自己腦袋上的官帽。
上百內侍抬著一個個箱子進入坤寧宮，馬恩慧看著擺滿院子的禮物，不由微微蹙眉。
代王妃徐妙清對馬恩慧款款行禮：“代王說朝廷要打海賊，打倭國，臣妾可不敢妄議國事，只是想起前段時日朝廷發行債券，眼下又動水師出征，想來壓力頗大，正好家中還有些錢財，便送一些到宮中，萬望能為宗室出一分力，將那海賊倭寇剷平，也好讓百姓們過上安穩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