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東漢末年境內有什麼宗教——儒教、道教、佛教是三大教派，真正要想讓教派發展起來，就要從儒釋道三家的長處分析，取長補短。
儒生一般講究子不語鬼怪亂力神，所以他們基本上不信奉那種神格宗教。而且他們信奉孔子的根本原因是這樣能給他們帶來政治上的好處，很多儒生天天讀儒家經典，內心深處卻不相信它，那些儒生有對廣大的平民百姓“仁”和“禮”過嗎？他們只對外族兇猛勢力和上層勢力講仁和禮。搞這種信奉者根本不信的宗教，是中國的悲哀，很根本的悲哀。
佛教，這個宗教究其內涵，還是很有深度，有它的意義的，但是凡俗中的大部分人並沒有這個悟性，他們領會不到佛教的真正要義，只能被佛教外表的消極思想給侵害住，而且大部分中國人信奉佛教講的就是“臨時抱佛腳”，根本沒有什麼人是真的信奉佛教的。不單單是中國，其他信奉佛教的國家現在都落後的不像樣子，看東南亞那些小國。
佛教對中國的影響壞多於好，不僅僅是在思想上麻醉約束了普通民眾，而且它這個組織對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響，像南北朝時期和唐朝中後期，寺院惡性膨脹，寺院佔盡名山良田、不事生產，既沒有產出也無法流通，對社會生產資源的佔有和浪費非常突出，尤其是南北朝時代，本當艱苦修為、清靜無為的和尚們坐擁大量地產，成為大地主，富甲一方，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
當時平民面臨苛捐重稅，沒有田地耕作又無處謀生，很多選擇了出家一條路，因此寺院人員閒散冗餘狀況也相當厲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時候沒有勞力、要打戰的時候沒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興旺鼎盛與蕭條混亂的社會秩序產生了根本利益上的衝突。
公元六世紀，北周滅北齊後，北周武帝宇文邕立即推行滅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數，有三百萬僧尼還俗，這個數字是當時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時期強迫還俗的僧尼也有26萬人，數千萬頃的良田被收繳，拆掉寺廟4600所，使社會上的勞動力和生產財富憑空得以成倍增加。和他同樣的手段的還有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唐武宗李炎、後周世宗柴榮。
不僅如此，佛門還是特權集中之地。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鎮壓蓋吳起義的時候，在一所佛寺裡發現大量的兵器，又發現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處所，這給了魏太武帝暴力滅佛的藉口，“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令“一境之內，無復沙門”。
唐代開國時立下一個規定，進入佛門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軍被擊潰後就往寺廟裡躲。“安史之亂”期間，郭子儀與當時的禪宗神會達成協議，默許後者透過私賣度牒的手法換取錢財。佛教徒因此數量失控。種種內亂外患，致使一個本應與世無爭、良性運作的宗教組織不斷異化，變成了社會腫瘤，非但獨立於政權之外，還與世俗社會的利益相衝突，令統治者欲除之而後快，終於招致滅頂之災。
作為一個宗教，佛教因為膨脹過快而失控。已經逸出了本身作為一個出世的宗教組織本身的權力和職能範圍，與世俗社會爭奪起資源和財富，甚至於與政權爭奪起對社會的控制權。所以劉辯對佛教自然是半點好感都欠奉，不過他對道教則另有看法。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東漢時期在民間興起，由現在五米道領袖張魯的祖先張道陵創立，道教的思想。來源於戰國時期老子李聃、莊子莊周的道家思想以及先秦的神仙方術，它主張修身養性，煉製丹藥，以得道成仙。
道教假託《道德經》之名，學問成分較少。實際成分卻是引氣、煉丹，荒誕不經，除了哄騙皇帝修煉長生不老之藥暫時求得一時發展，實際上對後世文化的影響要比佛、儒兩家要弱得多，想想後世那些白蓮教之類的邪門教派多脫胎於道教，想想多少皇帝因為誤服金丹而提前死去，就讓人對道教在這個國度的發展不報什麼希望。
《道德經》是好的，道教的基本教義也是好的，修身養性、追求得道的理念也可以引申開來，轉化為積極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相對於從印度阿三那裡舶來的佛教，劉辯認為土生土長的道教三觀更正。
劉辯準備改良道教，使這個本土出產的宗教發揮出它本來應有的作用。道教是要改良，特別是張角利用道教派系的太平道造反，讓東漢末年所有諸侯民眾都對道教有一股偏見，若還是道教，根本無法讓人接受。
劉辯本人雖然通曉一些心理暗示之類的洗腦方法，熟悉後世以來幾千年下來的道教和佛教神仙體系，對基督教各個派系還是很精通。對今後的宗教改革上有著超越這個時代的眼光，但他卻不是最適合創立新教派的人物，他只能做幕後操手，在幕前表演的另有其人。
東漢末年，道教裡面有幾個崢嶸人物，張角三兄弟都俱往矣，不再提了，張魯兄弟身在漢中做起了大漢政府的官員。雖然對祖父張天師的龍虎山五斗米教還在堅持傳教，可是因為近幾年來漢中以及西北大地戰事頻發，民族融合問題嚴重。像這種漢族文化氣息，沒有剽悍侵略性的宗教是無法在當地傳播開來的。
另外張魯已經安安心心的做了大漢的官員，對於宗教事務也沒有了年輕時候的熱情，倒是教務越發的難以維持。大漢剩下還有三個具有大神通的人物，首推是南華，下一個是左慈，另外一個是於吉。
對於於吉這個人，劉辯一直心有存疑，他不確定，這個於吉到底是不是漢順帝時期存活下來的那個於吉，還是一個假借漢順帝時期那個於吉之名招搖撞騙的假於吉。
漢順帝時期就有個於吉，據《後漢書?襄楷傳》記載，“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於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青領書》”。
於吉說是神人所授，實際上是自己創作的，於吉的門徒宮崇到皇宮進獻其師所著“神書”《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多巫覡雜語，被視為妖妄不經，順帝命有命藏之，並未為其立學，故其書未見皇室重視，後來輾轉到了張角手裡，張角跟後世那個得了聖經的洪秀全一樣，從一本書開始發跡。
漢獻帝建安五年，又有一個於吉，正是在演義上被孫策殺掉的於吉，《三國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於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道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
【穩定運行多年的小說app，媲美老版追書神器，老書蟲都在用的換源App，huanyuanapp.org】
於吉寓居在東部某個地方，經常往來於吳、會稽兩地，燒香給人治病，東漢獻帝建安五年，即西元200年，稱霸吳地的孫策統治時，於吉批評孫策自制力不足，認為“伯符將軍，名而虛之”，孫策聞訊大怒，下令殺死於吉，當地居民都說會有報應，不久後孫策在戰中受暗箭所擊，因而引發重病而死，有人說他是被於吉的亡靈纏身而死。
現在問題來了，漢順帝在位是公元125到公元144年在位，於吉在漢順帝時期已經成為琅邪太平道掌教，身為宮崇的師父，即便推算他是在漢順帝末年進獻太平經的，到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年）被殺，保守估計亦已過百歲，是以有人懷疑活躍於東吳的道士於吉是不是原來漢順帝時期的於吉，不過著作《後漢書》的作者范曄把這兩個於吉當成了一個人。
其實劉辯傾向於將這兩個於吉當成一個人，因為於吉這種道人修行多年，至少對養生之術有所心得，活上百年稀鬆平常，要知道那個身份從來沒有疑惑的左慈生於156年，死於289年，壽至134歲，劉辯揣測，若是於吉沒被孫策所殺，估計也能活到那麼大的歲數。
不過奉命去徵召於吉的士卒，在琅邪一帶轉悠，耗費了大半年時間，卻一直找不到於吉的蹤跡，只能回來襄陽向劉辯通報。劉辯依稀記得歷史上記載於吉是琅邪人，至於‘寓居東方’是什麼意思，卻只能推斷為於吉暫時寓居在大漢東部某個地方，到底是徐州還是青州還是揚州，一無所知，只好暫時宣佈放棄，等到機緣來了，於吉會自動上門。
至於左慈，實有其人，字元放，廬江人，精通五經，曉房中術，也懂得占星術，他從星象中預測出漢朝的氣數將盡，國運衰落，天下將要大亂，就感嘆地說：“在這亂世中，官位高的更難保自身，錢財多的更容易死，所以世間的榮華富貴絕不能貪圖啊！”
於是左慈開始在天柱山精修苦煉道術，在一個石洞中得到一部《九丹金液經》（演義中為《遁甲天書》），學會了使自己變化萬端的方術，劉辯更相信那本經書是一個古代魔術寶典，左慈是東漢末年的大衛科波菲爾。為了豐富大漢的娛樂生活和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劉辯就派人去天柱山徵召左慈。
?劉辯派人找左慈，一是看重他出神入化的魔術，這樣厲害的魔術技能應該會對自己創立新宗教有所幫助；二呢劉辯有寡人之疾（古代帝王的通病-好色），老婆會越來越多，恐怕應付不過來，左慈這傢伙因為通曉房中術在歷史上活了一百三十多歲，劉辯就要向他學一下這個房中術，活長一點兒才能把中國帶入到一個理想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