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醫護老師懷疑的是，雜工是否有將女教練送到火車站的問題。那是一種非常極端的情況，而她恐慌的眼神似乎還肯定了我的想法。雖然心裡忍不住偷笑，校方確實有做得過分的地方，但還不至於幹出被人發現秘密就要立即滅口的行為。但轉念一想，醫護老師可能因為職業的關係，瞭解更多關乎生死的話題，加上一直以來沒有收到教練的來信，她可能已經被這種恐懼支配了一個多月了……總之，離開醫務室以後，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除她所擔心的那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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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時分，我們趕到了火車站。排班表上顯示，每天有6班火車，南北兩個方向，早中晚各三班。八點多就被催著離開的女教練，搭乘的多半是早晨的班次。朝南方向是10:30，朝北方向是10:20，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女教練遇到記者的時間。
我把整個站臺粗略地走了一遍，我們所在的站臺是個標準的島式站臺，佔地面積不大，朝南朝北的鐵軌鋪設在站臺的兩側。沒有找到明顯的線索，飛舞的廢紙上也沒有我想要的答案。已經是一個月前的事了，即便真的曾近留下過什麼痕跡，也已經不太可能再找到了。女教練自己杳無音訊，醫護老師的擔心又使得雜工的證詞也變得不可靠。唯一知道的只有記者的那篇報道。但對於記者，我們又一無所知。那個時候，我真感到有些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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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山田叫我，我走進了他所在的候車間旁的一間小鋪。裡面有各種小城的紀念品，沒有營業員，看起來是一家無人販賣的小店。
“是不是這個？”他一指，我看到了和醫護老師收到的一模一樣的明信片。
“可還認得出女教練的字跡？”為了防止我先入為主，他用手指遮著賬目的一部分，讓我看看這當中有沒有教練留下的賬目。因為當初校隊成立期間多次幫教練核查成績以及比賽時報銷費用的緣故，我大致能辨別她的字跡。再拿出她給我的信做了一番比對，“這個！”山田挪開手指，被他擋住的日期正是3月13日。
我用公用電話給醫護老師報告了一下我們調查的結果——當天女教練應該安全抵達了火車站。我有過前車之鑑，那時為了拿那件八乙女落在寢室裡的龍太郎的球服，選了條捷徑，結果走進了犄角旮旯。要是校方真的試圖滅口，在途中下手才是第一選項。所以請她不用再害怕那個極端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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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掉醫護老師的困惑後，我們繼續考慮教練和記者的衝突。去的路上，我也在想記者的手腕是怎樣被一個年輕女性掰斷的。教練怎麼說也是一個足球教練，手腕力量不會比普通女性強太多。直到仔細看了這個將近兩米深的月臺，我突然有了想法。腦子裡漸漸形成一個大膽的假設，正準備告訴山田的時候，他說，“我們，呃，或者你，要不到月臺下去看看？”
我正有這個打算。因為不知道教練搭乘的是哪個方向的火車，任選一邊，一步跳下了月臺。確實深得很，不過練過體育的，應該不成問題。我朝他做了一個可行的手勢。
“呃，我就不下來了。“他勉強笑著回應我，”距離中午的班次還有一個小時，我幫你看著時間嘞~”我這才知道這孩子原來恐高。
然而，他不下來，或許真的是有些值得害怕的因素。如今四月，一個自殺率最高的時間段，鐵軌上能看到一些斑駁的血跡。對於學弟來說，可能過於挑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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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假設成立的話，這裡會存在我想要的東西。鐵軌少有人打掃，或許真的會留下些什麼。我繞過站臺，兩邊都進行了認真的檢查，甚至沒放過一塊枕木，終於找到了讓我非常在意的東西——一張名片！一張《文秋》雜誌社記者的名片！看來是獲知了該名記者的名字，問了一下山田還有多少時間，他說還剩半個小時。我打算再找一找，最後，這樣的名片我一共發現了五張，全部集中在向南行駛的火車軌道上，簡直是大豐收。
“拉我一把！”
要上去的時候，我才發現這個月臺沒有我想象中那麼好爬。徒手試了兩次都沒翻過去，山田伸手拽我，都很難使得上力。
就在這時，一聲汽笛刺入我的耳膜！沒想到這半個小時竟然過得這麼快！就看到拉著我的山田皺緊眉頭，一咬牙關，我手腕也隨之猛地一緊……火車呼嘯而至，我倆一同撲倒在站臺的黃線上！
“好險，我應該早點催你上來的！”山田嚇出了一頭冷汗，我自己也嚇得不輕，一時將手上的疼痛忘在了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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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所發生的那些，更加明確了我內心的想法；尤其山田拉我上來的一刻，我所感覺到手腕的壓力，讓我清楚了大半。
這絕對是一篇非常過分的報道。
接下來，只是要找誰核實的問題。而山田也告訴了我這一個小時以來他的發現：站臺口有一隻郵筒，每天有兩次開箱，其中一次，正是早上10:30。說不定，這場衝突存在目擊者。
我們又做了深一步討論，假設記者也關注到了郵筒的開箱時間，她極有可能會在報道發表前找到那位郵遞員，給予其好處使其不要透露真相。但那是唯一一位能被找到的目擊者，若有其他普通乘客也恰好目擊了衝突，他們的職業身份無從得知，將會對其報道的發表造成障礙，所以將衝突發生的地點從火車站改成了校門口。而且，改地點的另外一個好處則是如若警方真的介入此事，也不會想到郵遞員，消除了郵遞員在警方面前吐露真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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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這裡，一切都還沒有突破我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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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確實蒐集到了重要的資訊，但也只是做了一些猜測，事情過去了一個月，幾乎不可能找到真正讓警方信服的證據。我不覺得我們還能再多做些什麼，一個得了別人好處的郵遞員又有怎會講出涉及到他個人利益的真相？退一步說，即便記者沒有想到郵筒開箱的問題，怎樣讓一個郵遞員好好地配合我們，我心裡也沒有很大的把握，校園內的寢室阿姨都能在新生面前大顯神威，校園外的社會人士恐怕更加難應付。現在想來，是我思想過於保守了。
在拜訪校方之前，我們又去見了醫護老師。畢竟報道上描述我們教練的時候，用的還是“jonny中學教師”的頭銜。這個送走足球隊都要做足面子工程的校方，大概是不會不顧自己名譽的——果然，醫護老師說警察確實來學校問過，但校方給出的回應是“該名教師在該天上午已經被辭退”，把責任推卸得半點不剩。指望校方幫忙找人，看來是不可能了。
就在這時，山田問我要了教練誤塞進來的辭退信，還將其展開！
我起初是阻止的，別人的信，隨便亂看，總不太好。
只見他快速地掃了一眼，做出一個讓我更加吃驚的舉動——他把信一撕為二！拿起落款的半張，並讓我藏好寫有教練臺頭的另外半張。他讓我跟他去一次校方辦公室，並囑咐我，一會兒不論聽到什麼，都不要做出驚訝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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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和藪返回小城的時候，在火車站的站臺撿到了這張殘缺的紙……
我們球隊走的那天，也沒有和教練道別，真的很讓人擔心……
我也不知道這張紙在站臺躺了多久，希望事實千萬別是我所想的那樣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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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知道山田是如何一本正經地在校方面前說出這些的。這辭退信的下半部分，雖然沒有出現教練的名字，但從字裡行間很明顯地能看出指的就是我們足球隊的教練。底下還有各位校領導的印章，絕對是如假包換的辭退信。
校方當時的表情幾乎可以用惶恐來形容，他們問山田有沒有看到那另外剩下的半張，山田表示沒有看到。但由於四月份站道口跳月臺自殺的事件頻頻發生，公安機關也時常會在鐵軌上處理無人認領的屍體，試圖在他們的衣物中尋找遺書來聯絡家屬……
這個時候，我才明白過來校方在惶恐些什麼，他們是害怕剩下的半張寫有教練名字的辭退信會被警察撿到，然後與一具儘可能相符的屍體進行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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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試著掂量一下，已經不相干的老師所發生的鬥毆事件，和被學校辭退而選擇自殺的民事案件，哪一個，對學校更有災難性的打擊？”山田在回去的路上笑著跟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的心跳慢了一拍。
他從先前醫護老師的擔心中獲得靈感，製造假象，把校方逼上了一條不得不為此做點什麼的道路。校方一定會千方百計地去尋找女教練，然後攻破“員工被辭退後自殺”的說辭。我問山田這是不是他的意圖，他說這是一部分，如果能夠找到事件的當事人，那絕對是終結謠言的最佳途徑，但如今，連與教練甚為親密的醫護老師都得不到她的訊息，校方多半也找尋不到。校方會採取的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尋找目擊證人，用“教練順利乘火車離開小城”的證詞來攻破自殺的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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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麼一說，讓我想起了一個被我自己忽略掉的事實，我之前一直把目光鎖定在開箱的郵遞員身上，認為他是唯一的證人。這下提醒了我，或許我們也能找到這樣的目擊者。
“別太天真了，乘火車的多是去外地的人，他們在不在小城都是個問題，我們去街上找一個星期都未必找得到。這方面，校方比我們在行得多。這麼好的資源可不能白白閒置在那裡。放心吧，校方會因為這件事急上三兩天的，畢竟他們總不能跑去派出所，明目張膽地問有沒有撿到半張辭退信吧？”他嘴角的那抹微冷笑，我到現在印象都非常深刻。
當初，在臨去市隊之前，我們球隊跟校方吵架的那件事，山田用一句“我們也希望能有足夠的替補，但是市隊承認的只有這22人”擺平了糾紛。那句話說出口時，球員們還發出了非常不屑的聲音，認為他在幫著校方說話。現在想來，絕對不是。這樣的人，若是對手，著實可怕，實在是心疼簡單得像個小白兔一樣的中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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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思考山田的為人的時候，他跟我說自己還有一個備用的方案，並表示若是我害怕的話，他自己一個人去就好。實在不想任由他亂來，我說我也一起去。
他問我借了《文秋》記者的名片。我告訴他僅此一張，不要損壞。其餘發現的四張在我看來是重要的物證，因為手頭沒有相機，我就把它們留在了現場。我跟著他去了文印室，看著他熟練地操作那臺看上去就很複雜的機器，五分鐘以後，造出了一張除名字以外格式一模一樣的名片。
“你是經常操作文印室裡的東西嗎？”我忍不住問了一句。
“嗯，也算不上經常吧，在去其他學校校隊的時候稍微習得了點經驗罷了。”他這麼回答。
名片上的姓是用了山田的姓，他說這是一個普通的姓，不容易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名則用了我的名，同一個道理。從他做名片開始，我已經預料到了他打算做什麼。商量好了分工，我們在快下班的時候一同前往了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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