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雖然碼頭工人行會也做惡事，但在朕看來利大於弊。尤其行會對付單個工人也是為了行會內的工人著想，是為自己人著想，更不應苛責。”
允繼續說道：“至於繅絲工場和紡織工場的機工都是女人，做不到碼頭工人打壓單個工人、工會難有用處之事，為父覺得你想的差了。女人同樣可以阻攔其他女人上工，又不是阻攔男人。現下願意做機工的女人不多，難道工場還敢將她們都開除了不成？只要有人組織，工會也能起到用處。”
說完這話，允看了一眼文垣，見文垣沒有要出言的意思，繼續說道：“第四，就是修改《大明律》。用修改這個詞其實並不十分恰當，做法是將原本只有一本的《大明律》分成三部分，分別為《刑律》、《民律》和《商律》。《刑律》內容為懲處犯罪之行為的，至於何為犯罪，則是指犯十惡不赦之罪、殺人、傷人、偷盜、強搶等事。不過，若是偷盜，且偷盜的金額不多，可不認為是犯罪，不歸《刑律》處置。具體何種做法算作犯罪，何種不算犯罪，《刑律》中會有確切條文。”
“《民律》則是處置犯罪之外的民間糾紛之律令，百姓所遇到的絕大多數事情都是遵循《民律》判處。刑民兩分後，民間不涉及犯罪的糾紛，不再判處刑罰，亦即不再處以打板子、珈號示眾等處罰，僅僅需賠償。至於《商律》，則是專門規定商戶做生意所遵循之律令，以及商戶之間發生糾紛時應當如何判處。”
說到最後這一條，將《大明律》一分為三的時候，允心裡其實是很激動的。刑民不分是華夏古代法制的一個重要問題。一直到近代之前，民間糾紛都會判處刑罰，根據後世儲存最完好、相關資料最多的《大清律例》規定，負債不償者，“五兩以上違三月笞一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四十。五十兩以上違三月笞二十，……百兩以上違三月笞五十，……並追本利給主”。《唐律》也有規定：“諸負債違契不償，一匹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備償”。
這樣的做法當然很好保護了債權人的權益，但對於債務人來說就是噩夢了。二十板子就能打死一個人，就算衙役動手的時候不照死打，也是幾天下不了床。在古代一個壯勞力每個月都有幾天不能幹活，這樣持續幾個月，就是家破的下場，對社會穩定是不利的。當然，允之所以要刑民兩分，除了維護社會穩定，更重要的原因是這會影響工商的發展。為了促進商業發展，維護社會穩定，正好藉著這個時機刑民兩分。
至於《商律》，當允說出這兩個字的時候，腦海中想起的是拿破崙的話語：‘我真正的光榮不在於打贏了四十多場戰役，滑鐵盧會抹去人們對這些戰役的記憶；但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人忘卻的，它將永垂不朽。’
允制定的《商律》當然不會有這麼偉大，因為他要適應現在大明的商業發展程度與社會氛圍，但作為代替《法國商法典》成為世界第一部專門商法的法典，也必定會永垂史冊，後世不管哪國人，只要是研究法制史、商業史的人都要研究《商律》。
“爹，您可還有其他的處置？”允正想著，文垣出言問道。
“父親沒有其他處置了。”允回過神來，說道。
“既然如此，兒子要出言詢問問題了。”文垣說道：“首先，是鼓勵工匠轉型成為工場主或機工。機工就不必提了，兒子主要是對工場主有些疑惑。父親說讓他們合股開設小工場，從錢莊借錢購買機器和原料，但是如何避免他們被重利盤剝？剛實行的時日上上下下都有人盯著，錢莊或許不敢違背朝廷的命令，但過些日子就未必了。”
“另外，就算他們都合股開設小工場，或者都要做機工，原本開設工場之人擴大規模能接受這麼多機工，但工場生產的效率遠在一家一戶的工匠之上，綢緞、布匹的產量必定大增，增加的這麼多綢緞和布匹，都賣給誰？如何能夠賣的出去？這是兒子的頭一個問題。”
“兒子的第二個問題，是有關工會的。兒子當然覺得工會很好，但如何將其組織起來？難道是在朝廷中專門設立一個衙門，指導各行當設立工會？兒子覺得這樣做未必好。但不這樣做，想要成立工會將十分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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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的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將《大明律》一分為三，分別設立《刑律》、《民律》與《商律》的。將刑民兩分後，欠債之人不會再被打板子流放，能夠避免百姓破家，有些好處；但若是某一家手裡有錢，但就是欠債不還怎麼處置？現下可以打板子甚至流放，他們害怕官府不敢不還；若是不能打板子了，如何處置？”
“另外，單獨設立《商律》，兒子覺得沒有必要。《商律》條文不會多，完全可以歸入《民律》中，不必單獨設立。”
“以上是兒子的疑惑，還請父親解惑。”文垣道。
“不錯。”允又先稱讚了他幾句。除了最後一個將《商律》歸入《民律》的問題外，其他問題都很要緊，他本就想著若是文垣不問也要解釋的，現在他也想到這幾個問題問了出來，表明文垣的想法和他越來越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