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六日，江蘇省委在陳喬年的主持下，於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召開各區組織部長聯席會議。與此同時，上海總工會也在醬園路召開各區特派員及各產總主任聯席會議。由於叛徒告密，早有預謀的敵人突然包圍了這兩個會議的會址。結果，陳喬年、鄭復他、許白昊等江蘇省委和上海總工會機關的負責同志共十一人全部被捕。
與此同時，就在陳喬年等被捕的前後，陳氏兄弟——陳果夫與陳立夫遵從蔣介石的旨意，建立並完善了蔣介石的“軍機處”——中統特務組織。
中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簡稱。它和軍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一樣，是蔣介石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御用工具。接著，陳立夫又秉承蔣介石的旨意，於一九二八年二月把隸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局改稱調查科，並隸屬蔣介石任部長、陳果夫任代部長的中央組織部。因此，這時中統特務組織的全名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陳立夫兼第一任科長。由於陳氏太忙，科長沒當幾天，就又將調查科的負責工作交給了親信楊劍虹。
陳喬年被捕之際，陳立夫正在南京，尚未卸去調查科長之職。他獲悉陳喬年等人被捕是高興的，自譽為是“開門大吉”。但是，由於當時黨的組織關系是單線聯絡，出賣陳喬年等人的叛徒並不知被捕人員的真實身份，更不認識哪一位是陳喬年。這對陳立夫而言雖是美中不足，可在他看來卻是小事一樁，因為他堅信只要一動大刑，或施以“錢”、“色”等軟性手段，這十一個被捕的共產黨人的身份就自然清楚了。
說到審訊陳喬年等人，陳立夫馬上就想到逮捕地點是在英租界。按照當時的規矩，國民政府設在上海的**工具——警備司令部和公安局等機關，均無權在租界區捕人。如果在上海工部局所屬各國租界逮捕了中國人，也必須透過所謂“引渡”手續，才能轉到蔣氏王朝設在上海的有關單位。換言之，若想審訊陳喬年等共產黨人，必須先向英租界辦理“引渡”手續。
說到辦理“引渡”手續，陳立夫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海上聞人”杜月笙。為此，他請示了蔣介石，當即要通了上海杜公館的長途電話，打著蔣介石的旗號，要杜月笙幫助辦理“引渡”手續。
世人皆知，杜月笙是青幫大亨，他背靠洋人起家，藉著走私鴉片等發跡。所以，他的觸角伸到了上海各個地方。待到他協助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又被蔣氏晉封為少將顧問之後，他就真的變成了上海的“霸主”。對此，一代報人徐鑄成先生曾寫過這樣一段話：“連蔣介石、帝國主義分子、租界當局也要‘買’他的‘賬’，同是‘聞人’，虞洽卿、王曉籟成名比杜早，但一切還要看杜的顏色行事，有時還要藉助於他的聲光。”因此，杜月笙收到陳立夫自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當即答說：
“請陳先生放心，我立即給英國巡捕房政治部蘭普遜探長打電話，請他立即把這十一個**分子引渡給淞滬警備司令部。”
英國巡捕房探長蘭普遜是橫行上海灘的洋鬼子，但他自知和杜月笙還不是一個等級的人物。另外，他清楚要在上海安全立足並能順利辦成事情，杜月笙是得罪不起的。因此，這些年來，他與杜月笙等“海上聞人”沆瀣一氣，辦了數不清的喪盡天良的壞事！今天，他一聽杜月笙的口氣，是蔣介石請他蘭普遜“引渡”被捕的共產黨人，故十分痛快地答說：
“杜先生的事就是我的事，蔣先生的事也就是我們英國人的事。請楊司令派人接辦引渡手續。”
蘭普遜所稱的楊司令，就是時任上海警備司令的楊虎。他與時任上海國民黨政治分會委員的陳群狼狽為奸，自“四一二”大屠殺始，殘殺了難以數計的工人和共產黨人。由於他們一個叫楊虎，一個叫陳群，故被時人稱為“虎狼成群”，足見他們作惡多端。楊虎接到杜月笙的通知，當晚就把陳喬年等十一位共產黨人引渡至警備司令部，收押在天字監一號牢房。
然而由於中共中央的情報系統尚未完善，莫說對出賣陳喬年等人的叛徒一無所知，就是對陳立夫、杜月笙等如何與英國巡捕房探長蘭普遜勾結，秘密引渡陳喬年等人的經過也不知情。為此，周恩來幾乎是以命令的口吻再次下達指示：
“要儘快查出出賣陳喬年的叛徒，一定要設法營救陳喬年等同志出獄！”
周恩來從獲悉陳喬年被捕的同時，近似條件反射地想到了陳獨秀。誠如前文所述，半年多以來，他不僅被黨中央撤掉了總書記的職務，而且還犧牲了他的長子——也是周恩來留法時期的戰友陳延年。時下，他最疼愛的次子陳喬年又突然被捕入獄，且十有八九將被敵人送上斷頭臺，這對已近半百之年的陳獨秀而言，打擊實在是太大了！所以，周恩來在下達了營救陳喬年的指示後，又很有感情地對李強等同志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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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年同志被捕的訊息不要聲張，尤其不要告訴喬年的父親仲甫同志。”
但是，負責保衛中央安全的主要領導人顧順章在獲知陳喬年被捕的訊息之後，很快就告訴了陳喬年的妻子史靜儀同志。周恩來聽後嚴肅地批評道：
“順章同志的這一做法是欠周全的。你們想過沒有？告訴了史靜儀同志，豈不等於告訴了仲甫同志？仲甫同志一旦獲悉喬年被捕的訊息，他又要承受何等大的精神打擊？”
周恩來歷經深思，決定前往訪問陷於無限悲痛中的陳獨秀。
據史記載，陳喬年雖然不贊同父親所代表的路線，但“喬年同情父親的遭遇，也贊同父親的某些意見。但他對父親與黨中央之間的矛盾，很感為難”。他作為兒子，還時常來看望已經為中國革命失去長子的父親。這對陳獨秀來說，無疑也是一種極大的精神安慰。就在上次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和陳獨秀談話之後，陳喬年聽說有些人把父親的意見“當做笑話到處宣傳”，他勸告父親不要再給中央寫信了。“陳獨秀聽了喬年的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再給黨中央寫信。”他在關注中國革命形勢發展的同時，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和音韻學問題”方面。從上述事實說明，陳獨秀與陳喬年的政見有分歧，但並沒有影響父子的親情。從某種意義上說，陳喬年成了失意父親的一種精神寄託。因此，當陳獨秀獲悉陳喬年被捕的訊息之後，他的精神支柱幾乎全部崩潰了！
說到陳獨秀對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被害後的悲憤之情，以及對獨夫民賊蔣介石的痛恨，世人是很少知悉的。直至四年之後他被捕入獄，且在蔣記的獄中過了近五年的鐵窗生活，他於獄中突然聽說張學良、楊虎城二位將軍發動西安事變，把蔣介石囚於西安，還再次表達了他對延年與喬年等烈士的追念，以及對屠殺革命人民的劊子手蔣介石的痛恨。對此，同案人曾作過如下記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了“西安事變”震動全國。監獄中聽到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扣在西安，莫不喜形於色，歡聲雷動……陳獨秀對這件事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高興，他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對我和羅世墦說，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仇家恨，我要痛飲一杯。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於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啦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接著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
讀過上述文字，我們就不難想象陳獨秀聽到陳喬年被捕後的樣子了！幾天來，他有些失魂落魄，任憑陪伴他的那位女工如何解勸，他只是借酒澆愁，老是重複著這樣一句話：
“延年，喬年，你們知道為父此時此刻的心情嗎？……蔣某人，蔣屠夫，我陳獨秀和你不共戴天！”
也就是在這種特殊的氛圍中，周恩來趕到了陳獨秀的住宅，寬慰又要失去次子陳喬年的陳獨秀。
周恩來是最善解人意的，因此，他也最能體諒陳獨秀此時此刻的心情，對陳的一些過火言詞不僅不予以答辯，反而以情打動這位黨內的“老家長”，希冀他儘快回到黨的方針和路線上來。
“請仲甫先生息怒，我今天來的目的，主要是看望你。其次，黨的六大就要在莫斯科召開，中央希望你能出席。”
“不去！”陳獨秀再次斷然作出了答覆。
關於陳獨秀拒絕去莫斯科的原因，當事人與後來的黨史專家有著不同的認識。王若飛認為，陳怕蘇聯“正在反對托洛茨基，他去時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反對國際的意見，那時人家一定為了打擊托洛茨基的緣故來打擊他”。此見不無道理，但縱觀陳獨秀的一生，尤其是陳在五次被捕時的表現，恐怕還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對此，唐寶林先生在其專著中認為：
第一，是他日益滋長起來的對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不滿情緒。他認為中共中央是在排擠他和譚平山兩個老人；尤其在大革命失敗的錯誤和責任問題上，他不滿意共產國際文過飾非，把他當替罪羊，作為右傾投降主義的代表來批判，甚至出現“某些超過事實的指摘”。他承認，他沒有這種“萬方有罪在於一人”的雅量。
第二，他自己解釋不赴蘇的原因時，很強調“中國問題要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他曾提出：“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來領導”，並認為大革命失敗的錯誤主要責任在國際身上；而國際之所以錯誤，在於外國人不瞭解中國的情況。他曾反問當時勸他赴蘇的人說：“中國人的問題是中國人瞭解還是外國人瞭解？我是中國人，我要研究中國問題，為什麼不能在中國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總之，陳獨秀以他雄辯的口才，向周恩來講了堅決不去蘇聯的原因。結果，專程前來看望陳獨秀的周恩來無奈而返。
由於陳喬年等同志被捕，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上海問題。周恩來明確指出：“上海要用新的方法來接近工人組織，工作既不是退讓、保守的，但亦不是倉促的。即羅亦農提議要老老實實開始黨組織的改組工作，準備做長期的鬥爭。並開始進行黨員登記工作，不怕少，只要質量好。”在這次常委會上還作出決定：“由項英、王若飛、李富春、陳炳根、黃平組成江蘇省委常委，李碩勳代理浙江省委書記。”
也就是在這前後，赴武漢的中央巡視員李維漢回到了上海。常委在聽取了李維漢的彙報之後，“中央認為中央巡視員羅邁同志對於兩湖工作的佈置和決議及湖北省委自己的決議大體都是對的”。
李維漢歷經實地考察，他對兩湖暴動的看法是：“湖北農村的鬥爭比湖南深入，湖南鄉村豪紳的統治相當的穩定，同時湖北還有其他的條件，如政治經濟的意義和工人區域等等，因此，兩湖暴動應以湖北為中心。”但不知何故，中央在收到他的信後，卻認為“湘、鄂、贛三省舉行暴動，仍應以湖南為中心”。對此，周恩來向李維漢解釋了中央的意圖。接著，李維漢又講到兩湖的“形勢很緊張，武漢和長沙白色恐怖很厲害。湖南省委連續遭到破壞，先是省委書記王一飛被捕犧牲，接著繼任書記任卓宣又被捕後叛變”，給湖南省委的工作造成了極大的損失。也就是在這時，周恩來感到如不考慮實際情況，仍堅持兩湖暴動，不僅參加暴動的工人、農民會流血犧牲，而且各級黨的組織也會遭到更大的破壞，其中一些負責同志，尤其是像“樹大招風”且又堅持在武漢工作的向警予、郭亮等同志的安全，就更增加了危險。於是，他懷著不安的心情問道：
“維漢同志，再詳細談談郭亮同志、警予同志的情況好嗎？”
李維漢告之：根據“中央決定成立湘鄂贛邊特委，以郭亮為特委書記”的決定，他“在武漢期間，同郭亮等同志商定了湘鄂贛邊特委的區劃，決定該特委轄湖南之瀏陽、平江、岳陽、臨湘，湖北之咸寧、蒲圻、通山、通城、崇陽、嘉魚，江西之修水、銅鼓，共十二個縣，特委機關駐嶽陽，受湖北省委領導。郭亮離武漢後，省委書記由劉伯莊繼任。郭亮很快即去岳陽就職”。
“郭亮在兩湖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他移居嶽陽後安全有保障嗎？”周恩來仍不放心地問。
李維漢答說：郭亮於二月初離開武漢，“和二十多名幹部，分批從武漢南下，進入湘北重鎮嶽州（現嶽陽市）。在翰林街開設煤棧，以作掩護，建立起特委機關，另又在街上開一飯鋪做交通站，湖濱還準備了小船。風聲緊時，他和特委的幹部，就到船上過夜”。最後，他又說道：
“據說，郭亮身著長袍馬褂，戴著瓜皮小帽，蠻像個煤棧老闆的樣子。如無特殊情況發生，我看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說到戰鬥在武漢的向警予，李維漢更是感慨萬分。她化名易夏氏，“白天活動於群眾中，晚上在法租界三德里九十六號的一間小樓房裡，為編寫和刻印黨的秘密報刊而通宵達旦地工作”。後來，同志們勸她離開武漢，可她卻說：“確實，我的處境有困難。可是，唯其這樣，我更不能離開。”接著，她加重語氣，無比堅定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大風大浪的時刻，一定要沉著、鎮定。武漢三鎮是我黨重要的據點，許多重要負責同志犧牲了，我一離開，一時無人支撐，《長江》一停刊，就是說我黨在武漢失敗了，那會叫許多工人怎樣失望。這是對敵人的示弱，我絕不能離開！”
周恩來聽後雖為向警予的革命精神所感動，但他對向警予的安全卻越發擔心了！
沒過幾天，中央獲悉湖北省委遭到破壞，軍事部長蘇先駿以及宋嶽林等被捕。中央當即開會作出決定：一面設法組織營救被捕的同志，一面派羅亦農為中央巡視員趕赴武漢，在指導兩湖工作的同時，盡快恢復遭敵破壞的湖北省委。羅亦農行前，周恩來仍不放心地叮囑：
“亦農同志，一定要分外關注郭亮同志、警予同志的安全。”誠如前文所述，周恩來於去年回到上海不久，“對中共中央的政治保衛機關進行整頓。將原有的特務股改為總務、情報、行動三科”。同時，黨中央又於是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釋出了第二十五號中央通告，明確指出：“經過支部決議，得派一二位忠實的同志，到國民黨部以及某種反動機關，做偵察和破壞工作。但必須限於有這兩種作用才可派遣。”陳喬年等同志的被捕，湖南、湖北等省委相繼遇到敵人破壞，使周恩來再次想到上海不僅有“帝國主義的租界、駐軍和巡捕房”，而且還有“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警察、憲兵、特務。有封建社會的秘密組織——流氓集團”，更“有少數敗類叛變投敵，充當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給共產黨組織造成了極大的危害。黨中央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中進行革命活動，沒有秘密情報保衛工作，就很難立足。因此，如何瞭解敵人的動向，打擊叛徒、特務的猖狂活動，如何保衛黨中央領導機關和負責同志的安全，就成為當時最為迫切的任務”。為此，他找到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具體負責人顧順章，嚴肅商討有關的事宜。
顧順章，原名顧鳳鳴，上海寶山縣白楊人。他早年在上海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當鉗工，後為小工頭。此人自幼習武，喜歡耍槍弄棒，與青幫門中人有瓜葛；後來，他購得洋人防身武器，練習射擊，終能雙手打槍，名噪一時；再加上他在上海灘經常打架鬥毆，又變得一手好魔術，遂成了一個典型的流氓無產者。由於他在“五卅”運動中表現勇敢，被調到上海總工會工作。不久，黨組織派他和陳賡等人去蘇聯學習政治保衛工作。回國以後，恰好趕上周恩來等領導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遂出任工人武裝糾察隊總隊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顧奉命調任武漢中央軍委特務科科長之職，負責保衛黨中央的安全以及鎮壓叛徒內奸等工作。他參加了黨的八七會議，因是工人出身，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由武漢遷往上海之後，他又參加了黨的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接著，中央決定建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特別委員會，顧又負責特委的具體工作，並親自主持行動科。今天，周恩來在李強同志的陪同下，化裝來到顧順章開設的化廣奇魔術店，和他商討如何加強黨的保衛機關，以利保衛黨中央的安全與營救被捕的同志。出乎周恩來所料的是，顧順章聽後便帶著情緒地說：
“根據蘇聯的經驗，要做到你要求的這樣，我們必須有各種身份的臥底內線，為我們提供眼睛和耳朵的作用。可我們呢，既沒有這方面工作的經驗，也缺少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才。”
“沒有經驗，我們可以從實踐中積累；沒有人才，中央可以給你們調。一句話，中央作出了決定：要充實、加強我們的保衛隊伍。”周恩來以毋庸置疑的口氣說道。
顧順章聽後依然故我，為難地嘆了口氣，說道：
“唉！說到這條戰線上的隊伍建設，我就想到了人才難得這句話。我真不知該到哪兒去調這方面的人才。”
“陳賡同志不是在上海嗎？”周恩來提醒說，“他是和你一道去蘇聯學習保衛工作的嘛！”
“可他現在是重傷號，時下正在孫夫人的表弟開設的醫院中養傷呢！”顧順章說罷又指著李強說道，“他最瞭解陳賡的情況，還是讓他說吧！”
“李強同志，陳賡同志的傷好些了嗎？”周恩來關切地問道。“他的傷勢漸好，據牛惠霖大夫說，再換幾次藥就可以出院了。”李強答說。
“李強同志，”周恩來看著有些拘謹的李強，客氣地說道，“你儘快代表我去醫院看望陳賡同志，徵詢一下他對工作的意見。”
“是！”李強下意識地站起身來，十分乾脆地答說。
陳賡參加南昌起義之後，很快又隨起義大軍退往廣東。在退至贛南會昌的時候，不幸與數倍於我的強敵遭遇，他在掩護部隊撤退的戰鬥中，“左腿三處中彈，膝蓋處的筋打斷了，脛骨、腓骨都被打折，不能行動”。後被葉挺帶領的反攻部隊救出，送到汀州傅連暲開設的福音醫院治療。傅連暲採用“保守療法”，終於保住了陳賡這條傷腿。接著，陳賡又在盧冬生等人的幫助下退往潮州，住在韓文公廟小學養傷。不久，南昌起義的部隊兵敗潮汕，傷勢依然很重的陳賡只好轉移，後在當地工人的幫助下，由盧冬生陪同乘船轉往香港。
陳賡在盧冬生的看護下到達香港，沒有一個熟人，始終找不到一個安身之處。最後，陳賡與盧冬生幾經協商，決定用僅有的二十元大洋乘船北去上海。在好心的工人的幫助下，不僅買到了船票，而且還找到了一副行軍床，使尚不能行走的陳賡可以躺在貨艙中。事有湊巧，船過汕頭的時候，南昌起義軍第二十軍第三師師長周逸群也登上這艘輪船。可能是周逸群疲勞到了極點，“他一上船，就夾著一張爛席子找到貨艙裡，見只有一個人在那裡，不管三七二十一，偷偷摸摸，倒頭就睡”。這時，陳賡正躺在行軍床上看報，他一見是周逸群，真是高興異常，遂用報紙遮著臉，故作認真地說：
“這報上的訊息真靈通，周逸群還沒上船，報紙就登出來了。”
周逸群聽罷著實嚇了一跳。但是，當他再仔細分辨這熟悉的聲音，遂又動手拿掉遮住陳賡的報紙，便轉驚為喜地說：
“啊，是你這個鬼呀！哈哈……”
就這樣，“陳賡和周逸群、盧冬生同船離開汕頭，歷經千辛萬險到達上海。這時已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很快，他們透過陳賡的妻子王根英的幫助，與黨接上了關係。
王根英，自幼家貧，十一歲就到日商恆豐紗廠當童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五卅”運動的參加者，又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的骨幹分子，並當選為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人民委員。大革命失敗之後，她奉命轉入地下。不久，她又作為上海黨的代表，出席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她在上海時就與陳賡相識，二人遂在漢口完婚。不久，陳賡奉命去南昌，參加南昌起義；王根英回到上海，在黨中央擔任交通員。“如今，忽見陳賡拖著重傷的腿，備歷艱險回到上海，非常高興地把他安頓在家裡，盡心照料，並且馬上幫助他和組織接上了關係”。接著，又把陳賡送進牛惠霖骨科醫院醫治。
牛惠霖留學英國，和留學美國的弟弟牛惠生都是出色的骨科醫生，且政治思想進步。由於他的醫術高明，加之他又是宋慶齡的表弟，在上海很有名望。許多所謂“黨國要人”和有錢的闊佬都找他治病。開始，牛醫生懷疑陳賡是強盜，“以為他的腿是在盜竊作案的時候摔壞的，不很樂意醫治”。後來，陳賡和盤端出事情的原委，深深打動了這位思想進步的牛醫生，他決心把陳賡的傷腿治好。在治療過程中，他們幾經交往，又成了朋友。起初，由盧冬生照料。待到盧冬生陪賀龍、周逸群去湘鄂西後，又由李強等同志負責聯絡。就這樣，陳賡在黨組織的關懷下，在牛惠霖醫生精心的治療下，他的傷腿日漸康復。
今天上午，牛惠霖醫生又和往常一樣第一個來到陳賡的病室，看見陳賡正在遵照他的醫囑練習傷腿。他開了幾句玩笑，就又命令陳賡躺在病床上接受理療。
陳賡生性喜動不喜靜。但是，他自從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負傷以來，已有半年的時間是和擔架、病床打交道了，這對他而言真是比坐監獄還難受。他打心裡想早一天走出醫院為黨工作，故經常向牛惠霖醫生詢問自己何時能出院。今天，他在練習腿功的時候自我感覺特別好，便在牛惠霖治療的時候，再次問道：
“牛醫生，我這條左腿看來是保住了，對吧？”
“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嗎，保住了。”牛惠霖邊治療邊認真地說。
陳賡似有所思地嘆了口氣，接著又似自言自語地說：
“多有意思，我們的蔣校長用了三顆子彈，想報答我東征時的救命之恩；可他絕不會想到，牛醫生用一把小小的手術刀，就保住了我這條左腿。”
牛惠霖醫生自然知道陳賡救蔣介石的往事，但時下經由陳賡的口中說出，似乎又變成了一種人生哲理的調侃。他望著凝思不語的陳賡搖了搖頭，說：
“什麼話到了你的嘴裡，也就變了味。好像你一天不亂說就活不了！”
“知我者，牛惠霖醫生也！”陳賡說罷又突然變得嚴肅起來，望著已治療完畢的牛惠霖，“說老實話，我什麼時候能出院？”
“再有兩天就結束這個療程了，我想到那時出院是沒有問題的。”牛惠霖有把握地說。
“謝天謝地！我也謝謝你這位世間救命的上帝。”
“你呀，又開始亂說了！”牛惠霖醫生說罷走出了病房。
牛惠霖醫生和往常一樣，用了近一個小時查完了病房，回到了自己辦公的地方。他剛坐下開啟新來的報紙，想翻閱一下當天的要聞，李強就悄悄地走了進來。
“牛醫生，他的腿傷好了吧？”李強問。
“問題不大了，再過兩天就可出院了。”牛惠霖客氣地說。
“我可以去病房看看他嗎？”
“可以，但不要待太長的時間。”
李強告別牛醫生，興致勃勃地叩開了陳賡的病房門，令他驚疑的是，房中空空如也。他急匆匆地趕回牛惠霖醫生的辦公室，詢問陳賡的去向，牛惠霖醫生也深感詫異地搖了搖頭。接著，他們二人幾乎是同時發出了這樣的自問：
“他去什麼地方了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