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杞夫於四月二十五日夜登上東去的客車，於二十六日清晨到達上海。他按著規定的接頭地點來到一家旅館，找到了李克農，把錢壯飛破譯的六封電報抄件交到李的手裡。由於劉杞夫從未經歷過這樣嚴峻的事件，在轉述錢壯飛的囑託的時候顯得有些緊張。李克農為了使劉杞夫鎮定自如地應付這一非常事件，很嚴肅地說：
“你為什麼這麼沉不住氣，這麼不沉著！”
李克農與錢壯飛是生死與共的戰友，當他看完錢壯飛親自破譯的這六封電文之後，一是感謝錢壯飛為黨立了大功，再是很自然地為身在虎穴的老戰友的安全擔心。轉瞬一想，他認為錢壯飛會處變不驚，虎口脫險的，遂又安下心來。這時，劉杞夫提出要回南京，李克農幾乎是本能地反對說：
“不，你留在上海，不能再回南京重入虎口！”
劉杞夫認為自己的身份並未暴露，再者他的妻子錢椒等人還留在南京，如果自己突然從南京消失了，就等於公開承認自己和岳父一樣是共產黨。結果，自己雖然可以安全無恙，但留在南京的親屬的處境就不可設想了！相反，他冒險回到南京，做出不知其事的樣子，一時會被株連，但從長遠看可確保全家無恙。李克農聽後認為有一定的道理，他幾經權衡利弊，遂同意劉杞夫立即返回南京的要求。分別前，他緊緊握住劉杞夫的手，有些沉重地說：
“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著。”
李克農送走劉杞夫之後，立刻就開始考慮如何把這萬分緊急的六封電報送到陳賡的手裡，再由陳賡轉給黨中央和周恩來，採取果斷措施，避免這場毀滅性的大災難。但是，今天——四月二十六日是星期天，不是他與陳賡會面的日子，按照嚴格的白區工作規定，他沒有辦法把這六封電報送到陳賡的手裡。怎麼辦？他想到了江蘇省委。最後，他終於透過江蘇省委找到了陳賡，把這事關重大的六封電報交到陳賡的手裡，並在當天轉給了周恩來。遺憾的是，所有當事人都未記下轉送這六封電報的過程，也沒有人明確記述江蘇省委是如何找到陳賡的，自然也沒有人留下陳賡是怎樣找到周恩來的經過。據聶榮臻同志的回憶，在他得知顧順章叛變的訊息之後，周恩來還不知底情。請看這段回憶：
我得到情報後，急忙趕到恩來同志家裡，不巧，他出去了，我就告訴鄧大姐，顧順章叛變了，你們要趕快搬家。
當時情況非常嚴重。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採取妥善措施。
周恩來獲悉顧順章叛變的訊息之後震驚不已！但他很快從震愕之中鎮定下來。首先，他計算了敵人留給他的時間：最多還有一天一夜。接著，他又計算了轉移中央諸機關、江蘇省委等單位所需要的工作量。他不僅深知目前是黨最危險的時刻，而且還明白單靠中央特科的同志，是無法完成這項艱鉅的轉移任務的。為了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必須與敵人爭時間、比速度。為此，他決定調陳雲等同志當自己的助手，協助指揮這場特殊的戰鬥。隨即，他又召開緊急會議，採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對黨的主要負責人加強保衛並立即轉移，把顧順章所能偵察到或熟識的負責同志的秘書迅速呼叫新手；
第二，對一切可以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儘快有計劃地轉移到安全地帶或調離上海；
第三，審慎而果斷地處理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係；
第四，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門負責實行緊急改變。
同時，周恩來還做了具體的分工：負責轉移中央系統黨的主要負責同志的工作，由陳賡、劉鼎等同志負責；江蘇省委，由陳雲同志負責；遠東局，由李強同志負責；潛伏在淞滬警備區、工部局的內線同志，一定要保證他們的安全。這項工作由陳養山同志協助陳賡同志負責。
緊急會議一結束，與會的同志就分頭實施保衛黨的安全的計劃去了。接著，周恩來悄悄轉移到大中華飯店，在五○六室建立了秘密的臨時指揮部。他獨自留在指揮崗位上，一邊有條不紊地調兵遣將，於無聲中撲滅這場殃及全黨的災難，一邊又不能不時時發出這樣的自問：
“顧順章到南京了嗎？敵人將會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呢……”
翌日——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一，顧順章才被敵人押解到南京。當他驅車來到中央路三○五號中央飯店，見到乘坐飛機先期趕到的蔡孟堅以後，遂低沉地說道：
“請通知徐恩曾先生，立即將他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扣留，如錢逃亡，則前功盡棄。”
“為什麼？”蔡孟堅愕然問道。
“錢是共產黨，如果他已潛逃，整個肅清計劃自然全部落空。”
蔡孟堅聽後勃然大怒，在他看來，這有可能是顧順章使的緩兵之策，故大聲問道：
“你在武漢為什麼不把錢匪的事告訴我？”
顧順章是一個勢利政客，即使他投降敵人，也要把手中的所謂王牌當作奇貨，成為他向上爬的資本。在他看來，如果在武漢就把底牌和盤托出，不僅會成為蔡孟堅等邀功請賞、加官晉級的砝碼，而且還會貶低他投降的作用，自然也會影響到他未來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因此，他在武漢拒絕回答一切問題，並暗示蔡孟堅等人不要向南京發電報。時下，他已經來到中央調查科的大本營中央飯店，他認為時機到了，遂把手中的底牌亮出。
愚蠢的蔡孟堅等人絕對沒有猜到顧順章的上述用意，更不會想到向南京發出絕密的電報會被錢壯飛破譯。當他明了這一切之後，在驚恐之餘，也只有把希望寄託在徐恩曾的身上了。他拿起電話向徐恩曾如實地作了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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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色的徐恩曾做夢也不曾想到錢壯飛是打入他身邊的共產黨，當他從妓院回到自己的家，收到蔡孟堅的電話後，驚得好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當他準備扣留錢壯飛的時候，用蔡孟堅事後回憶的話說：他得到的屬下的報告是，“錢壯飛先日將我自武漢發出顧順章被捕自首密電譯出後即不知去向，似已證明在逃”。當他發瘋般地闖進錢壯飛的辦公室，見到的也只是錢壯飛留給他的那張便條。為此，他嚇得癱坐在椅子上，好久沒有說出一句話來。他為自己的政治前途計，在哀嘆之餘，也只有借怒責顧順章來排洩胸中的憤懣了。
蔡孟堅一看頂頭上司徐恩曾的表情也慌了神，他也只有把顧順章當作出氣筒，講道：
“你在武漢過分大意，而且自大，如當時說出有錢壯飛潛伏在中央機要部門之事，我將立即採取防範措施，不用電報報告你已被捕而願自首諸情，一切由我面陳中央當局，這是你的自我失策。”
顧順章為了減免自己沒有預先報告錢壯飛真情的罪行，便向敵人建議：
“我認為錢壯飛一定是乘火車去了上海，立即用長途電話通知上海有關部門，重重封鎖火車站，逮捕錢壯飛。”
徐恩曾認為顧順章說的在理，火車再快也沒有電報快，故又來了情緒，高興地說道：
“好！據值班人說，錢壯飛清晨才離開中央飯店，最快也得傍晚才能到達上海，只要他沒和上海的共產黨接上頭，我們就能確保肅清計劃的完成。”
顧順章一看徐恩曾的表情又得意起來，遂又取筆寫了幾個字交給徐恩曾，說道：
“請按照我提供的船班，在上海長江碼頭扣留建國號客輪，逮捕牧師董健吾。”
“可以！”徐恩曾答說。
“立即發報上海，逮捕李克農！”
“啊？”徐恩曾驚得下意識地叫了一聲，“他也是共產黨？”
恰在這時，消息靈通的張道藩趕到了，當他聽說顧順章已供出中央調查科機要秘書錢壯飛是共產黨、中央調查科駐滬代表楊登瀛是中共的情報人員，他很自然地想到這件案事與己有關，當即對徐恩曾、蔡孟堅說：
“這是黨內大事，只能告之立夫先生，切不可徑向蔣公報告。”
徐恩曾自然明白張道藩這句話的含義，他一方面為了減輕自己重用錢壯飛的罪責，另一方面不想因此而引起國民黨內的派系之爭，便遵照張道藩的旨意，立即向陳立夫作了報告。
陳立夫作為國民黨中有名的政客，當然知道顧順章在共產黨營壘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他也清楚蔣介石一旦獲知此事真相所引發出的政治後果，故十分巧妙地向蔣介石作了報告。接著，他在徵得蔣氏指示的處理方案之後，連夜召開緊急會議，並提出實施計劃：
“為爭取時間，我已經把顧先生（顧順章）提供的**要人的名單、住址，全部電告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將軍，請他立即派出軍警憲特全面出擊，不使一人漏網！請徐科長和上海方面保持聯繫。”
徐恩曾或許是為了表示自己對陳立夫的忠誠，頗有些低三下四地答了一個“是”字。
“請張淮南等同志立即驅車前往上海，會同有關部門，堅決完成此次肅清計劃。”
“是！”張衝答說。
“蔣總司令還指示我們，在執行此次肅清計劃的過程中，還是要堅持那句老話：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漏掉一人！”
陳立夫下達完命令之後，顧順章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他為了表示是真心投降，又主動請纓道：
“為徹底完成此次肅清計劃，請陳先生允許我隨張總幹事趕赴上海。”
“可以考慮。”陳立夫說罷突然把話題一轉，“但蔣總司令告訴我，如果他明天有空的話，想親自召見你和蔡處長。”
顧順章聽後興奮異常，他認為自己“攀龍”騰飛的機會到了，遂於第二天——四月二十八日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跟著陳立夫拜見了蔣介石。令陳立夫、徐恩曾等人生氣的是，顧順章為了在蔣介石面前顯示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又大講特講了一番自己的能量和作用。對此，史家做了記述：
“顧首先供出了上海我黨中央負責人周恩來、瞿秋白……陳紹禹和向忠發的住址，接著供出我黨在敵人內部工作的錢壯飛同志和潛伏在敵內的我重要關係鮑君甫（即楊登瀛）。顧說：‘徐恩曾的公事包經常交給錢壯飛，電報、密件多由錢看，國民黨軍隊的調動情況，很多是錢供給中共的。我被捕一事，千萬不能讓錢壯飛知道，他如知道，一切都完了。’蔣介石當場大發雷霆，命令徐恩曾：‘快把錢壯飛關起來！’徐則喪氣地回答：‘錢壯飛昨天就跑了！’”
或許是陳立夫從旁把責任推到了顧順章的身上，也或許是蔣介石感到再發脾氣也於事無補，遂改變了態度，把這次召見變成了禮儀性的。對此，《錢壯飛》一文根據蔡孟堅的回憶寫了這段話：
蔣介石雖然接見了他，但對他很冷淡，只是說“你歸向中央很好，中央必對你寬大，希望以後多多尊重蔡同志（指蔡孟堅）的話，事事與他合作，借獲戴罪圖功機會。”這顯然只是把他當做一個特務小嘍羅看待。
顧順章這個叛徒或許是期望值太高的緣故，對於蔣介石如此打發他這個歸降者頗感意外，所以他的內心有著一種極大的失落感。然而，當他稍許平靜之後，又從市儈哲學出發，認為自己手中握有的底牌，由於形勢的猝變，在蔣介石看來已經變得一文不值。如何才能拿出足以使蔣介石重視的籌碼呢？為此，他供出了惲代英同志，使得就要出獄的惲代英慘遭敵人的殺害。請看《惲代英》一文中的有關記載：
顧順章……為了活命，除了將黨中央的組織情況密告敵人外，更首先供出惲代英化名王作林尚在南京獄中。蔣介石得此確訊後，又驚又喜，急令偽軍法司司長王震南到獄中查對。
四月二十八日，王震南來到獄中，洋洋得意地拿出惲代英在黃埔軍校的照片，向惲代英勸降。惲代英輕蔑而自豪地說：“我就是惲代英！”敵人勸降碰壁，便立即將惲代英加上鐐銬，關進了“智”字單人監房。
蔣介石見勸降陰謀失敗，親下手令立即將惲代英就地槍決。
四月二十九日中午，難友們正在吃飯，忽聽過道裡響起了悲壯的《國際歌》，這歌聲震撼了每一個“犯人”的心，他們停著望著過道。
“啊，代英！”難友們看到劊子手們押著惲代英走過來，熱淚奪眶而出。惲代英神色泰然，拖著沉重的腳鐐，邁著堅定的步伐，走出了牢房，來到獄中菜園地邊。
“惲匪代英跪下受刑！”前來監刑的王震南嚎叫著。
“共產黨人是從來不下跪的！”惲代英嚴詞拒絕。他面對黑暗陰森的監獄和國民黨士兵們，發表了演說：“蔣介石走袁世凱的老路，屠殺愛國青年，獻媚帝國主義，較袁世凱有過之而無不及，必將自食其惡果！……”
他慷慨激昂的演講使敵人驚恐萬狀。王震南急令執刑。可是執刑者兩手哆嗦，好久也扳不動槍機。偽執官無奈，只得換一個姓宋的看守開槍。
惲代英臨危不懼，振臂高呼：
“打倒蔣介石！”
“中國共產黨萬歲！”
“砰、砰……”槍聲響了，惲代英身中數彈，壯烈犧牲。時年三十六歲。
對於惲代英的犧牲，周恩來是十分悲痛的。對於惲代英光輝戰鬥的一生，周恩來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的無產階級意識，感人的說服力，應永遠成為中國革命青年的楷模。”
蔣介石得知顧順章的口供之後，“立即佈置了一個企圖將上海我黨中央一網打盡的行動計劃，派國民黨調查科情報股總幹事張衝及黨派組組長顧建中率領大批軍警憲特，由顧順章親自帶路趕到上海，會同英、法捕房執行。四月二十八日早上，敵人的大搜捕開始了。我黨中央負責同志的住址被搜查，黨中央機關和電臺被查抄”。由於周恩來坐鎮大中華飯店五○六室，搶在敵人的前面完成了黨中央、遠東局、江蘇省委等機關、單位的轉移工作，使得敵人一網打盡上海地下黨中央的陰謀未能得逞。
與此同時，黨中央估計顧順章到達南京之後，很可能立即引敵人到上海參加破壞計劃，“黨即指示陳賡部署力量，準備在火車站等顧順章一下火車，給他來個措手不及，明正典刑”。可惜的是，由於蔣介石的召見，顧順章沒有來，致使這一計劃落空。
需要向讀者交代的是，雖然顧順章向敵人供出董健吾乘坐建國號客輪，但由於董在武漢改乘洛陽號客輪，使得這位上帝的使者得以脫險，終於安全回到了上海。
周恩來見到董健吾的到來十分高興，同時他也想到顧順章熟知董的一切，故嚴肅地指示：必須立即撤出上海，到外埠教堂中去講經佈道，待事過境遷之後，再回到上海工作。
董健吾奉命從上海撤離，在外埠教堂中隱蔽了近四個月的時間，直到楊度先生謝世的前夕才又回到上海。此乃後話。
錢壯飛同志離開南京之後，驅車東下上海，他料到了敵人會在上海車站設伏，當即決定在上海的前一站真如車站下車，化裝混進上海。周恩來指示陳賡：把錢壯飛安置在一個同志的家裡，等待黨中央的命令。與此同時，李克農奉周恩來之命向天津的胡底發去密電：“潮（錢壯飛）病重速歸”，暗示局勢嚴重。胡底接到電文，立即返回上海。由於李克農在滬熟人太多，周恩來命令他暫時隱蔽。就這樣，錢壯飛、胡底、李克農三位深入虎穴的英雄，突然之間在大上海這個花花世界中消失了。
與此同時，周恩來自然也想到楊登瀛的安全問題，遂代表黨立即派陳養山同志通知他立即轉移。當時，楊登瀛考慮到自己與張道藩等國民黨上層人士的關係，決定留守不走。陳養山也認為楊說的在理，遂對楊進行氣節教育：
“只要矢口不講，國民黨不敢對你怎麼樣！”
接著，陳養山等對楊登瀛的家屬做了妥善安排，免除了楊的後顧之憂。
不久，顧順章來到上海，引敵人逮捕了楊登瀛。楊的表現不錯，沒有供出他與黨中央特科的工作情況。當敵人審訊他的時候，他總是說這樣一句話：
“我的事顧順章完全知道，我沒有什麼可講的。”
誠如楊登瀛自己估計的那樣，由於他和張道藩有著極其特殊的關係，敵人只關了他半年多，就由張把他保出來了。之後，他與黨的情報系統脫離關係，但也未給敵人當鷹犬。新中國成立以後，他生活拮据，一度在南京靠擺攤過活。陳賡獲悉這一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報告，時任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作了指示，給予楊登瀛生活補助，充分體現了黨不忘朋友的作風。“文革”中楊登瀛被捕，死於秦城監獄。
周恩來雖然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在黨中央的集體領導之下，順利地渡過了由於顧順章叛變投敵所引起的這場災難，但是，他作為政治家又不得不正視這樣嚴酷的現實：三年多以來在敵人內部所建立起來的力量，絕大部分遭到了破壞，許多好不容易才打入敵人內部的同志不僅暴露了身份，而且在上海再也難以存身。怎麼辦？為了儲存黨的骨幹力量，這批長年戰鬥在隱蔽戰線上的同志，如陳賡、李克農、胡底，以及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等必須撤出上海，分散轉移到全國各地去。這就意味著負責保衛黨中央安全、營救被捕同志的原有的中央特科必須進行改組。為此，周恩來經深思熟慮，並報請黨中央批准，及時地調整了“中央特別委員會”，重新組建了中央保衛機關的領導機構。新的中央特科由陳雲同志負總責，康生從旁輔佐。可是由誰接任即將撤離上海，時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長的陳賡同志的職務呢？周恩來與陳雲等有關的中央領導同志，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潘漢年。就在重組中央保衛機關的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鄭重地宣佈：新的中央保衛機關由陳雲、康生、潘漢年三人組成，由陳雲負總責，並兼任一科科長，直接領導總務、財務、交通等項工作；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長，直接負責指揮、執行保衛或警報工作；潘漢年擔任二科科長，負責搜集情報、偵察敵情以及反間諜等方面的工作。從此，潘漢年完全脫離了黨的文化戰線的領導工作，成為黨的職業化的情報工作的領導人。
需要補記一筆的是，也就是在這次中央保衛機關改組之後，陳賡才把楊度等同志的關係移交給潘漢年。在這之前，潘漢年雖然與楊度有所交往，但並沒有情報聯絡，更不存在那種極其嚴格的單線關係。這時，楊度入黨已近兩年的時間了，因此說潘漢年是楊度的入黨介紹人是站不住腳的。
周恩來在完成“中央特別委員會”的改組之後，遂又實施安全轉移原有的情報戰線上的同志的工作。權且不論周恩來一一送別這些戰友的時候那難以言述的情潮，就說在敵人眼皮底下把這些同志送出上海是何等不易啊！但是，膽大心細的周恩來同志在很短的時間內，勝利地完成了這一任務。請看事實：
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等同志相繼離開上海，他們繞道進入中央蘇區。不久，紅一方面軍成立保衛局。錢壯飛出任局長；一年以後，錢又調任中革軍委第二局局長；紅軍長征之後，錢壯飛被編在軍委縱隊，隨軍長征；遵義會議之後，錢壯飛被任命為紅軍總政治部副秘書長；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紅軍主力在渡烏江後途經息烽的時候，錢因躲避空襲掉隊失蹤，後被敵人害死。胡底同志後轉到鄂豫皖蘇區，在長征途中因反對張國燾分裂紅軍，被張害死在長征路上。李克農同志進入中央蘇區半年之後，周恩來也轉移到中央蘇區來，從此，李克農就在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工作，成為我黨情報戰線上的英雄。對於他們三人在上海所建立的特殊功勳，周恩來在李克農的悼詞上加了這樣一段話：李克農同志“在大革命失敗後，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堅強勇敢地同敵人進行了鬥爭，同為革命而犧牲了的錢壯飛、胡底同志一道，對保衛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負責電訊機要工作的李強等同志也因同樣的原因，於是年五月撤離上海，由黨決定經天津、東北到了莫斯科，後回國參加祖國解放的工作，並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了畢生的力量。
周恩來獲悉顧順章叛變的訊息之後，他考慮轉移的第一人就是陳賡同志。誠如前文所述，陳賡與顧順章認識較早，遠在一九二六年九月，陳賡就和顧順章一道在上海乘船赴海參崴，一塊在蘇聯遠東地區滯留三個多月，在蘇聯紅軍中學習政治保衛工作和群眾武裝暴動經驗。接著，他們二人又一道於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回到上海，並於是年年底參與組建了中央特科。從此，他們二人同在中央特科共事近四年的時間。在這漫長的共同戰鬥的經歷中，陳賡的事情顧順章幾乎全部知曉，就連陳賡的親戚朋友顧順章也全都認識。時下，顧順章被捕叛變了，周恩來立即叫陳賡隱蔽起來。很快，陳養山同志在跑馬廳旁邊，原華安保險公司大樓的下邊為陳賡租了房子。機警的陳賡選定了前後都有通道的一間房子住下，白天隱蔽，夜晚出來，協助周恩來工作。然而，上海認識陳賡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加之他和許多特情關係都有所交往，一不小心就會出事。當周恩來完成“中央特委會”的改組之後，遂又開始考慮陳賡自上海撤退的事情。
陳賡是湖南人，自參加革命起就活動在大江南北，因此江南諸城市中都有認識他的敵人。換言之，陳賡不適宜在南國城市中做地下工作。也就是在這時，周恩來又獲悉派往北平、天津的胡鄂公、楊獻珍同志尚未開展工作，中共順直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壞，有很多被捕的同志急需營救出獄。為此，周恩來決定派陳賡與陳養山等同志去天津，並明確交給他們三項任務：
一、營救被捕的同志，瞭解他們被關在什麼地方，有何辦法可以援救；
二、研究在天津能不能建立特科性質的工作，以保衛黨組織的安全；
三、清查叛徒的情況，瞭解哪些叛徒對黨威脅嚴重，必須加以懲處。
陳賡接受任務之後，遂扮作商人模樣，穿一件灰色的絲綢長衫、綢褲、布鞋，儼然是一位老闆的派頭；陳養山也是商人打扮，對外說是陳賡的賬房先生；自然，陳賡的夫人王根英同志就是名副其實的老闆娘了。他們一行乘船北上，經四天四夜的航行到達塘沽港，轉乘火車安抵天津。從此，他們又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周恩來在極端困難、危險的情勢下，不僅完成了保衛黨中央安全的任務，而且還在重建“中央特委會”的同時，又把數以百計的領導同志撤出上海，安全地轉移到各地去。面對敵人，尤其是顧順章造成的白色恐怖，周恩來以及黨的主要負責同志的活動範圍不得不更加縮小。“那時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有向忠發、王明、周恩來、盧福坦（工人，後叛變）四人，總書記仍是向忠發。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議很少進行。為此，中央決定改變工作方式，採取分頭負責的辦法。周恩來仍然被指定負責軍事工作和中央蘇區、贛東北蘇區工作”。正當周恩來自問中國革命的希望在哪裡的時候，軍委參謀長聶榮臻送來了驚人的喜訊：中央蘇區勝利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圍剿”。（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