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周恩來同意王明、羅章龍、何孟雄等人提出的召開緊急會議，這不僅標誌著雙方的鬥爭已經開始向著王明等人傾斜，而且實質上等於向全黨宣佈中央政治局，尤其是主持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的瞿秋白、周恩來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並失去了領導全黨克服立三路線的能力。這對當時的每一位中央負責同志而言都是痛苦的！
然而作為黨的負責人，當自己已經向組織坦承所謂的錯誤，且準備交出黨授給自己的權力之後，他理應有著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可是，周恩來卻無論如何也輕鬆不起來，因為他依然在考慮中央蘇區打得正激烈的反“圍剿”戰爭的發展，他還要採取一切措施，防範敵人利用黨內的危機破獲黨的組織，逮捕已分成各派的黨的幹部。也就是在這種心緒如麻的氛圍中，陳賡突然叩門走進，周恩來分外緊張地問道：
“陳賡同志，有什麼情況嗎？”
“有，是關於惲代英同志的事。”陳賡答說。
“他若不被敵人逮捕該有多好啊！他可以到中央蘇區去，協助毛澤東同志粉碎敵人的圍剿。”周恩來頗多感慨地說罷又問，“代英同志的情況怎樣？”
“我們透過內線，打通了南京上層的人士，不僅做到了減刑、提前釋放，而且還派人到獄中探望了代英。”
“他有什麼要求嗎？”
“沒有，”陳賡邊說邊取出一張紙，“這是他在獄中寫的詩，或者說是代英借詩向黨表達自己的心志吧！”
周恩來雙手接過這張紙箋，緩緩展開，上邊寫著：
浪跡江湖憶舊遊，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擯憂患尋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周恩來看著看著兩眼模糊了，雙手也有些顫抖了，漸漸地這寫有《獄中詩》的紙箋化作了惲代英的形象，似乎向他在傾訴著什麼。也就是在這瞬間，他從惲代英的被捕到揮毫寫下這震顫心魄的詩篇，從李立三狂妄地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對抗到王明等人對三中全會發難……想到很多很多。同時，他想的這些事情，又在他那難以平靜的心湖中化作了一個又一個問號，很快這些問號又化作了無數個驚嘆號，像是一把把錘頭猛烈地撞擊著他的心！然而，他畢竟是一位久經考驗的革命者，很快就又從這複雜的情愫中解脫出來，當他的雙眼再次看見這首《獄中詩》的時候，他近似自語地說道：
“寫得好啊！每個真正的共產黨人，都應該會背誦惲代英這首詩。我也應該……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了！”
陳賡聽後，他的心湖中也禁不住地湧動著酸楚的波浪。他為了轉移周恩來的情緒，又小聲地說道：
“據我們得到的最新的情報，共產國際派來的人已經到了上海。”
“知道是誰嗎？”周恩來驚覺地問道。
“是米夫。聽王明他們的人說，米夫已經召見過他們了。”
周恩來頓感問題複雜化了。但是，他對米夫到達上海之後，在沒和中央政治局接洽之前與王明等人密商是有意見的。同時，他又認為黨處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而他自己又處在這樣一個極其特殊的位置，也只有在感嘆之餘聽之任之了！
剛好是在這前後，瞿秋白也得知了米夫到達上海的訊息。或許他太瞭解米夫的緣故，自己有著一種被押上審判臺的感覺。思來想去，他終於身不由己地叩開了周恩來的家門，一見面就近似自嘲地說道：
“沒想到是我這位不速之客吧？”
“可以說沒想到，也可以說想到了。”周恩來邊說邊請瞿秋白落座，“因為我覺得心裡有很多話要說，似乎能聽這話的物件……”
“只有我才能真正理解，對吧？”
周恩來微微地點了點頭。
“我也有同感，”瞿秋白呷了一口鄧穎超剛剛端上的香茗，“而且這同感憋得我化作了行動——未經約定就貿然叩開了你的家門。”
“你知道共產國際派米夫來華的事嗎？”
瞿秋白有些沉重地點點頭。
“他為什麼至今不和中央接頭呢？”
“不清楚。但我有一種感覺：米夫如此而為的目的只有一個，藉著批判立三路線，把他的這些得意的中國弟子扶上臺。”
“這很容易嘛！”頓時，周恩來顯得是那樣的輕鬆，“按王明他們的話說，你我是沒有李立三的立三路線，僅此一條就夠了嘛！”
“根據我對米夫的瞭解，以及他們在蘇聯搞肅反的經驗，我看問題似乎還不會這樣簡單。”
“這我們管不了，但我要表明這樣一個態度：與你共進退。”
瞿秋白聽後慘然一笑，微微地搖了搖頭，似乎是在說：“現在不是說義氣話的時候，還是靜觀其變吧……”
米夫，全名叫巴維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米夫。一九○一年出生在俄國一個小官僚家庭。他早年投身革命，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他在故鄉赫爾松辛納的共青團工作；後報名參加紅軍，開往察裡津前線，與叛軍戰鬥。一九一九年春，他由地方黨組織推薦進入莫斯科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翌年又轉入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讀書，畢業後留校任研究員，專門研究遠東革命運動問題。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拉狄克任校長，他任副校長。從此，他又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蔣介石叛變革命不久，他奉共產國際之命來華瞭解情況，王明任翻譯，從此，他們師生之間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相偕回到莫斯科不久，中山大學兩派學生發生爭論，他堅定地支援王明等人的小宗派活動。早在中共六大會議籌備期間，米夫就曾想把王明塞進中央委員會，只是由於瞿秋白、周恩來等一批老同志反對才未如願。接著，米夫辭去中山大學副校長之職，調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負責指導遠東各國，包括中國在內的革命。接著，他的愛徒王明奉調回國，他又給中共中央專門寫了介紹信，竭力推薦王明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又是因為周恩來等一批老同志堅決反對才沒變成現實。更出乎米夫所料的是，王明不僅沒進入中共核心，而且還接連受了兩次黨內處分。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暴露之後，共產國際派瞿秋白、周恩來回國解決問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把李立三搞下臺的同時把王明捧上臺。瞿秋白與周恩來回國之後，再一次使米夫等人大失所望。為此，他們就下定決心搞倒瞿秋白等同志。就在發出十月來信不久，米夫等人就又炮製了《國際東方部關於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與李立三同志的錯誤的報告》，全盤否定了六屆三中全會。所開列罪狀有七條：
總結起來，必須說：（1）三中全會沒有揭發立三路線的實質；（）三中全會模糊了這個路線和國際路線的原則上的不同；（）三中全會沒有研究中國革命過去階段的真正教訓；（4）三中全會沒有提出並解決革命現在階段的現實任務；（5）三中全會對於全黨同志沒有解釋領導機關所犯的錯誤，反而模糊了這些錯誤的實質；（6）三中全會沒有責備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國際不同意的時期，所表現的那些**產國際的言論；（7）三中全會上表現了領導機關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團體的兩面三刀的空氣。
由於共產國際東方部突然對三中全會持否定的態度，必然就導致了王明等人把鬥爭的矛頭進一步對準六屆三中全會的主持人瞿秋白。與此同時，他們試圖透過對瞿秋白投不信任票的辦法，達到把瞿秋白等人排斥在中共核心領導以外的目的。請看東方部成員苦西莫夫這段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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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稍微說一說秋白同志的東方式的外交，我們在今年夏天曾經在政治委員會上面省察過秋白同志參加中大糾紛的問題。那時決定秋白同志最好不要再參加中國的代表團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和其他的同志領導了中大小團體的糾紛，……我們決定了秋白退出代表團，當然我想政治委員會的委員都沒有以為秋白退出代表團就要加入政治局，彷彿是為著在中大小團體工作反而得到了在中國的獎賞。……我不是說以後不能夠再用他。然而組織黨的領導不能夠是這樣組成的，因為這裡一點兒都沒有保障——他是很會做東方式的外交的，不能夠保障這樣情形不再繼續下去。
米夫及東方部的負責人搞倒瞿秋白並不是最終目的，他們的真實想法是：讓在莫斯科培養的並為他們所信任的王明等人上臺，成為中共中央真正的領導者。對此，他們之間是直言不諱的。當李立三到達莫斯科進行自我批評的時候說道：“把陳紹禹留黨察看六個月，是我的錯誤。”苦西莫夫遂取出王明寫給他們的一封信，並說了這樣一段話：
現在我還有一封信，是中國一個同志寄來的，他在這裡很久，是從這裡派到中國去工作的。立三同志今天也提起曾經把一些同志留黨察看的事情，但是他並沒有說為個什麼而把他們留黨察看的。他們的被開除是為著他們不同意三中全會的虛偽——三中全會說中央和國際的路線是一致的……他們為著國際路線而鬥爭，卻被稱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細因此留黨察看三個月到六個月。……這種同志起來說話防止黨去犯錯誤，卻對他們實行摧殘——這是不能容許的事情。
苦西莫夫只是說如此處置王明等人“是不能容許的”，但是他並沒有說出應該怎麼辦。接著，東方部一位“皮同志”的發言，就把他們的西洋鏡全都戳穿了。請看他這段發言：
在蘇聯有許多學校有好幾百中國同志在那裡學習，他們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和實際。他們回去了，但是不能夠做到領導工作，為什麼我們以前不明白，而現在明白了，因為有一個小團體利益妨礙他們加入領導機關。費了很多力量和錢才能夠把他們派回中國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們做黨的工作，我以為這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允許的。現在怎麼辦呢？我以為應當發動一個公開的運動反對立三主義和那一部分政治局。
從上述言論看，共產國際東方部對中共中央是有著相當偏見的。在他們看來，十月來信發出去快兩個月了，關於全盤否定六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也傳到了中國，他們要解決的問題理應得到解決。可是事實上呢，瞿秋白等為首的中央依然還在主持工作，而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等人的希望之星——王明等人依舊處在所謂捱整的地位。當他們再聯絡到遠東局駐上海的代表與中共中央的矛盾，以及李立三敢於藐視共產國際的態度，遂得出如下的結論：時下的中共中央獨行其是，是共產國際所屬支部中唯一的一個獨立王國。怎麼辦？必須派出授予大權的欽差大臣去中國，砸爛這個獨立王國，讓王明這些聽命於共產國際的人進入中央，指導中國革命。
這就是米夫此次來華的政治背景，也就是他這次來華的政治目的，或曰要完成的政治使命。
米夫雖然是俄國人，但他也懂得“要知故鄉事，需問故鄉人”這句中國俗話。誰是他的故鄉人呢？自然是王明、博古等得意門生。因此，他一到上海之後，撇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單獨召見了這些中國未來的希望之星。開始，他就像是一位來自俄國的長著大鼻子的元始天尊，儀態威嚴，高坐其上，一言不發，故作出成竹在胸的樣子，傾聽這些所謂“受苦受難”的中國弟子在講述不幸的個人經歷與情況。最後，他就像是一位頒佈詔書的高僧那樣，一句一頓地說道：
“中國黨的情況大體就是這些了，我先不談解決的辦法。今天，我只想告訴你們，我此次使華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把中共支部變成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戰鬥核心，或是領導中國人民革命的堅強堡壘。為此，共產國際認為，必須首先做好兩件事情：第一，堅決把執行立三路線的人，且又是屢教不改的，堅決從中共中央清除出去；第二，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把你們這些在蘇聯學習，並堅定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有為青年提到中央的崗位上來，擔負和完成歷史賦予你們的重要使命！”
參加召見的這些得意門生們，聽了上述講話，真猶如大旱之年望雲霓，簡直比三伏天吃冰激凌還要好上百倍。他們絕大多數人的臉上綻開了歡欣的笑顏。或許是王明在回國後的這一年多以來，他上演的走麥城的戲太多了，也或是過於老道的王明為了今後的戰鬥，需要向恩師米夫多要幾件上陣應戰的“寶貝”，所以唯有他做出為難的樣子，卻又是畢恭畢敬地說道：
“謝謝恩師的栽培。但是，我認為要完成中共中央這新舊交接的任務，必將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挑戰的。”
“我當然清楚這一點，”米夫猝然變色，“用你們中國人的話說，我的手中握有共產國際授予的上方寶劍，懂嗎？”
王明一聽米夫這句話，心裡有了底數，遂在米夫的主持下，共同策劃了如下搶班奪權的方案：
第一步，反對中央政治局召開似八七會議那樣的緊急會議，力主召開六屆四中全會。
米夫認真地聽了王明等人關於召開緊急會議的理由，大意謂：六屆三中全會並沒有貫徹共產國際的精神，相反卻變成了公開保護立三路線執行的組織措施。換言之，時下的中央無論再召開什麼樣的中央會議，只要是在瞿秋白、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他們也難以徹底翻身，成為新的中央領導成員。為此，他們希望開像是解決陳獨秀那樣的“八七”緊急會議，把瞿秋白等人拉下馬的同時，重新組建中共中央的核心機構，由他們這些先知先覺們執掌大權。這就是他們幾派聯合要求召開緊急會議的終極目的。
誠如前文所述，在王明等人的圍攻之下，周恩來、瞿秋白等中央領導一是感到難以為繼，再是為了表示一種光明磊落的人格姿態，遂接受了王明等人的意見，並於十二月九日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集緊急會議的決議》。在此決議中公然承認，三中全會“對於立三同志的整個錯誤，取了調和態度，並且替這一路線辯護”，“即使三中全會瞭解到必須實行策略上組織上工作上的整個轉變，但這個轉變也變成為不可能的了，而且實際上正如國際來信所說又在重複這些錯誤”。“因此，政治局認為必須透過新的決議，以糾正三中全會的嚴重錯誤。”
而米夫來華主要是兩個使命：一是把瞿秋白等人趕下臺，再一個就是把王明等人扶上臺。在米夫看來，第一個使命是容易辦到的，而困難的則是第二個使命，如何把王明等人扶上臺。因此，他來華後看待和處理一切事務、審定或欲要作出的一切決定，都以能否把王明等人捧上臺為前提條件。他經過簡單的調查之後，認為透過緊急會議，是很難把王明等人捧上中央領導地位的。搞得不好，還會出現大權旁落何孟雄、羅章龍等人之手。這是因為他心裡非常清楚：由他一手培植的王明宗派小集團在黨內十分孤立，很多做法又不得人心。相反，何孟雄、羅章龍等人在黨內是資深的老同志，其中像何孟雄等同志為人耿直，又有一定的實際工作經驗，有著相當的群眾基礎；再就是羅章龍，他早年就參與領導過“二七”大罷工等運動，時下又是全總黨團的主要負責人，的確有著一定的實力。一旦召開緊急會議，米夫再揮舞共產國際的上方寶劍，也難以控制投票的多數。怎麼辦？米夫假借共產國際的牌子，說開緊急會議必須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而他來中國之前，共產國際已經同意中共中央召開四中全會，迫使中央於十二月十四日召開政治局會議，接受米夫建議，決定收回召集緊急會議的成命，改為召開四中全會。
第二步，向中共中央施加壓力，撤銷對王明等四人的處分。
米夫歷經蘇共多次肅反運動和黨內的鬥爭，深深懂得多數的重要性。眼下，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時間裡，使不得人心的王明等人提高威信呢？為此，他決定召見瞿秋白和周恩來等人，向他們當面傳達共產國際對王明等人的態度，並希望這些處於被告席上的老同志能認清形勢，網開一面，從旁為王明多說幾句好話。所以，他一見瞿秋白與周恩來，就像是毫無表情的判官，冷冰冰地說：
“今天，我約見你們的目的，主要是聽聽你們對三中全會的認識。”
米夫如此而為的目的是清楚的：以此為契機，讓瞿秋白、周恩來知道國際對他們的態度，同時再引出吹捧王明等人的話題。但是，堅持黨性的瞿秋白絕不去投米夫的機，依然按照共產黨人應遵循的原則去辦事，沉重地自我批評道：
“由於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高，從調和主義的立場出發，在三中全會上沒有揭露批判立三路線的要害，這責任主要由我來負。”
“不，我至少也要負一半責任。”周恩來忙說道。
對於周恩來的插話，米夫當然是不高興的。他當即變色，十分嚴厲地斥責：
“當前不是誰承擔多少責任的時候！從秋白同志的談話，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你們至今都未認識到所犯調和主義的本質是，在掩護立三路線錯誤的同時，繼續執行沒有立三的立三路線！”
對此，瞿秋白與周恩來能說些什麼呢，唯有沉默不語，接受這種傲慢的庭訓。
“由於你們繼續執行沒有立三的立三路線，就必然要打擊、迫害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上真正反對立三路線的同志！”米夫說罷看了看沉默不語的瞿秋白與周恩來，“你們讀過王明同志寫的《兩條路線》嗎？”
“沒有讀過。”瞿秋白答說。
“這樣有理論水平的文章為什麼不讀？”米夫大聲責問。
“王明同志並沒有把《兩條路線》這篇文章提交中央討論，只是在他們的小圈子中進行傳閱。”周恩來嚴肅地答說。
“這就更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米夫霍然起身，“你們在三中全會以後，不去求教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能把中國共產黨團結在國際的旗幟下嗎？更不能容忍的是，你們還處分這些手中握有真理的同志們！時至今日，你們還認為對王明等四人的處分是正確的嗎？”
今天或以後的讀者或許都不能理解，共產黨中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極不平等的談話。由此出發，自然也就不能理解周恩來與瞿秋白為什麼在米夫面前如此臣服，任其飛揚跋扈地訓斥？那時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中國共產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按照嚴格的組織規定，下級必須無條件服從上級，絕不允許各行其是。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釋迦牟尼發布命令，各地的佛門弟子敢不服從嗎？時下羅馬教皇向各國教主下達訓示，除了中國之外的教徒，誰敢說個不字嗎？對此，李維漢同志在晚年寫了這段話：
本來我是主張同王明等人鬥的，後來共產國際代表來了，說他們是正確的，我的態度就轉變，政治局同志的態度都轉變了，因為那個時候共產國際的威信是很高的。中國共產黨自己還沒有一個公認的領袖。既然共產國際來人了，那還有什麼說的。我雖然改變了態度，但仍有一個想法，認為他們是吃麵包的，沒有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
也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中央政治局在米夫的壓力下，遂於十二月十六日開會決定撤銷對王明等人的處分，並發出《關於取消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處分問題的決議》。為了提高王明等人在黨內的威信，在該決議中寫了這樣一段話：
在中央工作人員會議中，紹禹（王明）等四位同志反對此觀點，是合乎國際路線的觀點，但立三同志固執自己的觀點，認為紹禹等四同志的意見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這顯然是很大的錯誤。中央政治局當時因為贊助與執行立三路線的緣故，竟因紹禹等四同志批評中央的路線而妄加他們以小組織的罪名，給紹禹同志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給其他同志以最後嚴重警告，這顯然是更不正確的……現在除正式取消對他們的處分外，並將此錯誤揭發出來以加重紹禹等四同志對立三路線之不調和的鬥爭的責任。
或許是為了公允，中央政治局也發出了《關於何孟雄同志問題的決議》，肯定了何孟雄的意見一般是正確的，取消了對他的錯誤處分。同時，還決定公佈他寫給中央的意見書。
第三步，米夫強迫中央政治局於十二月二十三日發出為王明上臺制造輿論的《第九十六號通告》。該通告指出“中央政治局在瞭解了自己錯誤與黨內危機之後，特通告全黨執行下列的決定”：
1．三中全會的決議與最近兩次補充決議以及告同志書是不能領導全黨執行國際路線進行反立三路線的鬥爭的。要堅定這一鬥爭戰線來執行國際路線，只有採取非常緊急的辦法，在適合秘密條件下，產生新的政治決議來代替三中全會的一切決議。在這裡，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與最近來信是黨的目前行動的根本方針。
．為要保障國際路線與反立三路線之絕不調和的徹底的執行，黨內應實行改造。發展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是根本的辦法，改造各級指導機關是緊急的處置。在這裡，必須發展布爾什維克的自下的自我批評，而反對抑制與恐懼自我批評，必須堅決執行黨內民主化而不妨礙秘密條件，必須引進積極反立三路線反調和主義的幹部尤其是工人幹部到指導機關，必須堅決的反對以派別觀念對抗反立三路線的分子，而造成掩護立三路線的小組織行動。這樣，才能衝破家長制度命令主義懲辦主義委派制度，而開展反立三路線之絕不調和的鬥爭。
．為要使國際路線在中國黨內得到根本的鞏固，黨現在就應開始準備七次大會，這不僅解決黨內問題，且更要進一步去解決一切政治上的根本問題，如黨綱問題等等。
4．反立三路線的鬥爭是一長期艱苦的工作……一切用各種形式來掩蓋在立三路線之下的企圖，黨都須予無情的打擊，這不僅要有思想上的鬥爭，且要有組織上必要的制度。
第四步，米夫在幕後施加壓力，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討論王明任江南省委書記。
米夫在經過上述準備之後，仍然認為現在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把王明捧上臺似乎還顯得過於早了一些，在人心未服的情況之下，即使強行把王明拉入中央領導核心，也難以在全黨發號施令，行使手中的大權。為此，他苦思冥想，終於想出了一個過渡的辦法，在開四中全會之前，藉口江南省委執行立三路線宣佈解散，在重組江南省委的時候讓王明出任江南省委書記。
江南省委即是當初的江蘇省委的擴大，是當時黨在白區中最重要的一個地方領導機構。它直接領導著江蘇、浙江、安徽的黨組織和黨中央所在地上海的黨組織。“在它的工作範圍內，包括中國經濟中心上海，國民黨統治的政治中心南京，還有無錫、南通等工業城市。全國的產業工人江蘇超過三分之一。無論黨員人數，還是黨的指導機關的健全程度，江蘇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都居第一位。”按照米夫的想法：如果能把王明放在這樣一個重要崗位上過渡一下，再進入中央核心機構就順理成章了。為此，他有意列席中央政治局的會議。當他提出改組江南省委的時候，與會者沒有說什麼；但是，當他提出“為了確保國際路線的執行，我建議省委書記一職由王明出任”之後，與會者依然沒人發言。前者不發言，可以解釋為預設；但是後者不發言，則就是表示與會者的不滿了。為此，他有意看著一言不發的瞿秋白，十分生氣地問道：
“秋白同志，你先談談個人的意見吧？”
瞿秋白自然明白米夫點他將的目的，但是他生性耿直，絕不順著米夫給他豎的竿往上爬，故非常平靜地說道：
“我不完全同意。王明同志有很高的理論水平，但缺少實踐經驗，我提議由少奇同志任省委書記。”
周恩來是一位組織觀念很強的共產黨人。開會前，米夫已經就江南省委書記人選問題和他交換過意見，其實不交換意見他也知道，米夫要王明出任。但是，當他看到米夫聽了瞿秋白發言後的表情，遂又禁不住說道：
“我也贊成少奇同志任江南省委書記。”
由於周恩來的附和，與會者就一致表態贊成劉少奇任江南省委書記。但是，當主持會議的向忠發說完“少奇同志時下正在莫斯科”後，米夫就搶先說道：
“我再提議：在少奇同志沒有回到上海之前，由王明同志任代理省委書記總可以了吧？”
對此，與會者誰也不表態。向忠發為了改變這尷尬、沉悶的氣氛，近似打圓場地說道：
“如果大家沒有異議，就決定由王明同志任江南省委代理書記。下邊，請米夫同志作指示。”
米夫對於今天的會議是很不滿意的，尤其是對瞿秋白、周恩來，則更是不滿意。因此，米夫在講話之前心中就憋著一股無名大火，只是沒有找到發洩的機會。此刻，他終於有了這樣一個機會，遂殺氣騰騰地講道：
“我已經講過多少次了！我這次來華是落實共產國際的兩條指示的：第一，把那些堅決執行立三路線而又不肯改悔的人，從領導崗位上拿下來；第二，目前中國黨的中心任務是反右，換句話說，把那些反立三路線不堅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中央清除出去！對此，大家有什麼意見，都可以在會上發表。”
周恩來從米夫的話中聽出了弦外之音，那就是要把他與瞿秋白清除出去，且要被清除的人主動表態，藉以達到以儆效尤的目的。對此，他是那樣的坦然，一俟米夫講話結束，他就起身嚴肅地說道：
“我鄭重聲明：在處理立三問題上既已錯誤，就應團結各方面過去曾反對過立三錯誤的人在一起，共同執行國際路線。因此，我主動提議退出政治局，請辭中央的所有職務！”
周恩來的話音一落，與會者隨之大譁，震愕地望著昂首走去的周恩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