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獲悉共產國際將在莫斯科召開大會的情報是準確的。
但是，更為嚴重的是，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也將在莫斯科召開，且所有來自全國出席黨的六大的代表先後到達上海，離滬的時間定在了四月底與五月初，一律由上海乘船北上，經大連、哈爾濱出國。因此，蔣介石約見陳立夫，以及陳立夫回到上海所採取的一切措施，對即將離滬赴俄出席黨的六大的代表，尤其是周恩來等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說到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召開，前後經歷了近一年的醞釀和準備。遠在八七會議的時候，中央臨時政治局已經作出規定，“為了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弄清大革命失敗後的政治形勢和革命性質，確定黨在新時期的政治路線和策略方針，迎擊敵人的殘酷進攻，領導革命勝利前進”，在六個月內準備召開黨的六大。是年十一月，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了擴大會議，又透過了《關於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決定六大“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間召集”，“大會會期和地點，由中央常委決定”。到了一九二八年初，“關於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召開六大的問題，因環境關係，中央還未作出決定。至三月底，共產國際來電，讓六大代表去莫斯科開會，這樣，開會地點就最後確定下來了”。四月二日，中央常委開會，傳達了這項指示。
但是，這時周恩來還遠在香港，處理廣州起義的善後問題。當他於四月中旬回到上海之後，方知共產國際“要求瞿秋白、羅亦農、任弼時、周恩來、黃平立即去莫斯科；並要求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蔡和森參加六大”。接著，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瞿秋白、周恩來出國負責籌備召開黨的六大，留下李維漢、任弼時、鄧小平等負責中央留守工作，領導國內的鬥爭。這樣一來，周恩來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到準備黨的六大上來。也就是在這期間，羅亦農同志不幸被捕、遇難，營救陳喬年的計劃失敗，使他不得不分心去組織營救被捕同志和處決叛徒。另外，他回到上海以後，又看到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又必須參加學習討論，真是忙極了！由於這個《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事關中國革命的大局，有必要作一簡介：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召開第九次擴大會議，由於大會涉及中國革命問題，指令中共向忠發、李振瀛出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透過了蘇聯及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和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的《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實事求是地說，無論是從當時看還是事後追論，這一《議決案》正確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形勢，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指出了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中心和黨本身的任務，它的內容基本上是正確的，對糾正“左”傾盲動主義起了重要作用。該議決案明確指出：目前中國革命正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認為現階段中國革命已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確的。當年，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關於中國革命是“不間斷的革命”的說法是錯誤的。同時，還指出中國革命運動的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目前全國還未出現革命運動新高潮。對廣州起義給予高度的評價，並對國際代表諾伊曼在廣州起義時的具體指導提出了批評。
對此，周恩來是贊成的。據史記載，四月二十八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議決案》的會議上作了發言。對此，《周恩來傳》一書作了這樣的評述：
國際議決案中的確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國際是重在防止過早的傾向。中共中央過去的確存在著現在中國是否已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看法。對無間斷革命的解釋，是認為轉變會很快實現。關於土地革命問題，周恩來說：“因為農民佔了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與俄國的不同。現在的問題是鄉村的領導問題，由此發生一個不平衡的發展問題。”他批評那種只重視城市工作而忽視領導農村土地革命走向深入的觀點說：“過去城市的工作的確不好，但在中國形式下很適宜的配合是很困難的。要這樣，必須引到鄉村（對城市）的等待，這是不好的。”他認為，現在需要加緊農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配合，但各地自發的鬥爭還是要領導，這種工作是沒有法子停止的。不過，對當前中國革命的形勢應該如何正確估計的問題，周恩來那時還沒有完全解決。他有一個顧慮，總擔心說革命潮流低落會使黨內滋長一種灰心、沮喪的情緒，對革命的推進產生消極影響。他在會上這樣說：“中央的意見是革命潮仍是高漲的，但不是一個最高潮。我以為現在還是這樣解釋。”
會後——四月三十日，中央發了一個通告，即《中央通告第四十四號——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二月會議中國問題議決案的問題》。在該通告中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討論共產國際執委二月會議的中國問題議決案之後，接受這一議決案之一般方針，並且認為在最短期間，於本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前，必須切實執行這議決案必要的具體步驟。”事後追論，這個通告基本上是正確的，對結束瞿秋白盲動主義錯誤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周恩來作為與會者，也起到了應起的作用。
同時，這個通告是有缺點的。事後李維漢同志評論說：“最大的缺點，就是對十一月擴大會議決議及其實踐中的盲動主義沒有自我批評。有的同志說，這個通告是‘羞羞答答的接受’共產國際的二月會議，事實確是這樣。”“至於推行盲動主義和懲辦主義的主要責任，都在以羅明納茲為首的共產國際代表。但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只是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指出了國際代表關於中國革命是所謂‘不斷革命’的錯誤主張。而中共中央關於接受共產國際二月決議的通告，則一概未提及國際代表的事，這可能是出於對共產國際的尊重。”筆者推想，周恩來也是完全同意這一原則的。
周恩來與瞿秋白等就要離滬赴俄籌備、出席黨的六大了，行前需要向留守中央的李維漢、任弼時、鄧小平等同志移交工作，並共同研究了在六大開會期間國內工作的部署。有關整頓和發展黨的組織，加強黨的秘密工作，是由周恩來分工負責的，自應由他移交和部署。對此，李維漢同志事後作了如下評述：
在嚴重白色恐怖下，黨的組織在幾個月內遭到了幾次重大的破壞。尤其是兩湖省、市、縣委幹部的損失非常大。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被叛徒何家興、賀稚華夫婦出賣，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被捕犧牲。這對我們震動很大。當時秋白、恩來還在上海。我們考慮，黨組織遭到破壞的原因固然是由於反動統治階級的猛烈進攻，但我們黨的不適應於秘密工作的環境，以及叛徒的告密，乃是黨組織遭到破壞的關鍵。同時，我們又考慮到有些黨組織在白色恐怖下往往失去了領導鬥爭的力量，甚至不能與廣大的群眾聯絡，因此對白色恐怖下黨的組織問題必須嚴重注意，必須堅決採用適當的組織形式保護黨的組織和幹部。鞏固下層組織的基礎——黨的支部，以便使各地黨的組織既不致遭到破壞，又能積極領導當時的鬥爭。
但是如何具體解決這些問題呢？據史記載，周恩來“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個新的重要的要求——機關群眾化和負責幹部職業化”。正當他計劃把黨的秘密工作的要求付諸實施之際，他於五月一日獲悉黨的優秀女兒向警予同志在武漢犧牲了。他飽含著悲痛的淚水，閱看了向警予就義經過的報告，略謂：
五月一日，國民黨反動派決定在這個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節日裡，殺害武漢工人和中國婦女的領袖向警予。凌晨，向警予梳洗完畢，身“著綠油色旗袍，頭扎羊角小辮，站在視窗，輕輕地對一個同伴說：‘五一，記得吧！’同伴點點頭。於是，她默默地望著天空”。突然，牢門開啟了。一個暴徒手中拿著紙條，大叫：“易夏氏！”向警予昂然迎上去，同時回過頭來，向牢房難友望了一下，表示告別，隨後走向刑場。向警予視死如歸，沿途向廣大群眾進行演講。她說：“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向警予，為解放工農勞動大眾，革命奮鬥，流血犧牲！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蔣介石！中國獨立解放萬歲！蘇維埃中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敵人對此極端恐懼，“憲兵們兇毆她，想使她不再說話，但她仍然滔滔地講下去，因此他們在她嘴裡塞著石頭，又用皮帶縛住她的雙頰，街上許多人看了都哭泣起來”。
向警予被押赴餘記裡空坪刑場，英勇犧牲。
對於向警予的犧牲，周恩來是無比悲痛的。多年之後，在慶祝延安女子大學成立大會上，他還說道：向警予是我黨的第一個女中央委員，第一任婦女部長，英勇犧牲了，我們不要忘記她。最後，他還“號召大家學習我國歷史上花木蘭、秦良玉、蔡文姬等女英雄，學習宋慶齡、何香凝、向警予”。
也就是在向警予就義的當天，黨中央作出決定：在上海秘密召開大會，追悼黨的優秀女兒向警予。同時，鑑於向警予等同志被捕犧牲，中央委託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湖北工作方針決議案》。他在草擬這一重要文件的時候，把他對黨的秘密工作的重要要求——機關群眾化和負責幹部職業化的原則具體化了。對此，權威著作《周恩來傳》作了如下記述：
湖北省的黨組織和工農群眾力量，上年冬天以後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已遭受嚴重摧殘。這年三月，湖北省委和武昌市委機關又被完全破壞。周恩來針對這些情況寫道：“失敗的教訓要求我們在消極方面馬上要很勇敢的承認並改正過去一切錯誤，積極方面要很明確的找出今後工作的出路，不許我們絲毫掩飾，更不能稍事猶豫。”“無論如何艱難困苦，在最近的將來，我們都要在武漢三鎮把新的基礎建立起來。”怎樣“把新的基礎建立起來”呢？他要求湖北的黨組織嚴格按照秘密工作的需要，堅決“改變以前的方式，很迅速的重新建設黨的各種機關，並以絕對秘密為原則”。他明確地提出：“機關的群眾化，負責同志的職業化亦是很重要的問題。”要求各地黨組織適應新的情況，“改變方式領導群眾繼續作政治經濟鬥爭”。
這在白區黨的組織工作中是一個重要的轉變。
這時的周恩來雖然看到了農村暴動的重要性，但他依然認為中國革命應走巴黎公社、蘇聯十月革命的道路——也就是由城市而農村的革命道路。他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中國革命的核心機關——中共中央必然設在有產業工人的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所以，很有必要為黨的秘密工作制定行之有效的法規，這就是在他離滬赴俄後不久——五月十八日，中央發出的《中央通告第四十七號——關於在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該通告提出了八項原則，對黨的各級秘密工作都作了詳細的規定。由於這時周恩來已經離滬赴俄，他肯定沒有參加這一通告的起草。但是，這些用無數烈士鮮血換來的秘密工作的原則，作為中央秘密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周恩來，行前肯定貢獻了自己的經驗和教訓。就這個意義上說，該通告凝聚了周恩來的全部心血。
周恩來自四月中旬從香港返回上海之後，在短短的半個月的時間裡，從營救羅亦農、陳喬年，到領導處決叛徒何家興、賀稚華夫婦；從討論共產國際執委會二月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到制定《中央通告第四十四號——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二月會議中國問題議決案的問題》等等，足以看出周恩來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工作效率。由此可知，周恩來以三十而立之年成為中共中央核心成員，且又得到絕大多數同志的擁護是必然的。
五月三日剛過，周恩來正欲準備動身赴俄之際，突然傳來日本軍隊在濟南製造“五三慘案”的訊息。他立即透過各種渠道，很快瞭解了“五三慘案”的真實情況，略謂：
蔣介石於五月二日隨部隊進駐濟南市後，一面宣告負責保護外僑生命財產，一面請求業已進駐濟南的日軍撤除警戒。翌日上午，蔣氏屬下的一名士兵因患病需送一所基督教醫院醫治，遭日軍阻止通行，雙方因語言不通，發生爭執。日兵突然開槍，當時打死中國士兵及伕役各一人，餘皆逃入醫院。日兵又將醫院包圍，用機槍掃射。以此為契機，日軍在濟南大街小巷展開了瘋狂的屠殺，頃刻之間，“市內血肉橫飛，屍體滿街。蔣介石聞訊，立即下令城外的軍隊於下午五時以前離開濟南，並將此事通知日軍第六師團長福田產助，一面請其約束部下”。接著，日軍又在市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屠殺，中國官兵百姓死傷無數。外交部長黃郛被扣長達十八個小時。日軍將“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主任兼山東交涉員蔡公時及署內全體職員捆綁起來，用刺刀逼迫他們跪下。蔡用日語抗議，日軍竟將蔡的耳鼻割去，繼又將蔡的舌頭、眼睛挖去，然後用機槍射擊，蔡公時、張麟書等十七人慘遭殺害”。
周恩來得出了結論：“五三慘案”是日軍恣意屠殺我國軍民所犯下的野蠻罪行。
對於猝起的“五三慘案”，中共中央是非常重視的。五月八日，中央釋出了《中國共產黨反對日兵佔據山東告全國軍民書》。周恩來是否參加討論了這一《告全國軍民書》，史無記載。但是，他不僅會贊成文告的內容，而且還會關注事態的發展。對此，鄧穎超曾作過記述：
“由於濟南‘五三慘案’……的發生，我們特別重視事態的發展，因此在上船那天，將上海的各種報紙買了一份，準備在船上翻閱。”
由於出席六大的代表人數較多，必須分批化裝乘船北去。加之我方透過不同的渠道獲悉，陳立夫已調來精兵強將，每人手持中共要人的照片，嚴密把守著各個出海的碼頭，妄圖一舉多抓獲幾位像周恩來這樣級別的中共要人。因此，如何把六大代表安全送上北去的輪船，不僅成了中央保衛機關陳賡等人的一塊心病，而且他們還為周恩來登船北去捏著一把汗，因為國民黨中認識他的人實在是太多了！為此，顧順章與陳賡等同志不止一次地叮囑周恩來：
“你可要精心化裝，騙過那些守候在碼頭上的狗眼睛啊！”
說起化裝，周恩來是行家裡手，早在南開中學讀書演文明戲的時候，他就男扮女裝，連同窗好友都未認出來。時下，他與鄧穎超相偕登船北去，只能扮作夫妻同行。另外，考慮到由上海登船北去的旅客特點，決定化裝成一位古玩商人。清晨，周恩來在鄧穎超及其母親楊振德的幫助下，很快化裝完畢。他走到穿衣鏡前一看，似有所思地笑了。鄧穎超站在一旁不解地問：
“你笑些什麼？”
“我笑人生在不長的旅途中，要扮演多少種角色喲！”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嘛，”楊振德也感嘆地說，“在這種虎狼當道的社會中，人不能老是一副面孔生活啊！”
恰在這時，室外傳來訊號似的敲門聲，鄧穎超快步走到門前，引顧順章走進屋來。顧抬頭一看化裝成古玩商人的周恩來，備感驚愕地愣了片時，轉身望著鄧穎超問道：
“他是你們家的客人？”
鄧穎超聞聲笑了，伸手指著化裝成古玩商人的周恩來，非常認真地說道：
“這明明是你們自家的人嘛，怎麼都認不出來了？”
顧順章用心地觀察了半天，方認出這位古玩商人的真面貌。對此，周恩來十分滿意地說：
“能騙過顧順章同志的眼睛，說明我的化裝成功了！”
“我看還是慎行為好。”接著顧順章又指出，陳立夫命人把周恩來的照片放大，發給密探，不僅在碼頭上一一盤查，而且還在每班客輪上嚴加查對。最後，他望著凝思不語的周恩來說道，“據最新的情報，陳立夫還向密探下達了這樣的命令：寧可錯捕三千，絕不使一人漏網！同時，他還向屬下許諾，抓住周恩來者，賞光洋五萬！”
顧順章的話音一落，趕來送行的陳賡又闖進屋來，他打量了一下化裝成古玩商人的周恩來，氣憤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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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楊登瀛報告，何家興的老婆賀稚華沒有被打死，她聲言為了報仇，可以協助敵人抓到恩來同志。”
“怎麼辦？”顧順章有些焦急地問道。
“那就更應當快些離去。”周恩來鎮定地笑了笑，“為了安全起見，你們都不要送行。”
“為什麼？”顧順章與陳賡異口同聲地問道。
“像我這樣一個普通的古玩商人，”周恩來邊說邊指著鄧穎超補充道，“再帶著一位穿著如此平常的夫人，坐一等艙就夠顯眼的了，如果再有人送行，豈不更容易引起敵人的注意？”
就這樣，化裝成古玩商人的周恩來偕鄧穎超透過了敵人的檢查，登上北去大連的客輪。誠如鄧穎超所回憶的那樣：“組織上安排我們坐頭等艙，這同我們當時的衣著和條件是不合適的。在船上的兩天很少更換衣服，也很少同其他旅客交談。每餐都到餐廳去吃飯。當時有兩個人在就餐時總是注意我們。聽他的口音是天津人，身份是大商人。事後，我們回想可能是當年在天津‘五四’運動時認識我們的。”簡言之，周恩來偕鄧穎超安全地從上海到達了青島，他們利用船到青島有短暫停留的時間，又隨乘客上岸，“進入市區吃了午飯，然後又買了青島市的各種報紙帶回船上”。出乎他們所料的是，接著在旅途中卻發生了一段意外的遭遇。由於周恩來沉著機智的應付，方化險為夷。對此，鄧穎超作了如下的記述：
當輪船停靠在大連碼頭，我們正準備上岸時，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對我們進行盤問。首先問恩來同志是做什麼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實際上我們攜帶的箱子裡一件古玩也沒有）。又問你們做生意的為什麼買那麼多報紙，我們說，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他們又問到哪裡去？回答，去吉林。問到東北幹什麼？答去看看舅舅。他們當即讓恩來同志跟他們去水上警察廳。在那裡，他們又詳細詢問恩來同志出生年月日、學歷、職業等。當問到你舅舅姓什麼？叫什麼？回答他姓周，叫曼青。問他是幹什麼的？答：在省政府財政廳任科員。他們問你舅舅姓周，你為什麼姓王？恩來同志說：在中國舅舅和叔叔是有區別的，姓氏是不一樣的，不像外國人舅舅、叔叔都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對方又說：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當兵的。恩來伸出手去說：你看我像當兵的嗎？他們仔細端詳不像當兵的手，然後開抽屜看卡片，對恩來講，你就是周恩來。恩來又反問他們，你們有什麼根據說我是周恩來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們的一系列盤問，恩來同志泰然沉著的一一作了回答。他們為什麼懷疑是周恩來，可能與在黃埔軍校任職有關，有卡片。
讓恩來同志跟他們去時並沒有涉及到我，可我總覺得他一個人去不好，當時我表示一同去。恩來大怒說：“你不要去，你去幹什麼？”這時他告訴警察廳負責人，讓他們幫我找旅館，把我送到旅館先住下。於是我與恩來同志分手了。我住進旅館，等候恩來同志回來。他是兇是吉很難預測。當時，我的心情是著急，憂慮不安，如坐針氈，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還是沉著、鎮定，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大約兩小時後，恩來同志來到我的住處，進來之後，沒有說什麼話，安然無事的樣子。然後他低聲對我說，我們去接頭的證件在哪裡？要我立即燒燬。我馬上找出來到衛生間撕碎投入馬桶裡。後來，我們還是有說有笑地去樓下餐廳用餐。
鄧穎超在焦急等待周恩來回來的期間，她很自然地會多次自問：“日本人為什麼要懷疑我們呢？”多年之後，她的結論是這樣的：“船過青島時，有短暫的停留，允許乘客上岸活動。我和恩來同志上岸進入市區吃了午飯，然後又買了青島市的各種報紙帶回船上。這樣一來，可能引起日方偵探的注意。”
周恩來回到旅館之後，扼要地向鄧穎超追述了智鬥日本水上警察的經過之後，又特意說道：為了減少日本水上警察的懷疑，他還叫警察廳廳長代買去吉林的火車票。鄧穎超聽後深為周恩來的機智和沉著所折服。
當天下午，日本水上警察廳廳長派人送來了火車票，周恩來偕鄧穎超登上火車離開大連，前往長春，然後再轉往吉林縣（今吉林市），去看望他的伯父。就在這列北去長春的火車上又遇到了敵人的跟蹤。對此，鄧穎超回憶道：
上車發現同我們坐對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國話同我們攀談。我們同他聊天。當時，已識破他是跟蹤我們的。我們在長春站下車時他拿出名片給恩來。日本人有交換名片的風俗（我後來才知道的）。恩來應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裝小口袋裡，實際我們沒有名片，恩來裝著換的樣子，“噢！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裡，還在箱子裡呢！很對不起。”（做要取的手勢）對方說不必，不必了。終於對付過去了。到長春後，似乎沒有什麼人跟蹤我們了。住進旅館，恩來同志立即換上長袍馬褂，把鬍子刮掉，又乘火車去吉林，抵達後沒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館，然後寫了一封信，請旅館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認出是恩來的筆跡，不久就來接我們回家了。為什麼未直接去哈爾濱而繞道吉林呢？我們怕日本警察廳去查問伯父有叫王某的外甥沒有，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就會驚擾了伯父。我們仍然沒有脫離侵華日本軍人和奉系軍閥控制的地區，隨時可能被捕。另一方面，當時的形勢，蔣介石佔領南京以後，繼續經山東奪取東北，咄咄逼近，使在華北、東北一帶的奉軍和日軍認為共產黨失敗了，主要對付國民黨，對我們有所放鬆，這對我們來說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痺。所以，我們在伯父家停留兩天，我和恩來商定，他先走，到哈爾濱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趕到哈爾濱會合。這是我第一次當了周家的媳婦啊！
誠如鄧穎超所追憶的那樣：“我們從上海出發到達哈爾濱，一路上的險境，由於恩來同志的機智、鎮定、沉著、泰然無事地對付敵人的盤問，終於脫險了。”但是，由於他們在大連悄悄銷燬了在哈爾濱接頭的全部證件，無法同有關的人取得聯系。這樣一來，他們就無法從滿洲里出境，踏上蘇聯的國土。自然，赴莫斯科出席黨的六大也就難以實現了。怎麼辦？周恩來清楚地知道：出席黨的六大的代表在上海是分批出發的，在他和鄧穎超之後還有幾批，其中就有和他們稔熟的李立三同志。因此，周恩來決定由鄧穎超到火車站等候李立三。事後，鄧穎超回憶道：“一連數日都沒有接到，真是有點著急，但還是繼續去車站，最後還是等到了。經過同他的聯絡，再同哈爾濱外國朋友聯絡上了。這樣，我們才離開哈爾濱去莫斯科參加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
周恩來偕鄧穎超踏上蘇聯的國土，禁不住松了一口氣。接著，他的思路很快又轉移到黨的六大上來了。作為指定籌備召開六大的負責人，他不能不想到達莫斯科後如何籌備六大的召開；作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常委，他又不能不考慮六大上所要解決的問題——南昌起義、廣州暴動、以秋白同志為代表的盲動錯誤等等，總之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實在是太多了！但是，當他想到共產國際，尤其是斯大林將對黨的六大召開以及所解決的問題的態度，他感到又有些茫然。但是，他心中始終存有這樣的信念：無論在黨的六大上出現什麼爭論，六大後的中國革命將會出現新的高潮。（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