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倒是沒有，就是很想睡覺。”
蘇長青看神色就知道梅露蘭·多拉想當導遊，趕緊說：“太累了，時差還沒倒過來。”
“倒時差？”梅露蘭·多拉目前處於休假狀態，沒了外交官的含蓄：“您昨晚即便十二點上床，睡到早上七點就等於睡到北京時間下午兩點了，應該睡太多了才是，其實從北京過來用不著倒時差。”
這賬算得有點亂，不過時差七小時的確沒什麼可倒，梅露蘭·多拉這是不講武德揭穿蘇長青的藉口。
“昨晚我一夜沒睡，”被揭穿也無所謂，蘇長青扯淡一向面不改色，馬上找了個臺階大家一起下：“或者等會我們去國會大廈走走吧，跑累了晚上更好睡。”
“國會大廈恐怕去不了，據我所知正在維修，或者去柏林牆遺址？”
柏林牆是二戰後修建的一堵牆，分隔開了東西德國，七年前被正式推倒，象徵自由主義的勝利。
“我對柏林牆不感興趣。”
“為什麼？”
“可能因為戲看多了，不太喜歡現實中太戲劇化的東西。”
“那不是虛構的戲劇，無數人因為柏林牆倒掉而重獲新生。”
“哦，或許吧。”
蘇長青一邊說一邊把啃剩的骨頭扔進一個小筐。
梅露蘭·多拉凝視蘇長青片刻，突然很體貼地建議：“既然累了就不要到處跑吧，我陪你休息。”
陪休息，這是啥意思，美帝又想赤裸裸送溫暖？
“我們可以在這慢慢喝酒，”梅露蘭·多拉指著窗外遠處：“那邊有家很古老的咖啡館，等會也可以過去坐坐。”
這個休息和想象的休息有差距，不夠溫暖。
而且蘇長青也不覺得喝酒吃肉或者陪她喝咖啡真是休息，他已經啃了三個大豬蹄吃了段香腸，有點膩了。
德國人的豬腳和香腸世界聞名，美國的食品安全法就是因為香腸餡太噁心才制定的，而當年的肉聯廠都是德國人開的，這幾年歐洲瘋牛病橫行，這豬肉腸裡不會有牛肉吧？
活著真不容易，走到哪都有奸商想害朕。
柏林的景點蘇長青以前都去過，大冷天只要不瞎跑都好，為此他又啃了一個豬蹄：“好吧，別看什麼殘垣斷壁了，聊天喝酒喝咖啡，這裡的啤酒真不錯。”
德國以前是歐洲的鄉巴佬，很被人看不起，吃的東西也比較土，啃豬蹄的愛好曾經被嘲笑了很久，不過作為啤酒的故鄉，啤酒是真的好喝。
德國豬蹄是先煮熟了再烤，要說口味好到哪去未免昧良心，國內能找出七八種比這好吃的做法。
然而中國卻沒有一種豬蹄在國際上知名，話語權實在是太弱，倒是以什麼都吃蜚聲海內外。
號稱什麼都吃是否值得自豪，這個實在是不好說，後來網上一旦有新聞說哪的某種動物泛濫成災，總有人在下面留言：派一萬個中國人過去，吃到物種滅絕。
每當看到這種話，蘇長青都會聯想到一萬座焚化爐或者一萬輛垃圾車。
不顧形象固然不太好，但某些過度的美化包裝也挺無聊，比如始終有人渲染西方人不吃內臟、雞爪等等所謂髒東西，其實都是扯淡，蘇長青一代目時在法國就吃過奶油豬大腸。
他作夢也沒想過居然有奶油燉豬大腸這玩意，而且價格還不低，一刀切下去像豬在鬧肚子拉稀，蘇長青考慮到中法友誼萬古長青才沒罵幫他點菜的法國朋友。
人類脫離飢餓的歷史非常短，短得超乎許多人想象，所謂歐美不吃內臟的歷史，可能還沒村頭王老漢劉寡婦的命長，蘇長青記得《教父》裡就有年輕的維託·唐·科萊昂在大蕭條時期為妻子孩子弄來內臟裹腹。
對於蘇長青說推倒柏林牆是演戲，作為德裔的梅露蘭·多拉有點難以釋懷：“您為什麼覺得推倒柏林牆是演戲呢？”
“因為這事被宣傳得超越了推倒一堵牆，刻意賦予某種意義就是經過了編導，何況所謂的巨大意義並不真的存在，骨子裡許多東西從未改變。”
“何以見得？”
蘇長青聊起了《朗讀者》，昨天他捋了捋這個故事，有了另外的心得。
他把故事大概說了一遍，一個德國少年愛上大二十歲的漢娜，戰後再見面是在戰犯審判庭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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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露蘭·多拉聽完很驚訝：“您是說這個喜歡聽小情人朗讀的漢娜實際上是個文盲，不可能是集中營的負責人，也就不可能是戰犯，但為了隱瞞文盲的事實，寧可冒著可能被戰後法庭絞死的危險？”
“是的，漢娜對不識字有股強烈的羞恥感，不顧一切堅持隱藏這個秘密，最終被判終身監禁，雖然失去自由，但也保留了最後一絲尊嚴。”
《朗讀者》拍攝於十年後，主演就是今年即將憑《泰坦尼克號》蘿絲大紅大紫的凱特·溫斯萊特。
梅露蘭·多拉顯然沒有考慮過這樣的困境，一時有些反應不過來：“可那個少年已經是法律工作者，完全可以出庭為漢娜作證，僅僅為了自尊而失去自由，甚至令戰爭審判失去意義好像不值得。”
“這正是戲劇矛盾之處，尊嚴和自由哪個重要。
漢娜是集中營管理員，是國家犯罪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當她受命揀選女囚犯，把她們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去受死時，她沒有懷疑過、更沒有挑戰過這個命令的合理性。
當關押數百猶太人的教堂起火，她考慮更多的是如何維持秩序、防止囚犯逃跑，而不是開門救命，於是燒死了許多人，她還是有罪的。”
“你剛才問少年為什麼沒有出庭作證，原因恐怕很複雜。”餐廳裡很熱，蘇長青從寒冷中徹底緩了過來，於是啤酒喝得很勤：“首先是作證也無法免去所有殺人罪行，其次是他們這一代人對上一輩的罪行感到羞恥，心懷怨恨。
但他依然愛著漢娜，在她服刑期間依然寄錄音帶為她朗讀，教她識字。”
梅露蘭·多拉很快反應過來了：“這故事有為戰爭罪犯開脫的味道，個人雖然在國家意志面前很渺小，但畢竟有選擇的能力。”
“如果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文盲，沒有選擇的能力呢？”
“您在設定一種極端的情況，但這改變不了犯罪事實。”
“清算戰爭罪行是其次的，其實這是個關於羞恥、謊言與傲慢的故事。”
梅露蘭·多拉又有些意外：“哦？”
當蘇長青想把這個故事真寫出來時，才明白這並非是一部反戰自省片。
一戰之後德國識字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按道理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漢娜絕不應該是個文盲。
一個自詡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居然還有文盲公務員，這本身真可能是巨大的羞恥。
漢娜一定花了不少功夫撒謊保守這個秘密，她對集中營中殺死大量猶太人並無懺悔之意，甚至自始自終沒有道歉過，但對尊嚴耿耿於懷，不惜為此終身監禁。
“這是自認高人一等的傲慢，不惜撒謊並付出慘痛代價也要維持這個傲慢，這才是這個故事的本質。”
蘇長青覺得這個故事設定給日本人也很合適，日本人在這方面甚至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戰後誠懇道歉的人屈指可數。
凱特·溫斯萊特最終憑此片奧斯卡封后，梅露蘭·多拉都看出其中有為戰爭罪行開脫的成分，評委們不可能看不出，然而此片還是獲獎了。
評委們很明白影片是否反戰是其次，朗讀者朗讀的是文明，這故事販賣的是文明優越論。
“有些事情從未改變，只不過換個形式存在。”
這當然是個好故事，由歐美人寫出來是自我吹噓，如果蘇長青寫出來，恐怕就是一針見血的諷刺。
“您的才華再次令我刮目相看。”梅露蘭·多拉當然也想明白了，笑著喝了一口啤酒：“作為朋友我真心勸您一句，別考慮拍這部電影，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