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的中國，產生了“洋務”這個詞，以總理衙門大臣奕訢、兩江總督曾國藩、閩浙總督左宗棠、直隸總督李鴻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提出應當拋棄陳腐的“祖宗之法”，轉而引進西洋先進技術，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自洋務運動產生之日起，頑固派就一直與之針鋒相對。頑固派是清朝統治階級中與洋務派相對立的一股政治勢力，大學士倭仁、徐桐、李鴻藻等是這一派的代表。而慈禧為了牽制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過程中掌握了兵權的漢族新興官僚，也有意利用頑固派。因此，頑固派和洋務派的鬥爭日趨激化。
一、中學、西學之爭
恭親王奕訢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從小聰明過人，文武雙全，深得道光皇帝的賞識。但因為不善於揣摩老皇帝的心思，在皇位的競爭中敗在了咸豐皇帝的手下。
在圍剿太平天國和捻軍的過程中，恭親王奕訢屢立戰功，在朝廷裡威信很高。在大權在握後，奕訢便想有一番作為。此時太平天國運動已被鎮壓下去，國內趨幹平穩。恭親王奕訢在公元1861年設立了“總理事務衙門”，統一管理對外一切事物，並決定推出新政，發展洋務運動，也稱“同治新政”。
要實行新政，首先必須有一批精通洋務、懂外語的人。於是，京師同文館、上海方言同文館和廣州同文館相繼成立。
一開始，同文館教授的課程是儒家經典和外語，而恭親王奕訢覺得這遠遠不夠，建議開設“天文”、“算學”館，一下子引起了京師內外的軒然大波，揭開了洋務派和頑固派的第一次大規模爭論。
本來，設天文算學館的計劃已由朝廷批准，著手進行就是了。但是，奕訢等料到頑固派必將出來反對，所以預先在奏摺中宣告：此次招考天文、算學，並不是出於好奇，而是迫於西人的術數之學。同時一一駁斥了那些業已廣為宣揚的保守觀點，堅定了朝廷的決心。
果然不出所料，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並擬招收科甲正途人員的訊息傳出後，頑固派立即作出反應。山東道監察御史張盛藻首先上折表示反對，認為科甲正途人員都是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何必要他們學習製造輪船、洋槍的原理呢？朝廷駁回了張盛藻的上奏，指出他們學習天文算學，只不過是借西法來印證中法而已，並非誤入歧途。
頑固派一直認為學“西技”是“舍本求末”，講“氣節”才是“強根固本”。同治皇帝的師傅、大學士倭仁更是帶頭上書，反對學習西方文化，認為所有外國的文化都是奇技淫巧。清廷將倭仁的奏摺發交總理衙門議奏，奕訢等針鋒相對，反駁說：開設天文算學館，並非引人誤入歧途，而是讓今日士大夫痛心疾首，臥薪嚐膽，共深刻勵，以求自強。並針對倭仁在奏摺中所稱“天下如此廣大，不怕沒有人才”的話，要倭仁保舉數人，擇地另設一館，由倭仁負責，以觀成效。還說倭仁公忠體國，必定實心保舉，不會誤國誤民。這一下將了倭仁一軍。倭仁連忙宣告，自己的前奏不必討論，不用另外設館。
倭仁為了此時和奕訢當面爭論，幾乎到了拍案而起的地步，出來後幾乎暈倒，無法上馬，最後借了別人的轎子才回到家中。隨後，倭仁病重，每日只是躺在床上嘆息。倭仁雖告失敗，卻贏得了守舊官員們的同情，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反對學習西方的逆流。不久，京師就流傳開一副對聯：“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弟子拜異類師”。從此，恭親王奕訢就被稱為“鬼子六”。
由於洋務派的堅持和兩宮太後的支援，同文館的西學還是開展起來了，只是招生受到很大影響。在報考中，有的省份幾乎沒有人來投考。有的省份有一兩個人來投考，也多為同鄉所不齒。直到清廷釋出上諭，肯定了同文館開設西學，這場爭論才平息下去。後來，同文館聘請了美國人丁韙良為總教習，開設化學、數學、天文、物理、國際法、外國史地、醫學、生理學、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培養了一大批通“西學”的人才，其中僅駐外公使就培養出28人。
西學之爭以洋務派的勝利告終。公元1870年，根據容閎的建議，兩江總督曾國藩、直隸總督李鴻章聯名上奏，請求選派學童去美國留學。經過短期籌備，清政府決定派遣120名十二三歲的幼童去美國留學，學習期限為15年，以後每年都再陸續派遣。
由於當時社會上還很反對西學，幼童的招生工作極難進行，除非是開明人士和家境極其貧寒、實在無力撫養的人，才不得已把孩子送到遙遠的大洋彼岸去。像詹天佑，他家的一位鄰居在香港做事，勸詹天佑的父親將孩子送去留學，但詹天佑的父親卻希望兒子考科舉做官。這位鄰居再三說明去美國留學比科舉進士有出息，還說如果詹天佑去美國留學，就把女兒許配給他，詹天佑的父親這才點頭同意。當時，詹天佑只有12歲。後來詹天佑學成回國，修築京張鐵路，建灤河大橋，稱著於世。
那時出國留學的幼童有四批，共120人。幼童們到了美國後，成為美國新聞中的轟動事件，美國總統還接見了他們。這些幼童分別被安排在美國平民家庭中生活，受到了很好的照顧和良好的教育。
二、造船之爭
在洋務派推行的近代化活動中，造船工業是最早的重點項目，在其建立之初也是卓有成效的。
左宗棠在公元1866年創辦了福州船政局，該廠由鍊鋼廠、船廠和學堂三部分組成，是中國近代成立的第一個專門製造輪船的造船企業，也最為頑固派嫉恨，使其幾次面臨下馬的危險，由此又發生了造船工業的興廢之爭。
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不久，就調任了陝甘總督，由吳棠接替他。吳棠思想守舊，一貫是反對製造輪船的，所以一到任，就使福州船政局面臨下馬的危機。在吳棠的影響下，福州到處是流言蜚語，並傳佈一些匿名揭帖，表達了一些人對造船的不理解，認為弊大於利。吳棠一面編造總理衙門說船政“用錢失當”的謊話，一面大力打擊左宗棠所委派的船政骨幹，一時之間，弄得船政人員人人自危。
洋務派人士沈葆楨是由左宗棠推薦，繼任福建船政大臣的，專主福州船政局。沈葆楨見吳棠意在搞垮福建船政局，便向朝廷上奏，說船政是國家大業，懇請朝廷起用周開錫、葉文瀾、李慶霖等被吳棠排擠的船政人員。
沈葆楨上奏後，朝廷舉棋不定，遲遲不見迴音。於是，沈葆楨又上書總理衙門，指出船政乃國家大事，吳棠身為封疆大吏，卻不明事理，暗中與船政人員為難，如此下去，將貽誤國家大事。此時，左宗棠極為憤慨，也上書朝廷請求儘快定奪。
事態發展到這個地步，朝廷一面批准了沈葆楨的請求，一面努力調和各方面的關係。但是吳棠本來就反對船政，加上對沈葆楨的成見，兩人很難攜手工作。於是，清廷便調吳棠為四川總督，遺缺由英桂兼署，這才讓吳棠從內部破壞船政的圖謀未能實現。
然而,頑固派不甘心就這樣失敗，就在造船工作進展順利之時，停止造船之議又起，使船政再次而臨下馬的危險。這回掀起波瀾的是內閣學士宋晉，他以花錢太多為由奏請停止造船，說福建連年製造輪船，花錢如流水。造船是為了抵禦外來侵略，如今中外早已講和，再造輪船豈不引起洋人的猜疑？朝廷對此不作明確表態，將此事發給了兩江總督曾國藩及福州將軍兼署閩浙總督文煜議奏。
曾國藩是洋務派人士，因編練湘軍，鎮壓太平天國而起家，早在公元1861年就創辦了安慶軍械所，仿製出一批洋槍洋炮。這些後膛槍、開花炮的威力、射程、射速、準確度、殺傷力，比起清朝軍隊原來用的鳥槍、土炮強多了。後來，曾國藩和李鴻章又創辦了江南製造總局，李鴻章委託海關道員丁日昌，買下了設立在虹口的美商旗記鐵工廠。把上海、蘇州兩個洋炮局搬至上海，成立了大型軍事工業制造局。工廠此後逐年擴充，成立了有洋槍廠、洋炮廠、炮彈廠、火藥廠、輪船廠、鍊鋼廠、子彈廠、水雷廠等，規模都很大。
接到奏章後，曾國藩表示出了對宋晉的極大不滿，馬上致函總理衙門，說西方各國的輪船多而且堅固，日本雖地處偏遠，近來新造輪船也很多，且不惜巨費。現在內地軍務將竣之時，及早謀劃禦侮之計，是上策啊!但是，文煜的復奏模稜兩可，朝廷一時舉棋不定。考慮到經費緊張，下令暫停造船，節約下一部分資金用於急需之處也未嘗不可，並向左宗棠、李鴻章、沈藻楨三人重新徵求意見。
左宗棠一直對船政事業偏愛不已，對於宋晉所奏停止造船一事，早就義憤填膺了，上奏朝廷的摺子可想而知，言詞十分激烈。沈葆楨更是斬釘截鐵地說：“造船之事不但不能馬上停止，即使五年之後，也不能裁撤。”
清廷先後收到左宗棠和沈葆楨態度強硬的奏章，態度漸趨明朗起來。這時李鴻章的奏摺也到了，他從中國所面臨的形勢入手，分析了中國的出路，指出只有多設廠，多造船，多制槍炮，才能抵禦外來侵略。如果士大夫還困於章句之學，苟且偷生，國家的前途將不堪設想。這場由宋晉挑起的爭論，最後以洋務派的勝利告終，保證了輪船的繼續興造。
但是，頑固派並沒有就此罷休。又過了兩年，他們舊事重提，大談船政之害。當時很多外國技工的合同到期，紛紛回國去了。沈葆楨再次挺身而出，與頑固派針鋒相對，但朝廷遲遲不肯表態，船政不敢繼續興工。當時，正是日本出兵入侵臺灣，東南沿海形勢緊張之時。在此關鍵時刻，船政所造之船起了重要作用，沈葆楨親自乘輪渡臺。在解決日軍侵臺事件中，清廷看到了船政的作用，決定批准沈葆楨的請求，大力支持造船，再一次擊退了頑固派的興風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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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鐵路之爭
洋務派同封固派的交鋒，在西學和造船中，只經過幾個回合，洋務派便明顯佔了上風。但在隨後的修築鐵路的醞釀和計劃中，兩派的鬥爭時而對峙，時而反覆，風波迭起。
太平天國的洪仁玕，曾在他的《資政新篇》中提出過修築鐵路作為國家聯絡主幹的設想。比洪仁玕早一年，西方殖民者出於侵略的動機，也有人建議在中國修築鐵路。也正是由於修築鐵路最初是西方侵略者的提議，而且他們在很長的時間內反覆施展威脅利誘的手段，因此遭到了中國官員幾乎一致的堅決抵制。
公元1863年，英、法、美三國駐上海領事透過江海關道，正式向李鴻章建議，修從上海到蘇州的鐵路，遭到斷然拒絕。隨後，一些西方的老牌侵略者赫德、威妥瑪、巴蘭德等人致函總理衙門，大談修築鐵路的好處。當時一位英國人在北京城外修了一里長的小鐵路，將小機車執行其上，速度飛快，使京城上下的人大為驚訝，從未見過這種新鮮事物。英國人修築這段小鐵路的目的，就是想讓中國人開開眼界，能夠接受建造鐵路的建議。但是，從朝廷到內外臣工，任憑洋人如何遊說，甚至現身說法，皆不為動。
直到洋務派認識到開鐵路的益處後，便希望由國人自己承建鐵路，不為外國人竊取。公元1872年，李鴻章率先提出了修築鐵路的主張，可聽說此建議的人無不搖頭咋舌。兩年後，日本出兵臺灣，東南沿海形勢緊張，李鴻章趁機提出修築鐵路的建議，但朝中依舊阻力很大，無人支援。
到了公元1877年，洋務派才得到了開始實施修建鐵路計劃的機會，先是福建巡撫丁日昌提出在臺灣修建鐵路的計劃，得以順利透過，而內地修建鐵路計劃卻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強大阻力。
清政府派曾紀澤赴俄國談劃，索還伊犁。當時傳出俄國要派艦隊封鎖中國海面的訊息，清廷極為緊張，慌忙召見直隸提督劉銘傳商討對策。劉銘傳藉機提出修築鐵路的建議，主張中國應修四條鐵路：南路二條，一由清江經山東到北京，一由漢口經河南到北京；北路二條，一由北京東通瀋陽，一由北京西通甘肅。由於工程浩大，不能同時興建，劉銘傳建議先修清江至北京的一路。
劉銘傳的建議一出，立即遭到頑固派的反對，他們說建造鐵路改變了祖宗的成法，是大逆不道。一旦建成鐵路，沿途的旅店，靠騾馬運輸的貧民都將失業。最為可笑的是，頑固派認為修建鐵路時，必用火藥炸山開石，不但驚動鬼神，還會破壞風水，帶來不祥之兆。修建鐵路的計劃就這樣在頑固派的吵嚷聲中不了了之。
公元1884年，李鴻章重提修築清江至北京鐵路之事，頑固派紛紛出來反對。而洋務派中只有李鴻章、左宗棠二人贊成修造鐵路，因此沒能成功。不過，醇親王奕■對鐵路問題的態度有了轉變。此後，他與李鴻章內外配合，聯手推進鐵路興建工作。
公元1887年，奕■正式上奏朝廷，請準建津沽鐵路，並指出鐵路興建與海防和商業的重要關係，得到了批准。奕■於是趁熱打鐵，又奏準了天津至通州的鐵路。
正當洋務派準備大幹一番時，頑固派又出來反對了。他們羅列了鐵路的三大危害：資敵、擾民、奪民生計。為了回擊頑固派的反撲，洋務派與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但終因頑固派的氣勢洶洶，最後待建的鐵路一律下馬。至此，第三次關於修建鐵路問題的爭論方告結束。
洋務派與頑固派進行的三次關於修築鐵路問題的爭論持續了整整十年之久。頑固派力量強大，洋務派身體力行，卻又不敢放開手腳，難以有太大的起色。
洋務運動時期，洋務派與頑固派之間始終存在著複雜尖銳的思想論爭和政治鬥爭。雖然兩派維護封建統治的立場和目的是一致的，但達到目的的手段卻大相徑庭。清朝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一方面要依靠洋務派來支撐危局，一方面又怕洋務派勢力過分膨脹危及自己的統治，因此有意借頑固守舊勢力的糾纏來壓制洋務派，使他們互相牽制，以此維持了清政府的虛弱的統治。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