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樊樹志老師的論文，大家看看我漢人最後一個皇帝，可憐的崇禎帝，被群臣欺負的可憐故事）
崇禎十三年五月，薊遼總督洪承疇奉旨率總兵曹變蛟、白廣恩、吳三桂、王廷臣等十三萬精兵出山海關，解錦州之圍，本擬打一場持久戰，無奈兵部企求速戰速決，終於導致全線崩潰。正當洪承疇孤軍困守松山時，清朝方面以和議助攻戰，再次發出和議資訊。其起因，據說是崇禎十四年十一月遼東原野下起茫茫大雪，清軍補給斷絕，正欲解圍而歸，又恐明軍尾隨攻擊，便透過蒙古人發出求和意向［②ｅ］。遼東寧前道副使石鳳台把這一動向上報朝廷，崇禎帝原本抱著“滅寇雪恥”的願望，對和議毫無思想準備，便以封疆大吏私自與敵方洽和有辱國威，把石鳳台逮捕入獄。到了松山、錦州形勢日益吃緊時，內閣輔臣謝升與其他閣臣商量：“我力竭矣，款建虜以剿寇，鳳台言良是”。於是決定由兵部尚書陳新甲出面提議此事。崇禎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元旦朝賀完畢，陳新甲向皇上提出“款建虜”的主張，但又不敢直接提及“款”字，迂迴地說：“（松、錦）兩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間不可。”崇禎帝對松、錦兩城的困境一籌莫展，既然“建虜意欲和”，便答道：“城圍且半載，一耗不達，何間之乘？可款則款，不妨便宜行事。”謝升立即應道：“彼果許款，款亦可恃。”與清朝和議和事就這樣定了下來［③ｅ］。陳新甲得到皇上的旨意：“可款則款，不妨便宜行事”，立即派馬紹愉以兵部郎中、二品官銜的身份前往寧遠與清方接洽。
這是明、清之間歷次和談中最具正式規格的一次，崇禎帝以“諭兵部尚書陳新甲”的形式寫了一份敕書給皇太極，皇太極如法炮製，以“諭英郡王阿濟格”的形式，作為答覆。在瀋陽談判之後，馬紹愉帶了皇太極的國書返回寧遠。清方提出的條件是“每歲貴國饋黃金萬兩，白金百萬兩，我國饋人參千斤、貂皮千張；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為貴國界，以塔山為我國界，連山適中之地，兩國於此互市”［④ｅ］。
六月初三日，崇禎帝召見內閣首輔周延儒，徵詢他關於此事的意見，再三追問，老奸巨猾的周延儒始終一言不發。其實周延儒是贊成和議的，當初謝升與陳新甲提及此事時，他並無異議。正如給事中李清所說：“寧錦之潰，北邊精銳幾盡，而中州寇禍正張，上意亦欲以金幣姑緩北兵，專力平寇，謝輔升與陳司馬新甲主之。周輔延儒亦欲安享其成，成則分功，敗不及禍”［⑤ｅ］。
此次和談是秘密進行的，“因畏聲氣諸臣阻撓，故深秘之”［⑥ｅ］。當時在瀋陽的朝鮮官員也只是風聞，無法確證［⑦ｅ］。不料馬紹愉與陳新甲書信往還，偶爾疏忽而洩密。一日，陳新甲得到馬紹愉的信，閱畢放在桌上，僕人以為是普通塘報，隨手交給塘報官傳抄，於是流傳於外。馬紹愉在信中寫道：“紹愉見憨（即汗，指皇太極），講好索金三十萬、銀二百萬，已許金一萬、銀一百萬，憨尚不肯，決要金十萬、銀二百萬，不從，即發兵，你家所失豈止此數！”［⑧ｅ］於是言官彈劾陳新甲“主和辱國”，朝廷上下立即沸沸揚揚。
崇禎帝原本考慮到中原“寇禍正張”，意欲“以金幣姑緩北兵，專力平寇”，孰料事機洩漏，輿論譁然，內閣首輔周延儒又不肯挺身分擔責任，不得已改變初衷，屈從輿論。他雖貴為天子，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更不肯為臣下承擔責任，把此次和議的責任一股惱兒全推到陳新甲身上，把他逮捕法辦［①ｆ］。陳新甲自以為受皇上旨意行事，有恃無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詡其功。終於成了替罪羊。廷臣們以為陳新甲“專擅議款”當斬，崇禎帝卻偏偏說陳新甲任兵部尚書期間使七名藩王被殺，比敵兵薄城罪更重，所以當殺，隻字不提和議之事，可見他並不認為和議足以構成死罪。然而置他於死的恰恰是和議，談遷為他辯護道：“陳司馬甚辯有口，頗諳疆事，羽書狎至，裁答如流，案無留牘，後人莫之及。其禍兆於主款……大臣不深為社稷慮，惟私旨是徇，鮮有不覆者”［②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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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崇禎帝授權陳新甲秘密與清朝議和，在當時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毋庸置疑不失為一時權宜之計，對內對外都是利大於弊的。到了功敗垂成之際，機密洩漏，引起不明真相的言官們一片反對聲浪，他們搬出《春秋》大義，以傳統政治倫理來否定作為權宜之計的和議，使崇禎這樣有政治主見的人也不敢理直氣壯地力挽狂瀾，使和議中途夭折。經過此次波瀾，他再也不敢與清朝和談，同年十一月，清兵又一次南下，明朝的困境較前更為嚴重。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中，崇禎已經無牌可打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