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回救亡圖存國共合作
忍辱負重積極備戰
197年4—5月間，華北地區開始選舉國民大會代表，冀、察、平、津成立了國民大會選舉總監督處，開始推舉代表。這一事件對華北有著特殊重要意義，引起國內外普遍關注。並向全國表明，冀察政委會擁護國家統一，華北是中國整體的一部分，不容任何爭議。至此，日本數年來對華北煞費苦心的分化手段宣告徹底失敗。
國共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一次合作一樣，首先是由國民黨與蘇聯在這方面取得聯系。關於國共第二次合作的設想，還是在19年長城抗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將觸角伸到華北，滅亡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蔣介石便開始從國際大局勢上謀劃對日戰略。
蔣介石在變，共產國際和蘇聯在變，共產國際的主要工作轉變為結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195年8月，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蘇維埃政府和共X黨願意做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
這個《宣言》，雖然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但此時在中國國內的這兩個領導機構卻茫然無知。
蔣介石是10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陳立夫、曾養甫等人，設法“打通與共X黨關係”。主席與彭德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主力，於195年10月下旬進入陝北，與陝北紅軍徐海東、劉志丹部會合，在陝北蘇區初步穩定下來後。11月下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到達瓦窯堡，恢復了中共與共產國際中斷了1年多的聯絡。
張浩，即林育英，湖北黃岡人。19年參加中共組織，與林育南、林（林育蓉）是堂兄弟。19年，張浩作為中國工會代表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工作，是中共中央駐莫斯科代表團的重要成員。他奉共產國際指派回國，詳細向中共中央和紅軍的主要領導人，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廣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此後，中共中央根據上述情況，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於11月8日，發表了和“八一宣言”內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國宣言》。這兩個宣言，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在中華民族抗日民主運動新潮到來的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情況、新問題。根據這些重大變化，主席決定加強與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方面的聯絡，以結成了三位一體的抗日聯盟。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與國民黨中央取得了聯絡。7月，曾養甫請張子華再赴陝北，送信給周恩來，表示“盼兩方面能派負責代表切實商談，如兄能排除政務來豫一敘至所盼禱”，並口頭表示，鄧穎超來談也可以。經過張子華的幾次往返溝通，10月15日，張子華從廣州帶來的曾養甫代表國民黨當局答應的四個條件：
一、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二、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與國軍相同；三、共X黨代表公開參加國民大會；四、即派人具體談判。
隨後不久，196年1月1日，爆發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蔣介石。由此加快了雙方和談的步伐。
西安事變的當天下午，中共中央和主席首先接到劉鼎從西安發來的急電，報告張學良、楊虎城兵諫捉蔣的訊息。緊接著，又收到了張、楊發來的急電，報告了大致經過，並希望紅軍派主力開赴延安及其以南地區，以便互相配合，防備不測。張、楊八項主張的通電不久也傳到了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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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主席、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朱德、博古、任弼時、關向應、張國燾在主席辦公室徹夜開會，對西安事變爆發後，國內外錯綜複雜的形勢進行了分析，統觀全域性，從抗日大局出發，提出和平解決的方針，否定了殺掉蔣介石的意見。
中共分析西安事變的性質，是國民黨實力派不滿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但事變帶有軍事陰謀方式，扣留了蔣介石，使西安和南京處於公開敵對地位。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釀成新的大規模內戰，將妨礙全國抗日力量的團結。
不久，就收到了蘇聯方面對於和平處理這一事變的意見，蘇聯認為張、楊行動是日本人的陰謀，應該盡一切努力保證蔣介石的安全。
中共中共做出決定：覆電張、楊，讚揚其正義行動。並應張、楊請求，委派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參加談判。在中共與張、楊三方會議時，周恩來從捉蔣或殺蔣的利弊入手分析，講到蔣介石對抗日的可能態度說：“蔣介石現在的處境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因此，藉著放他的機會，逼迫他改變對內壓迫，對外妥協的政策，參加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能夠這樣，總比殺了他而引起一場大規模內戰對國家、對民族有利得多。至於說到蔣介石是否會報復的問題，這並不完全取決於蔣介石個人。只要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三方面團結一致，進而團結全國人民，形成強大的力量，他就是想報復，也報復不了。當然，我們放蔣是有條件的，否則也不能輕易放他走。”
談判即將開始，蔣介石提出兩個要求：一是他不出頭，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與西安方面談判；二是對決定的條件，他以“領袖的人格”擔保，不作書面簽字，逐步執行。
宋子文帶著這兩條要求與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洽商。周恩來及時發電報向中共中央和主席彙報請示，主席回電同意可以不簽字，並說：“要他簽字幹什麼，籤與不籤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話，籤了字也沒有用。”西安方面為早日解決問題，同意了蔣的要求。
日上午，周恩來遵照中共中央和主席指示，首先提出六項主張：雙方停戰，中央軍撤至潼關以東；改組南京政府，肅清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釋放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X黨公開活動（紅軍儲存獨立組織領導，在民主國會前，蘇區仍舊，名稱可以冠以抗日或救國字樣）；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合作。
4日晚，周恩來在張、楊和宋氏兄妹的陪同下，會見了蔣介石。宋家兄妹告訴周，蔣介石這兩天病了，不能多談話。週一進臥室，蔣介石不免顯得尷尬，勉強坐起來，扶住摔傷的腰，請周坐。周恩來神情莊重，態度從容，同蔣握了握手，說：“蔣先生，我們有十年沒有見面，你顯得蒼老多了。”
蔣點點頭，嘆了口氣，然後用眼睛看著周說：“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只要蔣先生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周恩來立即回答。
蔣介石聽了這句話，沉默了一下，好象有很多感慨的樣子。這時，宋家兄妹一致對周表示感激。宋美齡俯身對蔣說：“周先生是來同你商談救國大計的，你聽清了沒有？”宋美齡直起身又說：“你們本是同校故交，今日會面，要互相見諒。此次委員長在西安出事，多虧周先生千里迢迢前來斡旋，實在感激得很！”
蔣介石向周恩來表示了三點：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周解決一切（所談如前）；他回南京後，周可直接去談判。
197年月10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中共抓住時機發表了《致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公開提出了著名的“五項要求”與“四項保證。”
要求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採納的五項要求是：
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
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國民黨接受這五項要求的前題下，中共提出了四項保證：
一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黨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
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中共的主張一出，立即受到全國各界的歡迎。稱讚中共的主張，敦促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成團結抗日的大會。全國要求實現團結抗日的熱潮，已成不可阻擋之勢。
197年月中旬到4月上旬，周恩來從延安到杭州，同蔣介石進行直接談判。蔣介石因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給他留下頗深印象，因此，他對周恩來來杭相見，極為高興。
關於蘇區改制問題，蔣介石說：“邊區可以是一個整體，不予分割，但邊區的主要行政長官要由南京出，此人可以由你們在國民黨中挑選。邊區政府的其他副職，均由你們推薦，工作也由你們自己幹，國民黨不來干涉。目的是為了應付各方，否則我不好辦。”稍停又接著說：“幾個月之後開國民大會和國防會議，共X黨可派代表參加。”
關於紅軍改編問題。周恩來說：“紅軍可以取消名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軍事委員會及蔣委員長統一指揮，準備為國防需要而調赴前線。
紅軍具體編為個師、6個旅、1個團及其直屬部隊，總人數不得少於4萬人。原蘇區地方部隊改為地方民團及邊區保安隊。個師以上設立總指揮部，各級指揮員由我方推薦，國民黨任命。國民黨不得向紅軍派遣副佐人員及政訓人員。紅軍改編後，各種薪餉待遇應與中央軍相同。紅軍的防地應增加。
在談話中，蔣介石承認共X黨有革命精神和民族意識，是新生力量，認為過去因國共分裂導致革命失敗，造成軍閥割據和帝國主義佔領中國的局面。他似有所悟地說：“我過去有錯誤，要檢討，你們也要檢討過去的決定，堅持新的政策。”蔣表示希望今後再不要打內戰，要永遠合作下去，“我死了也不要分裂，免得英、日聯合起來瓜分中國。”
19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了。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對於國共雙方合作起了催化作用，但也為後來的磨擦乃至戰爭留下了後患。
8月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共轄第115、第10、第19師個師，林、賀龍、劉伯承分任師長，總兵額45000人。八路軍主力從8月底陸續開赴前線。
從197年8月開始，國民黨陸續釋放被關押的中共黨員和其他政治犯，後基本全部釋放。
9月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承認中共合法的公開講話。講話承認了在“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中共的合法地位，願意在國家存亡危急之秋，與共X黨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
以9月日發表的《中共宣言》，日蔣介石發表的廬山談話為標誌，第二次國共合作終於正式形成。
雖然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連年用兵，軍費不斷增加，財政赤字日增，這期間的經濟政策還是促使中國經濟取得了較好的發展。成為二十世紀最好的三個經濟發展時期（包括新中國建國初期至1957年、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之一。
195年10月10日，蔣介石正式發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及其實施》，其主要內容是闡發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與新生活運動之關係。在他看來，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指全國各業總動員，以提高國民之生產與消費能力，增加輸出，減少輸入等一種普遍經濟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總目標為：盡人力、闢地利、均供求、暢流通，以謀國民經濟之健全發展。
蔣介石經濟建設的主導思想，就是在不改變所有制的經濟格局下，建立和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以求得國民經濟的全面增長。蔣介石倡導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真實動意，是在日本侵華企圖日益明顯的背景下，希望透過建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充實他控制政治局勢的經濟實力。195年11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的國民經濟建設綱要成為國民黨今後的根本方針之一。
197年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透過了《中國經濟建設方案》。之後，一系列經濟建設措施紛紛出臺，加快了經濟建設步伐。總的說來，抗戰前國民政府視財政金融、交通運輸、工業建設為重點，投入了大量財力、物力，成效較為顯著。
國民黨南京政府出於軍事上的考慮，對交通運輸業十分重視，動用了大量軍民力量修築公路，全國鐵路和公路通車里程由197年1.04萬公裡和1.8萬公裡，到197年增至106公里和11萬公裡。
航運方面，抗戰前，國民黨政府加強了航運建設和整理，並對長江航道進行疏理，炸燬暗礁，清理河床，使之成為中國沿海工業內遷的主要通道。
航空方面，至抗戰爆發時，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的航空業，中日矛盾尖銳，國民黨政府對航空運輸作了一定的部署和調整。加強歐亞航空公司在西安的部署；在洛陽、西安等處建設油庫；訓練飛行技術人員，逐漸取代外籍人員，以便應付日益複雜的戰爭局勢。
在工業建設方面，中國工業基礎薄弱，且發展很不平衡。在195年以前，中國幾乎談不上有重工業。伴隨著日本全面侵華企圖日益明朗，國民政府要求建設國防經濟，發展重工業的呼聲高漲。在國民黨五大上提出了發展重工業的方法，並制定了煤炭開採、石油勘探與鋼鐵及機械制造的發展計劃。
國民黨政府在制定國防建設計劃時，還考慮到戰爭爆發後，沿海城市可能被佔領，把一些重要的廠礦設在湘贛和四川，同時也能調整工業布局不合理的現象。於是，國民政府的工業經濟建設從制定計劃、調查勘測落實到建設、強化國防經濟的若干基本產業、從事實際的開發和建設上來。
這一時期，在重工業建設方面已建成和開始建設的廠礦有：湖南湘潭鋼鐵廠，年產量10萬噸鋼；湖南茶陵及湖北靈鄉鐵礦；湖北大冶陽新及四川彭縣銅礦廠，年產量400噸；江西高坑煤礦，年產量0萬噸。到抗戰前，資源委員會以投產、合辦的形式控制的企業達個。從15種工業產品看，195年工業生產總值為109.7億元，196年工業總值為1億元。
根據197年至196年中國機械工業發展狀況表，197年中國機械工業廠家為19家，資本為194160元，工人數為64人。至196年，工廠增至77家，增長41%；資本為8681496元，增長4068%；工人數增加至17065人，增長54%。
根據197年至196年中國化學工業發展狀況表，197年中國化學工廠為11家，資本為07.168萬元，職工人數為0989人。至196年，工廠增加至44家，增長1%；資本增加至491.49萬元，增加近一倍；工人增加至5451人，增加160%。
根據中國農產工業發展狀況表，197年從業廠家為19家，資本為486.61萬元，工人為09人。至196年工廠增加至855家，增加48%；資本增加至581.6萬元，增加.5%；工人增加到406人，增加近1倍。
根據中國紡織工業發展狀況表，197年中國有紡織廠家9家，資本8974.47萬元，工人1555人。至196年工廠增加至1160家，增加96%；資本增加至01.814萬元，增長15.%；工人增加到9706人，增加116.8%。
這一時期，中國物價基本穩定，根據196——196年上海、華北、廣州批發物價指數；以196年為100，到196年，上海批發物價指數為108.5；華北為100.6；廣州為105.4。
“九一八”事變後，在日本侵略勢力的進逼下，國民黨政府丟城失地，黨政要員紛紛呼籲政府“鞏固國防，長期抗戰”。在內外壓力下，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逐步著手從軍事上進行抗戰的準備工作。19年1月成立了軍委會城塞組，具體負責修建各要塞及國防工事。華北事變後，196年1月1日，蔣介石急令“武漢要塞工程應從速著手，星夜趕修”。到197年上半年，南京、鎮江、江陰、寧波、廈門等9個要塞區基本整建完畢，共擁有炮臺41座，各種要塞炮7門。
劃分防區，構築防禦工事。蔣介石指示將全國劃為10個防區，並且明確要求各防區陸軍要努力偵察本區之地形，利用演習構築必要陣地，建築交通道路，集積物資，作好戰爭準備。他還將全國分為抗戰區、警備區、綏靖區、預備區4個大區，並以軍委會為最高統帥機關，設立6個國防軍總指揮部，一個總預備軍指揮部。在這一基礎上，軍委會又將全國劃分為5個戰區，進一步完善了戰區的劃分。
大規模構築防禦工事是從195年底開始的。國民政府計劃在江浙、山東、冀察、晉綏、河南、廣東、福建、廣西8個區構築牢固的防禦工事，並計劃首都南京為中心，逐次向國境線推進，分期分割槽完成構築任務。計劃初期實施十分緩慢，至全國抗戰爆發前夕，第一期國防工程基本完成，約計構築工事4座。
整編軍隊，擴充軍備。國民黨政府的軍隊體系一直十分混亂，裝備也很陳舊，特別是各隊伍之間利益衝突嚴重，不能團結對敵。從194年底開始，蔣介石著手整軍，將全國軍隊編成60個師，暫定至4年編練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國民黨軍隊派系眾多，編制混亂，武器種類混雜，訓練、管理雜亂無章的狀況。在這一時期，國民黨政府還組建了空軍。南京、上海、武漢、太原等地的兵工廠也整頓一新。
改革兵役制度，推行國民軍訓。196年月，國民政府下令實行徵募並行的兵役法。中央設立國民軍事訓練處，將全國優秀人才輪流軍訓。截至抗戰爆發，全國參加完軍訓的高中學生.4萬人，專科以上學生6.44萬人。《196年壯丁訓練實施綱領》頒佈後，當年便訓練完畢壯丁50餘萬人，正在訓練者約100萬人。兵役制度的改革和國民軍訓的推行，為抗戰爆發後兵源的及時補充做了一定的準備。
“九一八”事變後，對在東北建立什麼樣的政權，關東軍內部有不同的爭論。板垣徵四郎和石原莞爾主張直接併入日本版圖；土肥原則建議放棄直接吞併的主張，搞一個表面由中國人統治的“滿蒙五族共和國”，以較小的代價取得實質性效果。日本政府迫於形勢，同意了土肥原的方案，最後扶植起偽滿洲國。在華北問題上，日本想如法炮製，設想扶植北洋軍閥勢力，195年底，日本侵華勢力鼓動成立“華北五省聯盟自治政府”，使華北脫離中央政府。
就在這個時期，德國派出法肯豪森，接替在圍剿紅軍中為蔣介石提供軍事顧問的塞克特，法肯豪森194年抵達中國，最初作為塞克特的副手，但他不像塞克特那樣，拒絕參與長江流域針對日本的防禦計劃。他認為：中日必有一戰。195年7月底，他以南京政府德國總顧問的身份，向蔣介石陳述戰略。
法肯豪森認為：
一、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近切者是日本，日本必然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加強，至少設法延遲其實現；
二、目前戰略情況，一旦軍事上發生衝突，華北即受到威脅，若不戰而棄河北，則隴海路及其大城市，即陷於最前戰區，對黃河防線，不難由山東取卷席之勢。對海面有重大意義者，首推長江；
三、國際政局目前異常緊張，列強一時無聯合或單獨干涉之可能。華盛頓之九國公約，實際上早成廢紙。中國不自衛，無能拔刀相助者，若不傾全力奮鬥以圖生存，則華北全部包括山東在內，必脫離中國；
四、凡作戰部隊，宜集中於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區間。東部有兩事極為重要，一為封鎖長江，一為警衛首都。次之為南昌、武昌，可做支撐點，宜用全力固守，終之四川，為最後防地；
五、綜合言之，就民族、政治、經濟、心理、軍事上各種情況，具有全面應戰之必要，萬不可不戰而棄寸土。中國若不表示為生存而全力奮鬥之決心，則列強斷不起而干涉。
面對日本日趨緊逼的態勢，中國政府將如何應對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