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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章:新皇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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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慶六年,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鈞出生在裕王府,是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鈐,俱早亡。四子朱翊鏐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

朱翊鈞的誕生給裕王府帶來歡樂,王府張燈結綵,來道賀的人絡繹不絕,熱鬧非凡。然而,這種喜慶的氣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現象。原來朱翊鈞的祖父嘉靖皇帝,對於這個皇孫的出世並不高興,而是產生一種憤恨的心理。

因此,關於朱翊鈞的誕生,沒人敢報告皇帝,更不敢為之起名字,直到5歲時,這個皇孫才有了朱翊鈞這個名字。穆宗說:賜你名字,名為鈞,是說聖王制馭天下,猶如制器之轉鈞也,含義非常重大。你當念念不忘。

萬曆帝是穆宗的獨子,隆慶二年,三月十一日,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萬曆的生母李太後身世卑微原是宮人,後來母以子貴才晉升為貴妃。皇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將來要治國治民,必須從小接受教育,瞭解以往帝王承業治國的經驗教訓,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駕馭臣民的本領。萬曆帝雖然年幼,卻很懂得這個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為教官,輔導他讀書。朱翊鈞學習非常用功。

其母李氏“教子頗嚴。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令效講臣進講於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為盥面,摯之登輦以出”。由於講官的盡心輔導,李太後的嚴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萬曆帝年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後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說:“朕五歲即能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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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宮中傳出隆慶帝病危的訊息。二十五日,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召入宮中。高拱等人進入寢宮東偏室,見隆慶帝坐在御榻上,榻邊簾後坐著皇后陳氏、皇貴妃李氏,10歲的太子朱翊鈞就立在御榻的右邊。隆慶帝抓住高拱的手,臨危託孤,“以全國使先生勞累”。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給太子朱翊鈞的遺詔: “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輔臣並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荒怠,保守帝業。”三位大學士受託之後,掩淚而出。

第二天,隆慶帝即崩於乾清宮。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鈞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曆。

即位之後,在讀書方面,明神宗也是從一開始就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在明朝的眾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樣確實是不多見的。萬曆朝舉人沈德符記敘,神宗即位後,就按照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每天於太陽初出時就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然後少息片刻,復回講席,再讀史書。至午飯完畢時始返回宮內。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

故十年之中,“聖學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極亦在幼衝,初不聞三楊諸公有此朝夕納誨,遂使王振得盜國柄,幾危宗社。則今上早年勵精,真可只千古矣”。

明神宗即位時,擺在他面前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朝綱,矯除積習”。這個問題,以後變得更為激烈。按照隆慶帝的佈置,高拱是外廷的顧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宮中,朱翊鈞自然依靠馮保。但是,馮保與高拱的關係非常惡劣。此前,司禮監掌印太監職位空缺,高拱先後推薦了陳洪、孟衝,就是不願讓馮保做掌印太監。神宗自己在登極詔中也命令他們:朕方在沖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

馮保此人知書達禮,又喜愛琴棋書畫,很有涵養,所以很受隆慶帝的喜愛。馮保利用皇權更迭之間的權力真空,輕鬆地透過一道遺詔,就驅走了孟衝,自己做了掌印太監。但是,就高拱來說,對馮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後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給事中程文、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都開始彈劾馮保。

由此,一場政治鬥爭勢必不免,鬥爭中,衝突雙方是馮保和高拱,而張居正表面上是幫助高拱的。但實際上,張居正與馮保關係非常密切,早就預謀趕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為內閣首輔。高拱,“性直而傲”,“持論多偏”,說話隨便,常常為此得罪人。他與徐階有矛盾,在徐階謝政歸裡以後,高拱即“扼階不遺餘力”,為此又與張居正關係破裂,成為冤家對頭。高拱主閣,堅持反對宦官越權,為此觸犯了當時內廷的大紅人太監馮保。馮保遂與張居正內外串通起來,欲置高拱於死地。

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後,馮保將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他不問高拱說此話的背景,是否屬實,即於隆慶六年六月十六日將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後神宗,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高拱一走,高儀也驚得嘔血三日而亡,三位內閣顧命大臣中只剩下張居正一人。

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堆積如山。面對著這些重重的困難,萬曆帝沒有畏縮不前,為了“皇圖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神宗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

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以後,神宗將內廷的事務託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

隆慶六年,六月十九日,張居正剛剛走馬上任幾天,神宗就在平臺,單獨召見他,共商大計。由於明穆宗在位從沒有召見過大臣,所以這事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使廷臣看到神宗承業治國的精神和決心,又大大提高了張居正的威信。

明神宗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支持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明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其時,因為神宗年幼,對祖制還不十分明白,不曉得個中的利害關係。後來,他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這是萬曆初年整個社會改革的中心環節,也最有意義與成績。清丈田畝,又稱“清丈田糧”,目的是為了糾正田制混亂。這是繼洪武朝之後進行的又一次全國性的土地大清丈。

萬曆六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進行試點。中心問題是為了改變有田者不交納稅糧、無田者苦於賠納的怪現象,使田畝與稅糧掛鉤。由於明神宗態度明確,張居正指導得力,堅決排除阻力,試點工作進行得頗為順利。

至萬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糧事竣”。神宗與張居正因勢利導,趁熱打鐵,立即通行全國清丈。戶部奉旨就清丈範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項規定,於同年十一月下發各地。

至萬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總計支出新增一百四十餘萬頃。推廣“一條鞭法”,是當時經濟改革的又一出重頭戲。萬曆九年,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這標誌著整個張居正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

萬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援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萬曆十年,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神宗從此開始親政。

這次改革,始於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基本結束。它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後期政治、經濟關係新變動的深刻反映。其範圍,覆蓋政治、經濟諸方面。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後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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