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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和夏言強調了後勤補給的重要性之後，朱厚熜的視線又轉回到了嚴嵩的身上：“嚴閣老，夏閣老要專注於用兵西洋諸事，江南改稻為桑和抑制豪強兼併兩項要務，就拜託你和東樓父子二人了。這同樣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亦關乎我大明江山社稷萬世治安，且不能出什麼亂子！”
自從夏言舉薦嚴世蕃主政應天，皇上俯允所請，嚴嵩就料到會有這麼一天。不過，這兩項要務固然棘手，可能還會引起江南官紳士人的激烈反對，總好過夏言承辦關乎兵兇國危的西洋軍務，他當然不能推託，忙躬身應道：“老臣與犬子定當殫精竭慮，不負君父社稷之託！”
這個時候，夏言突然插話進來，說：“皇上，微臣有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一向剛直強橫的夏言這麼藏著掖著，讓朱厚熜不禁微微一怔，隨即笑道：“朕早就說過，御前議事，但有所想，自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夏閣老有什麼話儘管說好了。”
“謝皇上！”夏言說：“依臣之愚見，應天乃至江南諸省改稻為桑是否還要繼續推行，還需從長計議……”
一旁的嚴嵩和高拱心裡都是“咯噔”一下，尤其是高拱，不禁替恩師捏了一把汗：改稻為桑是皇上一直念念不忘的國之大政，嘉靖二十五年平定江南叛亂之後，就要在江南諸省大力推行，後因各地官府為了逢迎聖意，不顧百姓意願，強令百姓將稻田改為桑田，險些激起民變，朝廷不得不緊急叫停，皇上卻一直引以為憾。今年年初，皇上又重提此議，並汲取當年的教訓，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勵措施，如今江南各省府州縣正幹得風生水起，也沒有出什麼亂子，恩師為何卻說要從長計議？
而嚴嵩卻在心裡慨嘆：夏貴溪果然是夏貴溪，老夫不敢說的話，他卻敢直言無忌，可見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朱厚熜的眉頭也皺了起來，沉聲問道：“為何要這麼做？”
夏言說：“按年初御前財務會議議定的方略，以三年為期，要將浙江一半的農田改為桑田，應天府適宜種桑的州縣也要改稻為桑，一年增產多達生絲一千五百萬兩，摺合絲綢三十萬匹。若是西洋戰事一起，海上商路便會阻隔。臣恐三五年間，我大明所產絲綢難以遠銷印度、波斯乃至佛朗機商人口中所稱的極遠之阿非利加洲、歐羅巴洲諸國。這些增產的生絲和絲綢若是賣不出去，桑農織戶將無以為生，各處作坊也難以為繼；若是低價賤買，又恐有‘穀賤傷農’之虞。是故臣以為，可否將改稻為桑之國策暫緩三年推行，以待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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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言的話雖說不合自己的心意，但他指出的這個問題卻不能說是杞人憂天，朱厚熜沉吟了許久，才說：“夏閣老的擔憂不無道理。不過，朕以為情勢還未到那個地步。理由有三：其一，近年來，朝廷與蒙古各部一直交好，雙邊互市發展迅猛，據大同市舶司及其他各處馬市奏報，蒙古各部對我大明絲綢棉帛的需求遠未滿足，每年多銷十萬匹應當沒有問題；其二，晉商去年順利打通了與西域諸番往來通商的絲綢之路，我大明所產的絲綢棉帛歷來是西域諸國求索無限的商品，自漢代起便從陸路遠銷西域乃至波斯等國，是故才得名為絲綢之路。這些年裡陸路阻絕，市場早就飢渴日久，商路一通，往來商販勢必絡繹於道，又可消化很大一部分增產的絲綢。還有其三，印度、波斯及歐羅巴洲諸國與佛朗機人並未結成攻守同盟，大概不會因為佛朗機人與我大明交惡而斷絕與我大明的貿易往來；他們國家的民眾對我大明絲綢的需求也不會受太大的影響。既然三大國外市場的需求都沒有發生劇變，大致不會出現‘穀賤傷農’之事。”
夏言說：“請皇上恕老臣放肆敢言。以往我大明海商貨殖西番，至多遠至滿刺加，運往印度、波斯及歐羅巴洲諸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物，都仰仗佛朗機人中轉。我大明海商於航路、海情都不熟悉，也與那些國家的商人並無交情，要將我大明絲綢遠銷彼國，只怕並非朝夕便可功成之事。”
朱厚熜笑道：“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百姓家有句俗話說的好‘死了張屠夫，不吃渾毛豬’。我大明海商也不比佛朗機人少了一顆腦袋兩隻手，為何要讓佛朗機人做中間商，平白地分去一大筆利潤？早在成祖年間，三寶太監鄭和便已開闢通往印度、波斯乃至阿非利加洲等國的航路；即便是透過極遠的歐羅巴洲諸國的航路，佛朗機人也走了五六十年，應該不成問題。唯一值得重視的，是如何建立與那些國家商人之間的直接貿易聯絡，開拓新市場。朕也知道，開拓新市場一開始的確很難，但有我大明絲綢這一質量上乘、信譽極佳的拳頭商品，又沒了中間商的分潤，售價便可降低一些，那些國家只怕會對我大明海商倒履相迎，奉若上賓呢！”
高拱插話進來，說：“啟奏皇上，遠赴印度、波斯及阿非利加洲、歐羅巴洲諸國，煙波萬里，風險很大，且來回所耗費的時日倍於西洋航路，貨殖成本勢必加大，臣恐那些海商不願成行。”
朱厚熜笑道：“呵呵，肅卿能說出‘貨殖成本’這樣的專業術語，倒不枉朕當年將你派往泉州主持廢弛海禁、開辦海市諸事啊！”
揶揄了高拱一句之後，他正色說道：“這個問題的確不容忽視。朕以為，朝廷可以適當採取一些鼓勵措施，比如說，對直銷印度、波斯及阿非利加洲、歐羅巴洲諸國的商品減免榷稅，從那些國家運回的商品也適當降低關稅，以鼓勵我大明海商積極開拓新市場。這麼做，從表面上看，朝廷一時少收了一點進出口的商稅；但從長遠來看，卻是國家、海商、織戶、桑農多方受益。”
接著，他又笑著說道：“呵呵，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更何況驅本逐利乃是商賈天性，只要貨殖利潤足以令他們動心，不要說什麼印度、波斯、阿非利加洲、歐羅巴洲，即便是天涯海角、碧落黃泉，他們也會趨之若鶩。是故朕以為，只要朝廷優惠政策得當、扶持措施有力，總有一天，全世界的各大港口，都會停泊著我大明海商的船隊；各大城市，都會有我大明商人的店鋪！”
無論是嚴嵩、夏言兩位閣老，還是高拱，都不是迂腐守舊的道學先生，這些年裡參與朝廷機樞要務，受皇上重商恤商、大力扶持工商諸業思想的影響，也對商賈之道頗有瞭解，自然明白皇上這麼說絕非盲目樂觀。
不過，他們可都沒有想到，這正是朱厚熜夢寐以求的引領中國再次昂首走向海洋的天賜良機！
自古以來，中國就不乏勇於探險、敢於挑戰海洋的勇士。早在唐宋兩朝，中國就有許多商人不畏海路艱險，駕船遠赴波斯貿易。大明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派遣三寶太監鄭和率60多艘大海船、150 多艘中小海船，大大小小共計200多艘船隻，以及船員、兵丁27000餘人七下西洋，宣大明國威，引萬國來朝，並帶回來了不計其數的海外奇珍異寶、珍禽異獸，將中國的航海史推向了頂峰。
但是，到了仁宣年間，這樣的壯舉便停止了。究其根源，是因為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並不象歐洲大航海時代的那些冒險家一樣，有極其誘人的利益驅動。而鄭和船隊每次都超過27000人的一支龐大船隊遠航海外，所耗費的錢糧、物品十分浩繁，不勝計數；加之明朝一貫奉行“薄來厚往”的外交政策，鄭和船隊招攬來華朝覲的海外番國非但不能給大明帶來多大的利益，糜費的賞賜更是一筆鉅額開支，以至於從鄭和下西洋一開始，朝野內外反對的聲浪就從未平息，指責其為“寶船弊政”，說“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等到雄心勃勃要做“天下共主”的明成祖朱棣一死，繼任的明仁宗、明宣宗便將“西洋寶船”列為勞民傷財的弊政而加以取消。為了防止有人重提下西洋之議，當時的兵部尚書劉大夏甚至毀掉了鄭和七下西洋的海圖、文書記錄等寶貴資料。自此，中國就逐步走上了閉關鎖國的歷史逆行道，被那些憑藉地理大發現飛速崛起的歐洲新興資本主義國家趕上、超越，並遠遠地甩在了身後，讓無數後世之人為之扼腕嘆息、痛心疾首，其中就包括朱厚熜。
回到明朝之後，朱厚熜一直在謀劃重現鄭和下西洋之盛舉，以此引領中國再次昂首走向海洋。可是，這些年裡，推行嘉靖新政所受到的巨大阻力使他變得謹慎了起來，加之國家的財政狀況剛剛好轉，也不容他做出那樣的“奢靡”之舉。既然官方再下西洋的時機還不成熟，而日漸繁盛的海外貿易使大明海商聚斂了大量的財富，完全有實力遠航異域，何不利用他們先行一步，用事實教育和說服那些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封建官僚？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佛朗機人在呂宋挑起的戰事，其實正是中國再次昂首走向海洋的金鼓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