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證明這樣的亮度減少，可以給觀察者，有“確定的天再旦”的感覺，一些研究者對觀察了1997年日出時日偏食的觀察者進行了調查。
然而，所有的觀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於亮度減低不到10%的地方，這些地方的觀察者沒有“天再旦”的感覺。
要不就是位於亮度減低超過80%的地方，這些地方有天再旦的感覺。
從這些資料，研究者作出結論，“主觀亮度減少超過10%會造成‘確定的天再旦’的感覺”。
這個結論根本毫無根據，實際上，飄過的雲，常常可以造成主觀亮度減少25%……
另外，該文也質疑了，對於該次日食的計算的正確性。
另外，有人依據《日食路線圖》作了調查。
他們發現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帶西端在齊魯省，西陝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
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鄭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象。
《考古》雜誌2007年3月，發表了朱鳳瀚的文章《堯公簋與唐伯侯於晉》。
這篇文章介紹了香江地區，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銅器堯公簋。
其銘文有：“唐伯侯於晉唯王廿又八祀”的內容。
銘文如下：“（堯）公作妻姚簋，遘於王命唐伯侯於晉，唯王廿又八祀。”
從簋的形制與銘文字形特點來看，該器的成器時間，似不會晚於西周早期中段。
那麼，“王命唐伯侯於晉”的“王廿又八祀”顯然應該是成王二十八年無疑。
鑑於夏商周斷代工程階段成果中，成王22年，康王25年，均少於28年。
故此，堯公簋一出，斷代工程階段成果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數必須修訂。
但這堯公簋上的銘文，也不能作為定論，來予以推翻前面的結論的最終證據。
因為，唐代安史之亂後，唐與西域的聯絡被中斷。
而最近出土的西域唐代駐守西域的相關文書表明，西域地區上不知道唐的年號變更與皇位的變化。
周代的資訊交流，遠比唐代更為遲緩，阻礙其資訊傳遞的因素更多。
因此成王和康王在位年限，不能單憑此一物便作為定論，應留有更多的探討餘地。
其實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比如著名的逨盤，其上也有歷史爭議。
畢竟逨盤銘文記敘了單氏家族八代仕周，輔左文王至宣王十二代周王征戰、治國理政的史蹟。
同出逨鼎記宣王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受王戒勉任命及賞賜作器事。
記錄的時間長了，很多事情就跟一些我們研究的成果不相符。
這其實是很正常的，古代交通、通訊都不發達，很多資訊錯誤。
或者是因為我們不知道的一些原因，年代年號沿用，也是正常。
所以，在2003年1月9日，西陝眉縣馬家鎮楊家村，出土了27件銘文青銅器青銅器之後，有專家說“斷代工程我們叫階段性成果，看來是叫對了，否則會很麻煩”。
其實，這些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夏朝的存在與否。
夏商周斷代工程不僅相信夏代的存在，還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
對此，不少西方學者持懷疑態度。
在西方有關華夏古代史的教科書中，夏朝只是傳說中的一個朝代，而非信史；
而商朝被認為是我國的第一個朝代，這是因為甲骨文證明了商的存在。
因此，有些西方學者批評“工程”，想當然地視夏為商的前朝，並定二里頭為夏都，在目前情況下證據尚未充足。
綜合看來，支援“工程”的學者的依據，主要有四點。
其一，南河西部和西山南部，是周代文獻認為的夏人的中心地區。
而這個地區的二里頭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
其二，二里頭遺址發現了宮殿基址，表明已經有了國家的存在。
其三，碳-14測年結果表明，二里頭文化的時間在商代之前。
其四，既然司馬遷所論的商朝被證明是信史，那麼，他所說的夏也應當是信史。
一些西方學者則認為，周代文獻中論述的夏人的活動，很可能是周人出於政治目的而編造的，不能盡信。
再則，二里頭文化的水平，還不足以證明“文明”的發生。
一般確切的文明，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貧富不均的社會。
除非能夠在二里頭發現文字、青銅器和車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標誌，否則史前和歷史時期的基本分界線還將是商。
至於司馬遷《史記》的可信性，一海外學者反駁說，《史記》也提及商的第一個王，是他的母親踩到一隻大鳥的腳印，而受孕。
以及有關黃帝、堯、舜、禹等超自然行為，難道這樣的記載也能視為信史嗎？
其實，在這裡就可以看出，華夏人和外國人的思維不同，文化基礎也不同。
如果是純正的華夏人，這是問題？
要知道從秦始皇之後，歷代皇帝還都說自己是真龍天子呢！
他們都是上天之子，都是龍，那是不是也都是神話故事，這些歷史也都不是信史？
像是把一些偉大的人，都牽強附會上一個偉大的出身，在我們國家很正常。
甚至有些聖人，出生的時候，還紫氣東來三萬裡呢！
而這麼一個理由，居然也能拿出來說事！
從此可以看出，外國人鑑定華夏歷史，就是個笑話。
就這樣，這樣的討論還一直在持續。
2003年的一次會議中，討論中心問題，一直圍繞“工程”的西周年代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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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海外學者，以口頭的和書面的形式，對“工程”的結論提出了疑問。
當然，這裡的爭論，就不全是無理取鬧，別有用心了。
比如，“分野”的理論晚出，很可能出現在東周時期列國形成之後。
西周時就有“鶉火”與周相搭配的觀念，這是不可能的。
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論，用於西周時期。
第二，青銅器《利簋》銘文中“歲鼎克聞夙有商”的“歲”字，更可能做“年”講，並非指“歲星”。
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選定公元前1046年，為克商年代的天文學依據。
這些是不符合王國維，對於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
而“四分法”則普遍得到學者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