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宮裡斯大林同志的辦公室內，基洛夫只是與莫洛託夫與格里戈利點頭打招呼，隨即轉向了斯大林。現在的局面讓三人都沒有選擇坐下，蘇共政治局決定流放托洛茨基的當下，蘇共內部的氣氛是相當輕鬆又緊張。
斯大林總書記神定氣閒，光看表情的話，甚至非常輕鬆。他擺擺手，“同志們，坐。”說完，就開始給自己的菸斗裡面裝菸絲。
三人都沒有坐，而是繼續望向斯大林。斯大林點燃菸斗後，見他們依舊如此，也不再勉強，而是問道：“同志們對於托洛茨基分子們的處理有什麼看法？”
基洛夫不太想說話，按照蘇共到現在的政治傳統，黨內要清理一番‘托洛茨基分子’。基洛夫不反對這麼做，但是他覺得按照傳統的清理模式，牽扯面未免太大。有一部分國內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工作能力其實不算差。如果能夠讓他們在工作中認識到錯誤，也不必非得將他們趕出隊伍去。不過這種暗示得由斯大林同志先說才合適。
莫洛託夫是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他對於托洛茨基的印象很不好。有著一頭彷彿獅子鬃毛般頭髮的托洛茨基並不是一個善於團結同志的領導者，或者說，托洛茨基完全不樂於團結同志。在這方面，斯大林同志雖然做的也不怎麼樣，至少比托洛茨基好多了。
但是最重要的並非是兩人對待同志的態度，而是托洛茨基分子對於現在的蘇聯是一個麻煩。托洛茨基的思想非常簡單，這位對共產主義革命有著極大熱情的蘇聯早期領導人認為，蘇聯現在除了留下最基本的工業與生存需求，其餘的每一個盧布都拿出來支援世界革命。
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分歧就在於此，斯大林認為現在不是發動世界革命的時機，蘇聯人民也不能接受托洛茨基給蘇聯制定的世界革命政策。
事實的確如此，蘇聯黨中央與政治局以絕對優勢決定驅逐托洛茨基，並且開除托洛茨基蘇共黨籍。必須得說，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真的是路線鬥爭，而且托洛茨基的確遭到了蘇共中央的否定，並非是斯大林同志玩弄了什麼政治陰謀，把托洛茨基搞倒了。而是大多數蘇共中央委員，以及政治局委員，真的受不了托洛茨基這位蘇聯紅軍締造者，開除托洛茨基的黨籍，並且決定將托洛茨基流放國外。
莫洛託夫不願意發表意見的一個大原因是托洛茨基分子中，很多都不是蘇聯人。大部分託派都是波蘭人，比較大一部分是德國人。這些人是共產主義者，認為自己的祖國，波蘭或者德意志要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堅持這種共產主義理念的人們也未必真的認同托洛茨基的理念，只是因為斯大林同志不願意支援波蘭與德國的革命，他們才不得不投到托洛茨基那一邊去。
從冷酷的政治角度看，除非這幫託派分子完全投奔了斯大林同志這邊，從而成為蘇聯公民，或者成為蘇共的暗線，完全為斯大林同志所用。否則，斯大林同志就只能看著這幫人自生自滅。甚至促使其自生自滅。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斯大林同志不能讓波蘭感受到其國內到處都是顛覆分子。對於波蘭當下的資產階級政府來說，有一個共產黨，就恨不得宣傳有10個，甚至是100個。只有透過這樣的局面塑造，才能讓英法繼續向波蘭投資。
斯大林同志一直想緩和與英法美國的關係，所以才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的理念。這是一種對內宣傳，更多的是一種對外宣傳。既然蘇聯都要建立‘蘇聯一國的社會主義’，自然不會考慮推翻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
就如《真理報》前兩天大罵英國殖民主義。罵英國，是為了獲得正義性，是為了體現蘇聯是走在人類道義的最前列。但是真的讓蘇聯出兵搞死英國，斯大林同志絕不會同意。
所以莫洛託夫也沒吭聲。這時候他什麼都不能說，說什麼都不對。而且在莫洛託夫的考慮之中，託派如果在全世界挑事，對蘇聯沒什麼好處，反倒連累了蘇聯。如果莫洛託夫說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意味著莫洛託夫想徹底乾死蘇聯境外的託派。這話無論如何都不能說！
只有格里戈利思索了片刻後開口說道：“斯大林總書記，我堅決支援您的意見。不過我個人看來，托洛茨基分子實際上已經沒有了主心骨。在國內，我們還是批評教育為主。”
基洛夫與莫洛託夫在心中都松了口氣。托洛茨基分子屬於脫離了現實，過於激進。並不意味著他們都是壞人。一小部分託派其實頗有工作能力，把他們攆出政府，對蘇聯政府來說是一種損失。而格里戈利在蘇聯的地位，相當於中國的國資委主任，他來說這話，倒是天然就非常合適。
斯大林總書記看著三位值得信任的部下如此反應，心中一點都沒感覺到訝異。驅逐托洛茨基是蘇共中央的共識，清除托洛茨基分子也是共識。現在斯大林同志考慮的既不是托洛茨基，也不是託派分子。而是更現實的威脅，也就是布哈林之流。
此時蘇聯還沒有拍攝電影《列寧在十月》，所以此時也沒有那句著名的臺詞“告訴列寧同志，布哈林是叛徒！”
但是對於斯大林同志來說，布哈林這種專注於經濟領域的傢伙，就是最大的威脅。所謂“異端比異教徒更不可容忍”，布哈林對於斯大林同志的經濟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路，這就已經是威脅了！
斯達領其實很羨慕隔壁的中國鄰居，中華民國主席何銳在中國擁有無法撼動的影響力，何銳的政策根本不用擔心任何人的質疑與攻擊。哪怕是身為蘇聯的領導人，斯大林同志分析何銳的政策以及何銳政策取得的成就，也挑不出毛病來。
將列強趕出中國，打敗了地緣政治的敵人日本與英國，又逼迫這兩個國家反過來不得不與中國合作。與蘇聯不同的是，蘇聯打敗了各國干涉軍之後，遭到了世界各國的封鎖。而中國完成了國家的獨立之後，很快就利用世界局勢，使得各國與中國合作。
斯大林同志其實有些不解，為什麼何銳說出了那麼明顯的謊言，聲稱“中國是世界經濟的增長點，中國願意與世界各國分享中國發展帶來的利益”。至少斯大林同志絕不相信何銳這種謊言，斯大林同志相信，何銳是想將世界各國投資騙進中國，然後將其消滅，進而吸收，將其變成中國的能力。
但是世界各國政府就真的相信了何銳的謊言，真的認為能夠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得利益。斯大林同志雖然不理解，但是也很佩服何銳竟然有能力欺騙世界上的列強國家。但這樣的秘訣一定是何銳的不傳之秘，蘇聯即便想瞭解，何銳也不會傳授。
在此時此刻，斯大林同志問道：“親愛的格里戈利同志，您認為要怎麼做才是合適的呢？”
格里戈利人民委員沒敢多說什麼。他其實是擔心斯大林同志利用清晰托洛茨基分子的機會對其他人下手。現在斯大林同志根本不提這個問題，只是問他想怎麼做。如果格里戈利委員說點什麼，都可能會被誤解。
於是格里戈利人民委員答道：“斯大林總書記，我完全支援您的觀點。”說完，格里戈利就老老實實的站在斯大林總書記面前，再不主動開口。
看到這些同志總算是沒有犯錯，斯大林總書記很開心。因為當下的局面，某種意義上有些天上掉餡餅的意思。
首先，斯大林負責對華貿易，真的不是他自己去爭取的，而是列寧同志的安排，聯（共）布爾什維克內部都對此非常清除。所以同志們認為，在斯大林總書記的領導下，對華貿易結出了甜美的果實。
其次，為了對付托洛茨基，斯大林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這也是被逼的。然而“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同樣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在最近幾年獲得了巨大成功。
從1922年到1930年，蘇聯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分配體系上的優越性，使得蘇聯社會進入了一個空前公平的時代。充足的輕工業品，也使得表現優秀，生產效率更高的勞動者們得到了應有的獎勵。
莫斯科、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1589年至1925年名為察裡津。1925年，為了紀念斯大林的貢獻，察裡津改名為斯大林格勒），這些大城市中，國營商店中都是充足的商品。由於蘇聯的分配十分平均，以至於這些城市的居民雖然也排隊購物，但是都是聽說來了一批中國產的新式商品時才會排隊。平日排隊，隊伍都不長。
而蘇聯產糧區的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以及各個木材、礦產、工業地區，尤其是烏克蘭地區，已經成了蘇聯的精華地區。在黑土地地區，普通的農戶家裡都有腳踏車，收音機，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成套衣服。那些工作極為出色的農戶，家裡還有全地形機動車，也就是機動三輪車。
集體農莊在蘇聯的比例不到8%，正是這8%的集體農莊，都擁有自己的拖拉機，收割機，以及幾乎每年都會有升級的各種飼料加工裝置。說他們的生活比蘇共的中央委員還好，那還不至於。但是一個普通工廠廠長生活水平，還真的未必比這幫集體農莊的成員生活好到哪裡。現在各個地區都向蘇共中央請求，在本地區搞集體農莊。
斯大林同志現在每天的工作，就是詢問基洛夫這樣的鐵桿支持者，對於各個地區的審查情況如何。那些地區是否具備建成集體農莊的條件。而且斯大林同志最近很欣賞一位叫做貝利亞的年輕同志，這位叫做貝利亞的年輕同志有著堅定的意志，能夠以毫不留情的公正態度去面對所有存在問題的蘇共幹部。
如果貝利亞同志能夠證明自己更適合契卡的監督工作，斯大林同志就會更加放心黨內的監督。也就敢擴大各種審批。畢竟，在中國古老的智慧中有一句話，“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現在蘇聯國內的外語中分為，英語、德育、漢語三種。而一半以上的蘇聯幹部都要求他們的子女讀中文。而這句話話就是蘇聯的中文教學課程中的一句，至少斯大林同志讀過之後非常欣賞。認為這對於建設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很有借鑑意義。
所以斯大林同志見到自己看中的幾位同志都表達了對於自己領導權的服從，而且也沒有說出不合理的看法。即便這樣的局面並不是斯大林同志真正期待的，但是他還是說道：“如何解決托洛茨基分子，我認為要在政治局上討論，什麼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只是被托洛茨基提拔的同志，就不應該粗暴的認為他們是托洛茨基分子。”
聽到這如同赦免的發言，基洛夫、莫洛託夫、格里戈利都松了口氣。他們並不願意放過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斯大林總書記的話，讓他們感受到了斯大林總書記的仁慈。仁慈，在俄國的傳統中並不是非常好的評價。這意味著放縱、不堅定。但是對於斯大林總書記個人來說，仁慈則是絕對的好事。如果斯大林總書記要求徹底清洗托洛茨基分子，除了基洛夫之外，莫洛託夫與格里戈利都很可能被清洗掉。
所以莫洛託夫與格里戈利立刻答道：“我們堅決支援斯大林總書記的意見。我們絕不會放過托洛茨基分子。尤其是那些串連分子，我們認為必須嚴肅處理。”
斯大林同志猶如鋼鐵般強硬，托洛茨基同志也不是啥善男信女。遭到斯大林同志為首的蘇聯中央委員的壓制之後，托洛茨基在1926年春夏之際，與季諾維也夫等人結成新的反斯派聯盟，即所謂“託季反黨聯盟”。
他們挑起了關於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的辯論。他們提出的《世界分工論》、《超工業化計劃》等理論和做法，在全黨對未來一片樂觀的情況下，理所當然地受到全黨的譴責和否定。託季聯盟的活動遭到沉重打擊以後，暫時有所收斂。
隨著中國全面展開外交上的對美戰爭，以及確定了中國與法國的合作之後，托洛茨基又加緊了他們的活動。炮製和散佈了大量綱領和宣言，其中有《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三人宣言》（1927年5月25日）、《十五人政綱》（1927年6月）、《反對派政綱》（又稱《九月三日政綱》）、《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提交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提綱》等等，對黨的方針政策進行了全面攻擊。
雖然蘇聯經濟發展的時分順利，但是蘇共也忍不住了，才對托洛茨基這些言論和活動，聯共（布）中央決定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後開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解除季諾維也夫的共產國際主席、托洛茨基候補執行委員的職務。最終才驅逐了托洛茨基。
所以莫洛託夫與格里戈利兩人清算托洛茨基分子的心情並非是敷衍或者取悅斯大林，而是他們兩人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又給自己的菸斗裝上菸絲，抽了兩口，才在芬芳的香氣中說道：“我認為絕不能冤枉同志。”
與蘇聯國內這種政治制度相比，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議會副議長馬龍先生可就輕鬆的多。即便知道自己向何銳問出了愚蠢的問題，但是馬龍先生還是覺得自己被中國那幫沒有經驗的中央人員誤導了。如果中國中央委員們能夠說出何銳對於印度支那的看法，馬龍先生無論如何都不會主動向何銳提及印度支那問題。
不過馬龍先生並不覺得自己的政治生命受到了威脅。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是個有總統，有總理的半總統制的國家。總統有憲法制度保證，不用擔心任期。總理的名稱也叫‘部長會議主席’，是內閣制模式。獲得了一半議員席位的政黨或者政黨聯合組閣，內閣部長都是議員。現在法國並沒有出現兩黨局面，每一屆內閣都得透過政黨聯合的方式組閣，以至於小政黨也能倒閣。這種局面導致了法國政治看似非常混亂。
便是如此，在總統與總理之間，法國還是認為總理更有實權。馬龍覺得何銳向自己說起此事，然是因為馬龍在法國政壇上也算是個人物。最重要的事情在於，馬龍這傢伙主動撞上來問起何銳對越南起義的看法。何銳也需要找個試驗品，看看法國上層對於印度支那的看法。
現在馬龍先生完成了何銳的期待，接下來的一切，就等著法國上層自己做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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