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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章 誰都得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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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章誰都得暈(4)

在這時期的民國,北伐戰爭既是最重要的軍事事件,也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www.tsxsw.com/解放軍在西北的崛起,雖然意義也很重大,但與國民**軍北伐相比,影響力其實要稍遜一籌。同無數國人一樣,吳安平也一直在密切關注**軍的北伐進展。

李大釗既然問他的看法,他便斬釘截鐵道:“國共分裂在即,北伐已無力為繼,無論再做什麼努力,大**失敗都必成定局。其實看法不看法的,都已經是過去式了。”

李大釗明知吳安平又在故作危言,仍忍不住驚駭道:“你從何得出這一結論?”雖然**已經意識到局勢堪危,但究竟會有什麼變化,會朝什麼方向發展,卻是誰也看不透說不清。

吳安平故作輕鬆道:“這不是明擺著的事嗎?”

李大釗並不滿意吳安平這種態度,但看了看身邊那三個紙箱,卻又覺得他有可能真發現了什麼徵兆,便道:“安平,你最好把話說清楚。”他見吳安平點了點頭,卻又回身從角落拖出一個紙箱,便有些驚心,忍不住道:“這也有資料?”

吳安平先是一愣,隨即賣了個關子,只是笑道:“先生待會就知道了。”

“也好。你繼續說,怎麼就看出國共分裂在即,北伐無以為繼?”李大釗還是忍不住看了那新出現的箱子幾眼。

吳安平邊從箱子裡挑揀資料,邊隨口問道:“先生對蔡元培蔡先生應該很熟悉吧?”

李大釗微微一怔,然後道:“自然很熟悉。我和仲甫當初能進北大,就是鶴卿先生一力支援的。”

吳安平頭也不回道:“先生可否說一說,蔡先生為人如何?”

李大釗知他必有用意,便認真回道:“鶴卿先生個性忠厚,對人友善,處事接物恬淡從容,平時很少輕易動怒,自是很受欽敬。”

吳安平又問:“蔡先生是國民黨元老,李先生是**領袖,兩位先生平日可有仇怨?”

李大釗驚道:“何以有此一問?”

吳安平不答,反催促道:“有何恩怨,先生直說就是。”

李大釗奇怪地看他一眼,想都沒想便回應道:“雖然我與鶴卿先生分屬國共兩黨,但相處甚篤,並無任何仇怨。實際鶴卿先生算是一位‘好好先生’,素來與人為善,學識人品都為眾人敬重,本就很難找到與他有怨的人。”

吳安平冷眼道:“是嗎?那為何蔡先生會一意**,妄動無明呢?”說著,他將挑出幾份資料遞給李大釗,然後解釋道:“你看到的這幾份資料,是最近一段時間,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部分成員,在上海舉行的一系列密會的會議記錄。這些密會的議題只有一個,就是策劃如何清黨分共,而蔡先生,就是這一系列密會的主席。”

“這怎麼可能?”李大釗驚叫道。他快速翻看那幾份資料,越看越是心驚,卻又知吳安平沒必要造假,終於滿頭冷汗,忍不住失色道:“這是為何?這是為何?鶴卿先生怎會做這種事?”

吳安平冷眼旁觀,這時插話道:“先生可是以為這是蔡元培先生一時糊塗所致?”

李大釗失神道:“這些發言雖與鶴卿先生一貫平和的語氣不符,但條理清楚,不難分辨正是他的風格,想必不會是什麼一時糊塗。”

吳安平接著問道:“那先生可知,蔡元培為何對**如此多不滿,又如此大火氣?”

李大釗茫然對著吳安平道:“莫非你知?”

吳安平點點頭道:“略能猜出一二。”

李大釗急切道:“那快”

吳安平不再兜圈子:“半個月前,吳稚暉曾與貴黨領袖陳獨秀見面,當時他有詢問:在中國實行列寧式**需要多少年?陳獨秀回答:二十年。據聞共產國際對中國曾有‘二次**’的論述,說是要先實現資產階級**,然後再實行無產階級**,以奪取全國政權,以這樣看,二十年其實也不算多長。”

李大釗見吳安平一直看著他,便硬著頭皮道:“是有這麼回事,不過,仲甫後來已對吳稚暉做了解釋,難道他竟耿耿於懷?”

吳安平大笑道:“換做先生,先生能不耿耿於懷?”見李大釗默然不答,他又接著剛才說道:“吳稚暉事後找到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氣衝衝轉述了陳獨秀的話,結果李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而蔡元培也很憤憤不平。不過,這並非蔡先生轉變立場的直接原因。”

“那還有何事?”

“蔡先生儘管提倡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對各種理論都可以相容,但絕非毫無主見之人,實際他有自己堅定的原則,在原則面前,他始終不肯妥協不肯附和。在政治立場上,也是如此。從維護國民黨的大局出發,他要反對**;從民主自由價值觀出發,他也不贊成以打土豪、分田地為特徵的階級鬥爭。這就是蔡先生在‘清黨’之事上如此積極的根本原因。”

“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卻是孫中山先生提倡的國民黨的三大政策。對此,鶴卿先生一直是表示支援的。”

“先前支援,此刻未必支援。就算孫中山在世,這三大政策現在也未必就能繼續下去。”

“你此言何意?”

“舉幾個例子先生就清楚了。不過,還請先生別怪我冒昧。”

“但說無妨”

“國民黨內的西山會議派一貫**,這且不談,但先生可知,蔣介石這個人其實一開始卻並未有**之心。”

“蔣介石?難道‘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還不能說明問題?”

“誠然,這兩件事蔣介石做得並不光彩,但我們不妨先梳理一下脈絡。據聞——先生別小看這個據聞,一般我這樣說,都是有所依據的——去年春天,蔣介石是想交出軍權、遠走莫斯科的,當時船票、護照、行李都已準備好,他人也上了車。”

“那時候,右派認為他是赤色分子,左派又認為他是新軍閥,兩邊都要打倒他,各種攻擊他的言論滿天飛。先不說‘中山艦事件’內情如何,但現實是,當時就連身份遠不如蔣介石的李之龍,都可以限定蔣介石在三個月之內把廣東所有工廠收歸國有,否則就有權以‘叛變**罪’槍斃他。”

“不說忍辱負重,但實際蔣介石確實只能夾起尾巴做人,時不時地罵幾句西山會議派,再高呼幾聲‘中俄同志團結萬歲’、‘為**而死’,這樣才能避免被人抓住小辮子,才能坐穩他的位置。當然,權力是需要制約,但一黨領袖受制到這種地步,先生以為蔣介石甘不甘心,會不會有怨念?”吳安平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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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態度堅決道:“正如你所說,權力是需要制約的,我們追求的是民主政治,而不是**。”

吳安平也不反駁,笑了笑又道:“還有,蔣介石雖手握重兵,但從當時的軍事體制來說,他其實很難掌握嫡系的第一軍。按照規定,沒有黨代表的簽名,他的命令就不能生效,而且黨代表甚至有權先斬後奏,有權監督同級軍事主官。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當時控制國民黨中央黨部和軍事委員會的,應該是蘇俄顧問季山嘉和汪精衛,蔣介石雖只不過是個委員。”

“憑心而論,‘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之後,蔣介石雖當上國民黨主席和軍委主席,但當時除了整理黨務、收繳工人槍支、命令**員退出第一軍以外,並沒有做更多的小動作,被捕的李之龍等人不久也得到了釋放。換位思考,如果**實力超強,實行國共合作,先生能答應讓國民黨員在**各級黨組織的委員人數可以超過三分之一,並可以擔任中央各部部長,潛伏在內部的地下黨及其工作方針也都可以保密,這樣的合作條件嗎?”

“這有何不能”李大釗斬釘截鐵道。

吳安平沒想到李大釗這樣說,只得道:“此時先生這樣想,但真到彼時,卻不一定會贊同這樣做。”他並不以為李大釗說謊,畢竟弱勢一方的平等,與強勢一方的平等,其實是兩個概念,強弱易位或許觀念就有變化,但並不能說此時此刻,他的言語就不真誠。

略過此節,吳安平又說道:“對工農運動的看法,更是促使蔣介石轉變的一大動因。這方面我要說,正是貴黨過於強調階級鬥爭,忽略了實際,才直接導致出現了這樣不可收拾的局面。在湖南看,到處都是轟轟烈烈的**,農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應就把土豪劣紳遊街示眾,直到槍斃。”

“《湖南民報》公開宣稱:土豪劣紳的地位,從農協成立之日起就宣佈了死刑而貴黨的易禮容委員,更是第一次提出了‘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就這樣,衝突愈演愈烈,更可笑的是,鬥地主不但鬥到了**軍官兵的家裡,抓反**甚至抓到了國民黨大員的頭上。試問,這種情況下,北伐還如何繼續,國共又怎能不分裂?”

“這些情況雖有,但絕無你說得這般嚴重,何況我們已經一再糾正。”李大釗反駁說。

吳安平先是點頭,後又搖頭道:“可惜的是,貴黨中央其實已經控制不住局面。”

“看看你們的工人運功。據我所知,贛州店員工會就有明確章程規定:店鋪主人必須每年准許店員有至少三個月探親假;凡本會會員月薪應增加三至四倍;店員做滿一年應享有店鋪十分之二的分紅等。似乎還嫌這樣的權益要求不夠激進,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先鋒’的觀點。先生想一想,這不是逼那些店鋪倒閉嗎?難道店鋪一倒,店員反倒有權益了?”

“國民政府必須確保社會安定、經濟生產正常執行,才能得到足夠的稅收,才能得到維持北伐的足夠戰費和維持地方軍政的足夠開支。但這樣的工人運動,卻直接威脅到了工廠的生產,致使百業凋敝,間接又危害到了北伐軍的後援和國民政府的財政,能不引來反感和仇視嗎?”

“再看看你們的農民運動。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事態由‘殺豬出谷’發展到捉人遊鄉,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便頻頻發生。據聞——呵呵,對又是據聞——毛擇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有提到: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

“民國還是農業社會,所以農村運動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更大。那些‘土豪劣紳’是重要的納稅人,農民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使他們失去納稅能力;農民擅自宣佈的一些法令,又嚴重影響農村正常的經濟運行。湖南的農民禁止糧食輸出,結果使得鄉村糧食貿易無法進行,眾多糧販,本來也是要按章納稅的,現在生意做不成,自然也就不再納稅。這樣,各級政府財政危機實際更是愈演愈烈。”

“工農運動還嚴重影響了北伐軍心。兩湖軍隊中的基層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親戚遭工會、農會‘**’,試問他們還有心思北伐嗎?這樣的北伐不正是革他們自己的命嗎?據聞,更有甚者,如**軍一軍之長何鍵這樣的人物,他的父親都被五花大綁遊,拉著遊街示眾。國共如果還能合作下去,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呢?”

李大釗痛心道:“這些問題我們不是沒有意識到。仲甫就很不贊成,他曾找李維漢多次談話,要求李維漢採取措施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並在中央會議上直接指責農民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上個月,湖南黨組織也進行‘洗會’,將一些行為不端的流氓無產者清出了農會。你那麼多‘據聞’,當知李維漢是誰吧?”

吳安平想了想道:“哦,想起來了,是你們湘區委員會的書記?”又搖搖頭:“雖有改變,可惜為時已晚。”

他接著道:“況且你們內部對此也有爭執。最起碼,毛擇東是支援農民鬥爭地主的,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雖然很有爭議,卻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援。其實,鬥爭地主並非不行,比如西北也在鬥,但需要分清物件、分清時機,如果一窩亂鬥,反倒是壞了大事,混亂了社會。”

李大釗嘆氣道:“農民運動究竟怎麼搞,開始誰也不知道,蘇聯的同志也不清楚,只以為把過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結果造成在這場農村**的大風暴中,不可避免出現了一些‘左’的偏差,諸如擅自捕人遊鄉、隨意罰款打人、以至就地處決、驅逐出境、強迫剪髮、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全都湧現出來。”

“其實你們這麼搞,農民也不一定支援。”吳安平跟著說道:“就拿贛城來”

“贛城的事你也清楚?”

“據聞,據聞嘛。”

“好吧,你就說說看。”

“據聞,你們那位陳贊賢烈士,將洋貨、綢緞、布店店員的工資仿照錢業店員,同樣驟然增加到了原薪的十四倍。錢業、洋貨、綢緞店主資本雄厚,店員不多,還可負擔,但是布匹資本少,店員多,與農民聯絡廣,薪資驟增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布匹漲價,這自然引起農民的不滿。連你們省委也沒有說服他,他的犧牲不能不說種因於此呀。”

李大釗道:“這確實是慘痛的教訓。陳贊賢不聽黨中央勸告,私自回到贛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犧牲,還導致是黨在贛南的組織聯絡全部遭到了破壞,諸多工作全部垮臺,損失之大觸目驚心。”

吳安平道:“你們當初或許認為,這樣做會得到人民普遍擁護,但實際卻未必如此。話句話來說,國民黨要清黨分共,未必就會真的陷於孤立,其區別與貴黨的政策主張,其實不僅可以得到相當部分軍人支援,同樣也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足以與貴黨抗衡。”

李大釗道:“這何以見得?”

吳安平邊思索邊道:“兩湖不說,尤其在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雖然貴黨和左派國民黨影響著相當一批工農群眾,並掌握著省市一級的國民黨黨部,但工農運動中出現的種種過激行為,卻在傾向平和、渴望安定的社會中間階層中,已經造成很大的恐慌。這些人可能原先也嚮往**,但此刻卻已明顯轉變態度,產生了沿襲舊體制和舊秩序的維穩心態。”

“尤其是那些恐懼激進**的社會中上階層,對於各地方的工人、店員和農民群眾,凡與工會農會不合者,他們都在積極予以扶植。縱使找不到合適的扶植物件,他們也會找到青紅幫組織偽造工會團體,與工會農會組織相對抗。”

“在許多地方,你們應該已經發現,一些工人、店員甚至是青紅幫成員,居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衝擊貴黨和左派國民黨領導的黨部、工會等機關團體,甚至大打出手,引發了許多流血衝突。”

李大釗應道:“你確實神通廣大,或者說耳目眾多。這些事確實已經在一些地方發生,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不過,我們和國民黨內的**同志,已經注意到了這些現象,並且採取了一些改進措施,相信會起到緩和局面的作用。若說,憑以上這些,你就能斷定國共即將分裂、大**必將失敗,只怕還是過於武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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