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程很難形容自己當時的那種感覺。
當時他們到得比較早，演講大廳的講臺是空著的，還沒有人上去開講。
下方一千多個座位上坐滿了一大半，很多人聚在一起，或大聲或小聲地討論著什麼。
整個大廳裡充滿了一種嚶嚶嗡嗡的嘈雜聲，討論還沒有正式開始，氣氛就已經非常熱烈了。
然後蘇進到達門口，首先是最靠近門口的一個人抬頭看見，表情立刻發生了變化，匆匆說了一句什麼，看口型正是“蘇進到了”四個字。
這四個字剛一說出來，他對面四個人就一個激靈，同時回頭。幾乎一瞬間，這五個人就一起站了起來，目視蘇進。
他們的動作驚醒了旁邊討論得正熱烈的另一群人，這幾個人幾乎是同樣動作地看向門口，同樣看見蘇進，同樣停止交談，站了起來。
就這樣，一群人接一群人，不斷有人看向門口，看見蘇進；不斷有人停止交談，站立起來，最後整個大廳裡，幾乎一半的人都站了起來，看著蘇進微微點頭。
各種各樣的表情浮現在他們的臉上，或尊敬、或崇拜、或畏懼、或警惕、或羨慕嫉妒……然而，沒一個人敢於忽視他的存在，都因為他的出現而肅立目視！
段程之前看過蘇進在華夏西館裡講解，看過他在拍賣會裡受人尊敬與人自如交流，但直到此時，當他出現在無數文物修復師面前時，他才真正感受到了蘇進的影響力。
不管對他是敬是畏，是愛是恨，他的存在都是那麼強烈，必須正視他！
人活一世……
段程心潮澎湃，之前出現過無數次的想法再次浮現出來，久久不能消失。
然而作為目光焦點的蘇進本人，卻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他表情一如即往的平靜溫和，環視一週會場，向所有站起的人點點頭，接著快步走到其中一個座位旁邊，很尊敬地招呼道：“錢校長。”
京師大學的錢校長也來了，他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跟旁邊的幾個人說話。
場內突然出現這樣的動靜，他也被驚了一下，正按著扶手猶豫著要不要站起來。
看見蘇進，他露出恍然的表情，站起來笑著打趣說：“哎呀，小蘇，你這可真算是德高望重啊。”
旁邊幾個人附和著笑了起來，紛紛用溫和的目光看著蘇進。
蘇進一一招呼：“江教授、王教授、陳教授……”
這些全部都是京師大學歷史相關係別的教授和研究員，這次全部都被錢校長帶了過來，參加文交會。
之前因為南鑼鼓巷的事情，蘇進跟他們也很熟悉了。當初網路大論戰的時候，這些教授還紛紛撰寫論文，幫了他的大忙。
現在雖然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見過，但是大家的專業都是相通的，交流起來並不顯得陌生。
蘇進跟他們說話的時候，段程不動聲色地打量著四周。
蘇進沒有再看他們了，那些文物修復師仍然在原地站了一會兒，才慢慢坐下去。
但即使坐回原處，他們的交談也不再像之前那樣渾然忘我。他們一邊說話，一邊時不時地偷看蘇進，好像在期待著什麼一樣。
蘇進跟京師大學的教授們聊了一會兒，再次站起來，往另一邊去了。
今天的議題有關文物發掘與保護，在場的有一半都是文物修復師，其餘的相關專家教授，基本上都是衝著文物保護之後的研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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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進在這裡認識的人可真不少，許九段等幾位九段修復師，還有宋齊等幾位因為驚龍會暫時失去九段資格的頂級修復師；當初文安組直屬的顧問修復師，在馬王堆認識的付六段等熟人；正古十族一些修復師……當然還有國家文物局的一些高層。
蘇進熟悉地跟他們打著招呼，每個人對他都是既尊敬又親近，那種感情明顯都發自內心、極為誠摯。
這種感覺甚至感染了段程，讓他開始以全新的目光審視蘇進這個人。
來文交會之前，他對蘇進的瞭解僅限一些皮毛，來了之後，跟他的距離又嫌太近了一點。
他一直以為自己對這個年輕人有足夠高的評價了，現在看起來，他以前的評價全部都是建立在“年輕人”這個標準上的。
蘇進的實力以及成就，已經遠遠無法用他的年齡來進行界定了！
接下來幾天，蘇進的主要活動地點都在後館的演講大廳裡。
這次文交會，除了國內的專家學者以及文物修復師以外，還請來了很多國外文物保護方面的專家。
其中主要的議題就是“文物保護法”，它最終的成品，透過正規的流程審議，將成為國家文物局成立之後第一條正式的政策法規，從此通行全國，作為所有文物發掘、保護、修復、研究的通行法令。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議題，所以文物局藉著文交會這個機會，儘可能地邀請了更多的人，想要進行更廣泛的討論，得出更完善的結論。
對此，蘇進也非常關注。
會議正式開始之前，他跟文物局的一些專家一起，共同擬定過一個文物保護法大致的框架。
這只是一個暫定的框架，以蘇進的思想為主，是他在上個世界和這個世界中一些理念的共同結合體。
這個框架從一開始就作為官方的意見，發到了每個與會者的手裡。
一方面，與會者可以藉著這樣一個場合，公開發表自己的論文以及意見；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對這個框架進行任何的質疑、拷問，或者細節上的填充。
在蘇進上個世界裡，中國文物修復歷史上，有自己傳承下來的一套規則。
但就像很多其他傳統文化一樣，這些規則基本不成體系，還有很多自相矛盾、懸而未決的東西。
而在國際上，1933年8月，國際建築協會在雅典會議上制定了一份有關城市規劃的綱領性檔案，正式名稱叫“城市規劃大綱”，後來通稱雅典憲章。
雅典憲章第一次規定了有關古蹟保護以及修復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則，促進了相關古蹟文物建築等方面的發展。
1964年5月，第二屆歷史古蹟建築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在威尼斯召開，正式透過了《保護文物建築及歷史地段的國際憲章》，通稱威尼斯憲章。
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日本奈良再一次達成了《奈良宣言》。
自此，國際上有關歷史古蹟以文物保護修復方面的規則基本上建立了起來，大部分國家相關工作都以威尼斯憲章以及奈良宣言為原則，進行衍生，照此完成。
這是在蘇進上個世界發生過的事情，然而這個世界則全然不同。
蘇進剛到這個世界不久，就專門調查過相關的事情。結果發現，雅典憲章的確照常頒佈，然而威尼斯憲章以及奈良宣言，都不曾存在過。
雅典憲章主要關注的是城市概念以及規劃方面的事情，對於古蹟建築只是概括提到，並不完整。
因此，現在在國外，這方面的具體規則也是很模糊的，完全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
蘇進發現這件事情的時候，驚訝之餘，有些憂心又有些高興。
每個國家的文物保護及修復都有其特殊性，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並沒有直接參與威尼斯憲章的討論與制定。
它在1986年才被介紹到中國，作為一個全新的思潮強力介入。它在制定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中國文物以及歷史古蹟的特殊性，當初的翻譯者也沒有顧及國內原有的矛盾與討論，以致於它出現在中國之後，變成了一座另起的爐灶，跟以前的那些東西沒了關係。
然而在現在這個世界，威尼斯憲章不知道因為什麼，到現在也沒有建立起來。
這是不是代表，華夏可以參與其中，把相關自己的部分加入進去，對其進行更清晰更有力的解釋，成為國外乃至國外所有華夏文物的保護修復標準？
對於華夏來說，毫無疑問這是一件大好事。
蘇進為交流會研討提供的那套框架，只是一個指導方向，提出了一些問題，並沒有給出答案。
其中包括的一點就是，文物修復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根據這一基本原則，具體實施修復的時候，針對各種不同的情況，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先後措施？
蘇進提出的問題直指文物保護與修復的核心本質，由於文物修復特有的實踐特色，與會的無論東西方，大部分都是“技師”，他們平時在日常的工作中，很少專門去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當你將一樣東西做到極致，卻也會自然而然地去思考其中更本質的問題。
所以，蘇進提出的這個問題，他們很少進行深入思考，卻人人都有所感觸。
當最早一位安排好的修復師站到臺上發言之後，就像是開啟了他們的話匣子一樣，人人爭相發言！
在蘇進來之前，他們就已經經過兩天的討論，矛盾正是最激化的時候。
但與此同時，也有一個隱隱約約的概念從中間浮現了出來。
令人詫異的是，這個概念跟蘇進上個世界所知道的那個有些近似。
它只有一個字——“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