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位於大名府南城，原來的河北東路安撫司衙門，如今卻已經搖身一變，掛起了“中華學堂”的招牌。
由於和原來的河北路轉運司衙門同在一條街上，這裡的環境要幽靜、偏僻的多。學堂被選在這裡，王松也是看中了這裡安靜的學習範圍。
事實上，不止在這裡，在大名府城，還有三座同樣的中華學堂，只不過這座最大而已。
一塊寬約一米，三米左右高的、刻著“犧牲、責任、民族”六個紅字的石碑矗立在學堂正門左邊的平地上。在大門右邊的平地上，一塊幾乎同樣大小的石碑則刻著“知識就是力量”的字眼。 字型蒼勁有力，乃是河北名士李若虛所書。
作為留有墨寶、震驚後人的李若虛，其字型的魅力當然是無可挑剔。兩塊石碑一左一右，白石紅字，形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吸引著來往的師生以及過往的閒雜人等。
從教育程度上講，“中華學堂”只是一所初級教育學堂，相當於後世的六年小學教育。
本質上，孩子是國家的未來，也是民族的希望。孩子能否健康成長，關係到國家的前途命運，民族的興衰成敗。
進入“中華學堂”的孩童，年齡段在6-13週歲。孩童們不僅要接受完整的國學教育，還要接受數學、地理、歷史等。也許在不久的將來，王松會為他們準備一些初級的物理、化學教育，引導孩子們學習的興趣。
除此之外， 學堂的體育課也是一大特的。佇列、田徑、引體向上、俯臥撐，最後還加入了“槍刺術”和騎馬等。
至於射箭，則被習慣性地拋棄，而改為了擲彈練習。在火器蓬勃發展的這個時代，射箭只是變成了一種愛好，而非軍中強制。
中華學堂大門口，每日裡熙熙攘攘，站滿了送孩子上學的父母親朋。不過，人滿為患的情況並沒有出現，人人都是遵守規則。沒有人想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表現出自己愚蠢的一面。
這個時代，還沒有後世那麼多的社會安全隱患，自然也就沒有那麼多的“學奴”出現。
按照大名府官府貼出的榜文，6-13歲的適齡孩童，都得接受教育，就連城中外來的“務工人員”也不能例外。
為了避免引起衝突，在其他學堂上學的孩童，不強求他們必須轉到這些新建的“中華學堂”來。
同時，在女子上學這件事情上，大名府官府並沒有做強制性的要求，而是採取了自由選擇。畢竟，相對於歷朝歷代，大宋的風氣已經足夠開放，不然也不會有大名鼎鼎的李易安出現。
不過，這畢竟是900年前，可不是後世的現代文明社會。一旦引起巨大的民間反潮，可就得不償失，也和辦學的目的背道而馳。
只要循循漸進，逐漸開啟缺口，也許二三十年後，女子入學就變得順理成章。
由於現在是酷夏，王松也是採取後世的寒暑假、一週雙休制度，畢竟這是已經驗證過的勞逸結合的最佳組合。
“相公，自隋煬帝大業元年科舉取士，到我朝至今，已有600多年。科舉取士已是直入心肺，根深蒂固。相公辦學堂是好事，旨在使貧賤富貴之人同等接受學識。但學生的功名富貴、人生前程都在於科舉。“中華學堂”能否辦下去，和此息息相關。”
李若虛說的有點隱晦。但王
松還是聽出來了其中的意思。科舉取士已經根深蒂固，王松廢除這科舉取士，他的新式教育很有可能辦不下去。
“李公考慮的是，不過不必擔心，事情總有例外。”
王松搖搖頭說道:“河北、河東已經糜爛，推行自然比江南要簡單、容易得多。說到底，還是學生將來就業的問題，這才是根本。”
“歷朝歷代，讀書人只為做官，卻忽略了吏。官吏兩個字，吏比官更加重要，吏治清明是國家根本，因為這些吏員才是基層做事的人，和百姓打交道，這也是“中華學堂”的根本。”
關於學生的前途，王松並沒有完全說明。那就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方面的人才，這些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他需要這樣的科技人才，即便是儒學也是實學，以便讓這個時代在他的手裡有序、有力的發展下去。
吏治清明。他希望“中華學堂”出來的學生，以後會成為社會的一股清流，把中國這種千年形成的渾濁官場洗濯一番。
在權力決定一切的社會裡，裙帶關係在官場上盛行，很多人引以為榮、不以為恥。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直是中國官場的常態。
就像大宋，王安石的改革派和司馬光的保守派，最終演化成了黨爭。
王安石打擊保守派，烏臺詩案，一大批反對派成員被貶斥。司馬光執政，又將新法官員全部貶謫，同時將推行了近20年的新法盡數廢除，此為“元祐更化”。
公元1086年，司馬光、王安石同一年去世。黨爭反而愈演愈烈，國家政策搖擺不定，國事日非。就像歷史上的靖康之恥，投降派、主戰派輪番上臺，最終導致了國破君亡的可悲慘劇。
兩河無主之地，正可以大肆推行這“中華學堂”。一旦事成，便可以和行政學堂無縫對接，足可以改變兩河教育的現狀。
“相公，宣撫司若是不開科舉，恐怕會冷了天下士子之心。”
“開科取士，一年不過一二百人，最多不過四五百人。兩河“行政學堂”，再加上招賢納士，至少已是千人。要說冷了天下讀書人之心，恐怕言過其實吧。”
王松哈哈笑了起來，神情也變得嚴肅。
“若是只想當官，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甚至以權謀私，中飽私囊，大宋朝廷哪裡可以混混，在我宣撫司治下，想都別想!”
李若虛心裡一驚。大宋朝廷不抑兼併，不限官員經商，不懲處貪汙受賄，官員上下其手，個個富的流油。到了王松這裡，要講究吏治清明，這些舊派的官員，很多人因循守舊，不與時俱進，恐怕要栽跟頭。
“相公在兩河墾荒屯田，興辦實業，編練新軍，安撫教化，雖是功在千秋，然這興辦學堂，開啟民智一事，似乎頗有不妥。”
“哦，李公有話直說，在下洗耳恭聽。”
王松不由得一愣。看來對義務教育這件事，李若虛有不同的意見。
不過，他並不是獨斷專行之人，李若虛性烈如火，直來直往，倒是和謹小慎微的馬擴、黃縱幾人互為補充。
“相公雖是文韜武略，但未必博覽群書。相公可曾觀過?商君書??”
王松看著小心翼翼的李若虛，哈哈大笑了起來，也瞬間弄懂了他話裡的意思。
《商君書》是戰國時秦國名相商鞅所做，也
被列為天下第一禁書，歷朝歷代只能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歷代君王和準君王才能讀到。
想不到這李若虛，竟然也讀過此書，而且還對這些邪術如此推崇。
“原來李公也知道商鞅的馭民五術，而且是情有獨鍾啊？”
商鞅的馭民五術，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壹民就是愚民，五術為歷代帝王王霸之道，以此為不宣之密。
閉塞試聽，讓百姓愚昧無知；讓百姓整日勞作，耕作不息，沒有精力胡思亂想；民辱則官尊，百姓尊嚴全無；嚴苛賦稅，百姓終日在溫飽線上掙扎，人窮志短，易於控制。
這便是弱民之策，和真正儒家思想的“有教無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比起來，實在是驚心動魄、醜惡不堪。
這不由得讓王松想起了後世的“總缺三兩銀子”的典故來。
《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記載了清朝乾隆時期的資料：中國農民一直以粗糧、青菜為主，偶爾能吃一頓雞蛋，除節日或特殊時間，肉類很少出現在餐桌上。
當時，中國一個普通中等農民家庭一年收入在32兩白銀左右，但花銷卻多出了3兩，為35兩；在同一時期，英國爆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等的發明，是技術發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開創了以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的工業時代。
領先世界千年的中國，為什麼無人鑽研“蒸汽機”？“3兩銀子”的收支差額便是罪魁禍首。一個家庭一年掙32兩卻要花35兩，缺少3兩銀子，不能放開吃，家無餘糧，誰有閒情逸致去鑽研“蒸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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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 “馭民五術”，是古代帝王必學學科。百姓解決了溫飽問題，便會琢磨其他事情。乾隆的“缺少3兩白銀”，便是就是“貧民、弱民、愚民、疲民”的所謂帝王之術。
李若虛臉上一紅，表情卻是十分嚴肅。
“既然相公知道馭民五術，知道愚民、弱民之策，又為何要大辦學堂，開啟民智，豈不知“民愚則易治，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治國之道，首在弱民”。相公大肆辦學，開啟民智，有教無類，豈不是與治國之道背道而馳?”
大宋朝廷以文制武，卻也是士大夫與君王共治天下，除了少數的文化精英，大多數的百姓，不還都是老老實實的窮苦人家嗎。
要是百姓都富有，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起義了。宋史所載，宋朝300餘年，農民起義433次，但規模和影響都比較小，最大的也就是北宋徽宗年間的方臘起義。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大宋朝廷實行的養兵政策，一到荒年或百姓造反，朝廷就大量從流亡人口中招收青壯以充實兵源。大家都去當兵吃皇糧了，哪還有人去造反。
但這卻造成了宋朝“冗兵”的弊病，終宋一朝，軍隊良莠不齊，國家軍費浩大，成了任人宰割的牛羊。
“士之蹈義而死，殺身成仁，為道而死，死而無憾。若不開啟民智，以律法約束行為，百姓豈不愚昧無知，只知小利而不知大義，全無血勇，尚武之風全無，這又豈是治國之道?”
王松發出一聲長嘆。沒有知識和思想的民族，又何談崛起和偉大?
就像這戰爭，百姓和將士得知道為什麼去打，否則就像歷史上的一樣，以至有了靖康之恥，偏安江南，最後是崖山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