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乾重生在甄府，既是幸事又是不幸。
甄府的社會地位為甄乾帶來了諸多的便利，都說朝中有人好做官，甄乾剛剛高中明算、明經兩科，授職就下來了，如果不是因為驚馬失意無法上任，現在恐怕已經是一名下等縣官員，如果三年之後考功上等，也許能調任京城任職，仕途起點不可謂不高。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甄乾真不知道要不要感謝驚嚇馬匹的孟小丫，讓自己再次重生，也許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運。
剛到唐代，甄乾還沒有來得及高興，慶祝自己劫後餘生，便聽見世人在傳誦唐玄宗和楊貴妃之間的纏綿愛情。再一留心打聽，安祿山的大名鋪天蓋地襲來，嚇的甄乾差點暈了過去。
唐玄宗、楊貴妃、安祿山、高力士、楊國忠……，那一個名字不是流傳了上千年，不管是罵名也好，讚譽也罷，亂臣賊子、奸佞小人、可歌可泣的愛情纏綿……，這個風雲變幻動盪的時代其是普通人甄乾可以理解和承受的。
甄乾已經記不起安史之亂是那一年發生的，誰讓自己不是學歷史的呢？無聊到把歷史上的大事件印在腦海裡。
但這一切並不妨礙甄乾對這段歷史的瞭解，正是安史之亂動盪後，大唐由盛轉衰一蹶不振，迎來了百年的藩鎮割據，經歷了五代十國的風雲變化，只要是後世每每談論這段歷史都唏噓不已。
即將生逢亂世，讓甄乾感到大廈將傾風雨欲來的危機感，在這場暴風雨中，自己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螻蟻，如何生存下去就成了甄乾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如果以為自己有先知先覺就可以力挽狂瀾的話，不說痴人說夢，恐怕第一個死的就是自己。
安史之亂起因源於藩鎮崛起。
隨著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間屢次開疆拓土，先後平定遼東、東、西突厥、吐谷渾等地區，使唐朝成為一個國境極為遼闊的國家。同時，為了加強中央對邊疆的控制、鞏固邊防和統理異族，唐玄宗於開元十年便於邊地設十個兵鎮，由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管理。
此等每以數州為一鎮的節度使不單管理軍事，而且因兼領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等職而兼管轄區內的行政、財政、人民戶口、土地等大權，這就使得原來為一地之長的州刺史變為其部屬。據《新唐書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節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為唐政府隱藏的憂患。
軍事上的外重內輕讓安祿山有了可乘之機。
唐初，全國實行府兵制共置634個折衝府，其中有261個位於保衛京師長安的關中，故軍力是外輕內重，保證唐室有足夠的兵力保衛京師及其政權。唐玄宗開元十年設定節度使，許其率兵鎮守邊地，軍力日漸強大，漸有凌駕中央之勢。開元十四年時，京師守衛改由彍騎負責。而天寶年間，邊鎮兵力達50萬。而安祿山一人更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這三地之間地域相連，兵力又於諸鎮之中最強，擁兵20萬，實力強大。相反，中央兵力則不滿8萬，形成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面，漸漸形成地方反過來威脅中央的危機。
唐玄宗的怠政使奸臣當道、政治**。
開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國家無事，唐玄宗喪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寶後，政治愈加**。唐玄宗更耽於享樂，寵幸楊貴妃，安祿山為自保和升官拜楊貴妃為母親。由提倡節儉變為揮金如土，如曾將一年各地之貢物賜予李林甫。他又把國政先後交由李林甫、楊國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劍的宰相，任內憑著玄宗的信任專權用事達十九年，杜絕言路，排斥忠良。楊國忠因楊貴妃得到寵幸而繼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財，以致群小當道，國事日非，朝政**，讓安祿山有機可乘。
是年，暴雨造成嚴重災害，玄宗詢問災情，楊國忠卻拿著大個的粟穗子給玄宗看，說雨大但沒有影響收成。下邊有的官員報告災情，請求救助，他大發雷霆，命令司法機關進行嚴懲。楊國忠能力很差，卻喜歡處理朝政，正事做不好，壞事很在行，接受賄賂、拉幫結派等應用自如。
重用胡將致使北方邊陲胡化嚴重。
唐太宗時平定******及契丹各族後，將其內徙至河北一帶，河北於是成為胡人雜居之地。當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漢文化影響很淺，因此與唐室的中原關係疏離。唐室為了便於統治，倚重能通多種胡語及瞭解外族民風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時，為鞏固權位，杜絕邊將入相之路，稱胡人忠勇無異心，建議玄宗用胡人為鎮守邊界的節度使，而且又放任他們擁兵自重。因此安祿山身為胡人等得以取得權力，東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祿山部隊中最驍勇勁捷的一支部隊。而安祿山也因兼三大兵鎮獨掌二十萬多兵力使其有叛唐的實力及野心。
也有人說安祿山起兵完全是被楊國忠所逼。
安祿山兼三大兵鎮獨掌20萬的兵力，擁兵邊陲，其手下驍勇善戰，甚獲玄宗寵信，引來宰相楊國忠忌恨。兩人因而交惡，而唐玄宗又對此不加干預。安祿山久懷異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討楊之名舉兵叛唐。
隋唐以來，河北北部幽州一帶雜居著許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敗突厥以後，又遷徙許多突厥人在這一帶居住。他們的習尚與漢人不同，互相歧視，安祿山正是利用這點拉攏當時的少數民族上層，作為反唐的親信。史稱安祿山於天寶十三載亂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將軍和中郎將。在他的收買下，當地少數民族竟把安祿山和史思明視為“二聖”。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
安史之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矛盾，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等等首先是經濟矛盾。
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雖然達到空前繁榮，出現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時由於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土地兼併，以至百姓多遷徙流亡。均田制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統治集團日益腐化。從開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過著縱情聲色的生活，楊貴妃一家勢傾天下，任意揮霍，宮中專為貴妃院織錦刺繡的工匠就達七百人，楊貴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錢就上百萬。楊氏兄弟姐妹五家，聲色犬馬，權慾薰心，過著荒**爛的生活。統治階級的腐朽加重了百姓的負擔，使廣大百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朝政混亂影響了國家的經濟。均田制在這個時期瓦解，稅收急劇減少，但朝廷的花費卻因為玄宗奢侈的榜樣而逐漸增多，國庫入不敷出。政治的**影響到軍隊，招募的兵士多是無賴之徒。
其次是階級矛盾。
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後期，“口有蜜、腹有劍”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達十九年之久。他在職期間排斥異己，培植黨羽，把持朝政。繼他上臺的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更是一個“不顧天下成敗”，只顧循私誤國之人，他公行賄賂，妒賢忌能，驕縱跋扈，不可一世。奸臣當道，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尤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此外，西北派節度使哥舒翰與東北派節度使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內外交錯，使唐玄宗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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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是民/族矛盾。
民族之間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隋唐以來，河北北部幽州一帶雜居著許多契丹人、奚人，唐太宗打敗突厥人以後，又遷徙許多突厥人在這一帶居住。他們的習尚與漢人不同，互相歧視，胡人安祿山正是利用這點拉攏當時的少數民族上層，作為反唐的親信。史稱安祿山於天寶十三載亂前，一次提升奚族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將軍和中郎將。
玄宗對國家的危機絲毫沒有察覺，反而不合時宜地對外發動了一系列的戰爭。政治**與黑暗，激發了將領貪功求官的**。為了挑起戰爭，並在戰爭中立功受賞，加官進爵，邊鎮的很多將領肆意挑釁，使得邊境戰亂不斷。初期形成的邊境安定局面被打破了，西邊和吐蕃的關系惡化，開戰後互有傷亡，損害了歷來的和睦友好關係。由於邊境將領的驕橫跋扈，致使本該平息的與西南的南詔國衝突日益升級，結果唐朝徵兵和南詔開戰。先後戰死、病死的唐兵達二十萬之多。
最後是內部矛盾，這也是歷代王朝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由於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壞，從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這些召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將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係。加之，開元以後，在邊防普遍設立節度使制度，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至於“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寶元年，邊軍不斷增加，達到四十九萬人，佔全國總兵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范陽等三鎮即達二十萬人。而中央軍則不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太差，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不堪一擊。節度使的日益強大，與中央政權矛盾日深，到天寶末年，終於爆發成為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的爆發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結果，沒有安祿山，還有王祿山、黃祿山……，根本就是無可避免。
唐朝大傷元氣，開元年間的“鼎盛”被揮霍怠盡，只剩下了繁榮的表象，大廈早已搖搖欲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