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三八年，中國與美國大打印度牌，意味著南亞再次成為熱點地區。
美國的南亞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南亞政策，因為對美國來說，南亞地區太遙遠了，離中國又太近了。美國在印度的所作所為，表明到這個時候，美國依然沒有放棄遏制中國的戰略企圖。
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後，中國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在南亞地區的戰略擴張行動，不但與巴基斯坦正式建立了同盟關係，還透過拉攏尼泊爾不丹孟加拉國緬甸與斯里蘭卡，築起針對印度的戰略包圍圈，更透過南安達曼島的浩洋港緬甸的丹老孟加拉國的吉大港斯里蘭卡的加勒與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建立起圍繞印度呈新月形的軍事基地群。
只是，在南亞地區，印度是唯一的大國，也是唯一有資格成為大國的國家。
除了印度，哪怕是巴基斯坦，也沒有成為大國必須的國土面積自然資源人口數量與經濟基礎，至於其他國家，更是連地區強國的基礎都沒有。因此不管中國在南亞的影響力有多麼大，都必須爭取印度。
從某種意義上講，印度是中國能否超越美國的關鍵所在。
原因很簡單：中國超越美國的關鍵標誌是社會生產效率，而中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三倍，國民的消費觀卻遠不如美國，即便國內消費水平達到了美國的程度，中國也需要三倍於美國的海外市場，更需要三倍於美國的海外產地；也就是說，在以美國為首的地區經濟體總共擁有二十四億人口的情況下，以中國為首的地區經濟體需要七十億人，中國的社會生產效率才能達到美國的水平。
當然，這只是理論計算值。
因為在價值觀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中國更需要的是海外市場，而不是海外產地，所以在中國總人口為十三億的情況下，大概需要兩倍於此的海外市場，即以中國為首的地區經濟體的人口總規模應該在四十億左右。
這樣一來，印度就顯得極為關鍵了。
現在來看中國在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後的對印政策就能發現，除了進行戰略遏制，中國還在積極拓展印度市場，在經濟層面上沒有打壓印度，反而建立起了較為密切的關係。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國，即便以地區為準，印度也是僅次於東南亞。
更重要的是，在過去的十多年裡，中國一直在積極扶持印度。
比如在二零二七年到二零三四年間，中國為印度提供了一萬四千億元人民幣貸款，幫助印度修建學校醫院水淨化廠等公共基礎設施，還有近萬名志願人員前往印度偏遠地區支教與行醫。
根據印度官方公佈的統計數據，到二零三四年，印度的文盲率為百分之四十二，比第一次印度洋戰爭前降低了二十一個百分點，相當於近三億印度人在這十年裡脫盲，意味著更多的兒童獲得了學習機會。
文化提高後，印度的經濟也隨同高速發展。
可以說，在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前，印度一直沒能取代中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嚴重缺乏產業工人，而產業工人最低的門檻就是必須能讀會寫，因為只要能夠讀書識字，就能掌握最基本的勞動技能。
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級工業產品出口國。
事實上，在二零三一年左右，印度就超越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初級工業國。
只不過，到這個時候，中國已經不是紡織製衣製鞋日化工業零部件等初級工業產品出口國了，而是淨進口國，印度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主要對手是同地區的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國東南亞國家南美洲的巴西與阿根廷非洲的埃及與坦尚尼亞等國，而中國則是印度的第一大工業產品進口國。
在當時，在中國市場上，幾乎隨處可見印度製造。
可以說，正是因為印度提供了足夠多的初級工業產品，中國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產業結構調整，讓數量眾多的民營企業能夠在印度市場完成了資本積累，獲得了與西方企業在高階領域競爭的資本。
別忘了，印度不但把大量初級工業產品銷售給中國，也從中國進口大量高階產品。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在成開拓了印度市場，中國才在二零三五年獲得了擊敗日本的經濟實力。
可以說，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中國與日本已經在印度開戰。
雙方爭奪的，正是擁有十七億消費者的印度市場。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到二零三四年底，中國企業在印度的總投資已經超過五萬億元人民幣，佔印度海外總投資的百分之三十七，比排第二位的日本高出了十三個百分點，比美國高出了二十四個百分點。這些投資中，百分之八十七民營企業，而且主要是七個民營集團。
鉅額投資，反過來又推動了中國的印度戰略，即在遏制的同時，積極扶持印度。
從國家安全戰略上講，只要中國在印度的經濟體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印度就不會對中國構成威脅。原因很簡單，只要掌握了印度的經濟命脈，任何一名印度領導人在考慮對華關系的時候，都得考慮本國經濟受到的影響，與此息息相關的數千萬產業工人，以及更多的平民百姓。
只是，這種經濟入侵戰略需要足夠多的時間。
雖然在對日戰爭結束後，扶桑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以及兩岸統一，大中國在印度的投資佔到了印度引進海外資本的百分之六十五，遠遠超過西方國家集團，但是與印度國內龐大的民營資本相比，所佔比例仍然很低。在一些至關重要的行業，中資企業的佔有率並不高。
不出意外的話，至少還要十年到二十年，中國才能控制印度的經濟命脈。
問題是，現在出了意外。
印度對中國的重要性，美國當局也非常清楚，不然美國總統不會在二零三八年冒著被彈劾的危險，提出糧食限購。
鬧到八月底，在美國聯邦檢察院準備向最高院遞交訴狀的前一天，白宮撤回了遞交給國會的糧食限購。因為總統提交的案還沒有經過國會審批，沒有正式生效，所以聯邦檢察院撤消了控訴。
一天之後，即九月一日，美國總統向國會提交了援助。
到這個時候，新聞媒體才搞清楚美國總統的意圖，即利用糧食限購讓更多的美國人開始重視糧食問題，以及正在遭受糧食危機的印度，然後透過援助鼓動美國企業與財團，以民間資本運作的方式，把美國富餘的糧食援助給印度，幫助印度渡過最難熬的二零三八年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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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立即受到了廣泛讚揚，也獲得了很多美國人的支援與同情。
至於這背後的真實原因，只有美國總統以及那些從中獲益的企業與財團才知道。
援助的本質不是為印度提供貸款，而是以政府擔保與強制性措施，讓美國企業以合手段從公民手裡購買糧食，然後以糧食作為武器，幫助美國企業開拓印度市場，擴大在印投資規模。
說得直接一點，就是讓美國企業用作為戰略管制資源的糧食，透過易貨方式與印度進行等價交換。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規模超過五十萬噸的糧食貿易都要經國會批准。
有了這道案，美國企業就能用美聯儲發行的美元在國內收購糧食，然後用糧食作為支付手段，去印度收購優質產業。
顯然，在二零三八年，糧食肯定比美元吃香。
原因很簡單，在全世界範圍內，糧食都是戰略管制資源，就算有美元，也很難在國際市場上買到糧食。
這一案，直觀的反映出了美國的對印戰略。
在中國大舉進軍印度的時候，為了遏制中國，美國絕對不能拋棄印度，還得盡一切努力佔領印度市場，增強在印度的經濟影響力，削弱中國的影響力，達到控制印度經濟，從而控制印度對外政策的目的。
做為世界上市場化最發達的國家，美國打市場牌，顯然比中國快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透過市場化運作，即便無調動所有資源，也能調動大多數資源，而美國的民間囤糧比中國多得多。
接下來的兩個多月內，美國企業以投資方式運入印度的糧食就高達七千萬噸。
與中國的援助比起來，這七千萬噸糧食才是真正的救命糧。
要知道，在二零三八年秋季，印度大部分地區沒有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秋糧比預計增收了大約百分之三十。按照印度政府在十月底公佈的統計數據，到二零三九年春，印度的糧食缺口僅有一點二億噸。也就是說，只要美國企業能夠調動國內百分之六十的囤糧，就能堵上這個漏洞。
直接結果就是，美國企業在印度的市場佔有率將直線上升。
面對美國的挑戰，中國的應對措施非常有限。
雖然在十月底，黎平寇說服了全國代表大會，也出臺了類似的政策，即允許企業從民眾手裡收購糧食，再以投資的方式出口到印度，但是中國的民間存糧並不多，能夠調動的資源也非常有限。
照這個事態發展下去，印度不再是中國的市場，而是中國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