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虛心請教老林脫貧的問題，老林接著說：“我在鄉鎮幹黨高官那些年，透過到沿海地區考察，覺得養蠶是條致富路，回來後號召全鄉栽種桑樹，每戶必須栽種2畝以上。有幾個村落實不力，我把支部書記就地免職。”
我問：“後來呢？”
老林說：“後來桑樹倒是栽種了不少，蠶房也都建起來了，也請技術人員全方位培訓了養蠶技術，但因蠶繭價格低、蠶發病率高、氣候冷涼等原因，農民增收不明顯，始終沒有形成產業，後來農民陸續把桑樹全部挖了。”
我說：“你這是瞎指揮了。”
老林說：“是呀，今天跟你講這個事，就是要告訴你，發展產業要充分尊重農民意願，不要搞強迫命令。”
我想起張書記在會上講的話，說：“你總結對了，正因為如此，所以總書記要求精準施策、精準扶貧。”
下午上班，我到市教育局去落實孫正權家孩子辦理助學貸款的事，我因為走得急，沒有帶辦理助學貸款的相關材料，我找到我的朋友小李，請他出面去說說情。
小李帶著我來到辦理助學貸款的科室，說明了情況。辦公室裡一個女同志說：“可以辦呀，現在助學貸款沒有資金總額限制，不是說資金用完了就不辦了，而是只要符合條件的都能辦。你把資料拿來我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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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走得匆忙，沒帶資料來呢。”
女同志說：“你沒有資料肯定辦不了呀。”
小李問我：“資料齊全嗎？”
我說：“已經辦齊全了。”
小李問女同志：“能不能叫他們透過微信傳過來呢？”
女同志想了一會說：“既然是貧困戶，那就特事特辦。叫他們透過微信把材料傳過來吧。”
我馬上聯絡孫正權，讓他把材料一張一張用手機照了圖片，透過微信傳給我，我又傳給女同志。女同志把圖片下載到電腦，列印出來，一一稽核過後，很快給我辦好了孫正權兒子的助學貸款。
女同志告訴我，每年8000元的助學貸款分兩次打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每次4000元，4年共計32000元。
下午小李請吃飯，叫了我們共同的七八個朋友，在小龍坎吃火鍋。朋友們都不知道我到茅草坪村當第一書記了，他們說看你發的微信朋友圈和抖音視頻，茅草坪村很美呀，根本不像是貧困村哦。我說是呀，但有的村民確實很窮。
我覺得茅草坪村貧困戶的那些斷垣殘壁、破敗不堪的住房，那些人畜混居的髒亂場面，那些被貧窮折磨得失去尊嚴的、茫然麻木的臉，是他們的隱私，我不想分享他們的困苦，不想放大他們的苦難。所以我在自媒體上發的圖片都是認真選擇過的。
小李不支援我的觀點，他說，現在是自媒體時代，脫貧攻堅是全黨全社會的大事，把貧困村的真實情況如實的反映出來，是我們各級各部門的責任。除了新聞報到，自媒體也是一種宣傳，只要你不要弄虛作假，保證宣傳的真實性。
朋友們不停地給我夾菜，輪番向我敬酒。似乎覺得我在茅草坪村受委曲了，想以這種方式安慰我。
第二天一早，我告別妻兒，坐上班車，趕回和平鄉去。一路上，我都在想，貧困村退出的“1低5有”標準中，很顯然，茅草坪村目前沒有集體經濟收入、沒有硬化路、沒有衛生室、沒有文化室，手機通訊網路倒是有，但光纖是沒有架通的。要實現這個目標，看來是很困難的了。
到達和平鄉後，我在集市上買了幾斤豬肉、幾斤花生米，換了衣服，騎上黃文書的摩托，一路灰塵，用時2個小時，回到茅草坪村。
回到村委會，太陽已經偏西，村小還沒有放學。我換下衣服，用冷水洗了個澡，把髒衣服端到老水井下邊的小河溝旁，用洗衣粉洗乾淨，端回來晾好，然後打火做飯。我炒了肉片、炸了花生米、煮了青菜，招呼老劉老師過來一起吃飯。
老劉老師說：“這幾天教育局安排統計貧困戶子女入學情況，村小正在按要求統計。”
我說：“你們一定要統計準確，義務教育階段的適齡孩子不能綴學哦。”
老劉老師說：“茅草坪村初步統計下來有幾個失學兒童，正在進一步核實情況。”
我問老劉老師：“孫正權兒子是你的學生嗎？”
老劉老師說：“是的，我從一年級把他教到六年級。這孩子頭腦聰明、學習刻苦，非常上進。特別是孫正權兩口子，非常重視教育，對孩子的期望高，要求嚴格。”
我說：“茅草坪村的學生家長對孩子的學習是什麼樣的態度呢？堅決支援？順其自然？還是無所謂？”
老劉老師說：“客觀地說，應當是順其自然吧，像孫正權兩口子那樣，有著強烈的願望，一心想把孩子培養成材的很少。多數家長認為學習是老師的事，對孩子是否曠課、遲到、早退，在課堂上是否專心聽講，是否按時完成作業，家庭作業是對是錯，基本上不過問。極少數家長在農忙時甚至主動要求孩子不要來上學，而是去幫家裡放牛或者放羊。”
我說：“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搞不上去，文化素質不提高，脫貧很難哦。”
老劉老師說：“茅草坪村這些年考上大學的孩子寥寥無幾。孫正權兒子考上市一中後，我怕孫正權兩口子擔心學費和生活費過高，從而拖孩子的後腿，我專門去過孫正權家，做孫正權兩口子思想工作。我跟孫正權講，孩子在鄉中學念高中，能不能考取大學還不一定；要是在市一中念高中，只要保持現在的學習勁頭，考一本大學根本不成問題。最後。這孩子就到市一中念高中，去年畢業時高考成績進入全市200名，考取了上海的一所重點大學。”
我說：“對農村的孩子來講，考上大學，基本上就跳出農門，命運徹底改變了。”
老劉老師說：“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孫正權兩口子為供孩子上學，欠了許多債，生活日漸貧困。”
我說：“我今天幫他申請了助學貸款，每年8000元，四年32000元。”
老劉老師說：“那敢情好，這下孫正權兩口子可以稍稍鬆口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