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臺雲風心裡一樣的納悶，就剛才李昭譽在首相面前提出的問題，沒有一個是自己不能解決，論親疏，論實用，都該找自己才對。
但澹臺雲風不知道，李昭譽壓根就不想找熟人。在與溫洛的這次接觸中，澹臺雲風深刻明白了一個道理，你在一個圈子裡久了，就會變的自大。
在接觸溫洛之前，李昭譽感覺自己有一位乾綱獨斷的祖父，一位天縱奇才的父親，一位天下敬仰的伯父，其餘的親戚之中，也不乏驚才絕豔之輩，這些人的能力就足夠自己學習的了，甚至說，自己也未必能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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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接觸了溫洛之後，李昭譽產生了一個想法，那就是應該跳出自己的小圈子。以往無論是父兄的教誨還是能臣的提點，他都會有動力去做，去學習，但溫洛不聲不響的表現，對他來說卻是一種難得的鞭策，李昭譽現在幹勁十足。
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李昭譽想要接觸更多的帝國官僚，他已經發現了，官僚與帝國的決策層，並不完全一致。有時候，接受第一手的訊息，比吃別人嚼過的饅頭更有意義。
然而，曼城事變也僅僅是一個開始，透過這一件事，李昭譽管中窺豹，發現這並不只是涉及帝國對藩屬體制的戰略，也不是一個對外戰略可以解釋的，而是充斥著皇伯父李君華對於治國、理政的理念。
李君華雖然以君子要求自己，年輕時也有一些理想主義，但隨著執政時間的增長，他越發的像他的弟弟李君威，充斥著理性。
這種理性帶來的就是他中庸、妥協的政治理念，而在最近二十年，李君華最要應對的就是壓制和平衡帝國內部日益崛起的資產階級勢力。
為了做到這一點，李君華開始扶持工會，透過國有企業，把勳貴階層和工人階層聯合起來，應對資產階級在政治中的滲透。
當然，僅僅是這種平衡是不夠的，李君華還做了一件事，就是抑制和打擊資本家的不當得利。
什麼是不當得利，資本家靠任何違法手段獲得的利益都是不當得利。在帝國的政治宣傳中，打壓資本家是一種政治正確，但帝國從不承認資本家剝削這種事，雖然民間以及很多思想家已經提出了這種理論。
之所以不提，不是說李君華為首的帝國統治階層不知道資本家的剝削與壓迫，實際上，他們比誰都清楚。不提是因為，剝削和壓迫帝國百姓的可不只是資本家，還有勳貴。
而如果提起剝削，勳貴顯然比資本家更容易引起痛恨，畢竟資本家再怎麼著也屬於平民這類範疇，而勳貴是實打實的貴族階層，特權階層。
勳貴最重要的經濟特權就是可以獲得帝國國有企業的股份，這是表明勳貴與國同休，也是為了保護帝國的國有企業，如果沒有勳貴，帝國那些國有企業，早就因為低效、腐敗等因素而被資本家剝皮拆骨了。
在不能宣傳資本家剝削，也就是不能承認剩餘價值的情況下，該如何打壓資本家呢？唯有宣傳其違法，也就是無奸不商。
帝國三十年以前，帝國政府是很在意資本家在國內的犯罪行為的，大量進行打擊，相反，資本家在殖民地、藩國或者海外其他國家獲得不正當利益，帝國不僅不去控制，甚至在某些時候，還要進行保護。
比如在殖民地，帝國資本控制的私營礦場和種植園，奴隸和奴工的暴動相當頻繁，每一次暴動，幾乎都會有帝國百姓遇難，這些人，很多就是資本家的親屬或者其僱傭的看管人員。
只不過，一旦這種事發生，一切的奴役都會被視而不見，帝國百姓的眼裡只有華僑被屠殺，這些華僑幹過什麼壞事，是不是壞人，已經一概不重要了。民族主義或者說民粹主義，就成了資本家的保護傘。
因為帝國擁有廣袤的海外領地和巨大的勢力範圍，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地方都得到了開發與發展，這就產生的一個現象，一開始是守法驅逐非法。
因為帝國的法律嚴苛，和稅率比較高，因此很多資本家投資海外，在海外進行商業活動，幾乎沒有什麼顧忌，有時候進行官商勾結，壟斷、奴役這種在帝國境內想都不敢想的事，在國外可以做的風生水起。
但是，隨之又出現‘劣幣驅逐良幣’，那些在海外發了財的傢伙，回到帝國境內，憑藉其積累的財富，對帝國原本守法商賈創辦的工廠和企業進行兼併和收購，這些產業最終卻落在了一群壞人手裡。
問題在於，壞人就是壞人，在沒有法律的地方，他壞的肆無忌憚，在有法律的地方，他只是壞的不露鋒芒。甚至一些原本沒那麼壞的商人，去國外經商，見慣了官商勾結和土皇帝橫行，也會變質。
長此以往，隨著壞人驅逐好人，守法者虧損倒閉，違法者發財起家，只能造成帝國豺狼當道，暗無天日。
因此，遏制資本家的不正當得利，查處資本家的違法行為，就不能僅限於帝國境內，在帝國之外的地方同樣如此。
曼城事變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李昭譽分別從內閣下屬的行政總院、議院的國家外交戰略委員會和安全局三處地方，得到了三份資料，同樣是曼城事變，三個機構的竟然產生了不同的定性。
安全局的情報只尊重事實，詳述了曼城事變的始末經過，並沒有拿出任何總結性的結論，或者說，其總結的幾點也只是事實，不能定性。
而行政總院的外交部的結論就完全是和稀泥似的，將之說成一個意外的，突發性事件，似乎是一個孤例。
議院那就是只有立場不講良心了，全篇只提了很少一部分華商和帝國銀行家的過錯，當也是避重就輕，還恬不知恥的將之視為個人行為、意外，把所有的責任推給了暹羅王。
當然，這也不能完全怪議院，因為報告是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出的，而這批人，幾乎全都是大資本家出身的議員。
最後，關於曼城事變的最終報告，其實是中廷根據安全局的情報出具的。
這份報告認為，是華商和部分帝國銀行家，以非法手段壟斷了暹羅的國家命脈，並且向政治權力進行滲透，威脅到了暹羅王的統治，最終引爆了曼城事變。
至於外交委員會所說的那些暹羅王的過錯，在中廷看來，那是從帝國的角度來衡量的，從一個封建君主的角度來衡量，那些都是常規操作，什麼操縱審判，使用酷刑之類的，這在封建王權國家是最正常不過的了。
而且暹羅王是給足了帝國面子的，別說帝國銀行家，就連牽扯其中的華商和華人官員都一個沒殺，除了受了一些肉刑，就是被沒收了全部財產，這件事這麼大，也沒有引發暹羅的排華浪潮，暹羅王仍舊堅持與帝國友好的政策。
而中廷出具的報告還得出結論，認為曼谷事變雖然是暹羅王的勝利，維護了暹羅的主權，但對暹羅未必完全是好事。雖然那些華商和華官是用一些陰謀手段意圖奪取權力，但從目的上來言，這是暹羅第一次對憲政的嘗試，如果這些人成功了，或許暹羅會成為東方第二個君主立憲制國家。
君主立憲制雖然不是什麼完美的政治體制，但總比封建君主專制要強的多。
李昭譽幾乎一個月的時間沉浸在曼城事變的調查之中，他透過這一件事，搞清楚了帝國皇帝的統治邏輯和政治方針，而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這種成果是不能拿出來說的，這也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你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績，卻無法向人炫耀。
除了這個大的成果之外，李昭譽也有一項小的成果，那就是弄清楚了溫洛的邏輯。
對於溫洛這類有志為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探索一條富強道路的統治者來說，帝國之於他們就是危機，既危險，又有機會。溫洛既希望獲得帝國的支援，經濟上、技術上和政治上，但又擔心被政治滲透和控制。
而且，即便溫洛是一個開明的人，但再開明的君主都不會開明到自己減少自己的權力，更不可能結束的自己的統治。
這不僅是溫洛一個人的邏輯，更是南洋所有藩屬國，亦或者帝國勢力範圍內幾乎所有國家和政治實體的邏輯。每個國家都想得到帝國的幫助，卻不想被控制。
李昭譽弄清楚了這些，才再次與溫洛會面。
從上一次的會面來看，李昭譽發現自己對溫洛的印象很可能只是一種假象，這位王子平日裡表現的有些盛氣凌人，似是紈絝模樣，實際並非如此，他有信念，也有理想，更不卑不亢。
而這樣的人是難纏的，但李昭譽卻還是想搞定溫洛。這是他的風格，吃東西先吃不好吃的，把好吃的留在最後享用，而做事先做最難的，把簡單的留到後面舒緩。
李昭譽認為，假如自己搞定了溫洛，至少在合作條款上，其餘國家就比較容易搞定了。而且李昭譽還充分調研了，鐵路建設的一些資訊。
他透過調查得知，在熱帶地區進行鐵路建設是非常困難的，無論是環繞馬來半島的鐵路還是巴拿馬地區鐵路，帝國在這些地區進行鐵路建設，付出的人命比之溫帶地區要多的多。
更不要說，還要協調多個國家，而這些國家之間還有存在巨大的矛盾。
中南半島的鐵路網，註定不是短時間內能解決的，李昭譽感覺或許需要打個樣，樹立一個正面形象。
李昭譽與溫洛第二次會面，不是在這位南掌王子的莊園，也不是在官方機構，而是在一處安靜的茶館裡，兩個人沒有帶多少隨從，似只是朋友間的會面。
“溫洛，你知道蘇伊士運河嗎？”李昭譽與溫洛相對而坐，笑著問道。他知道，溫洛想和他談鐵路，但李昭譽不準備直奔主題，他需要對會談有掌控力，所以選擇了主動出擊。
溫洛呵呵一笑：“大公子真是說笑了，這個世界上那些不知道蘇伊士運河的人，我們就可以稱之為鄉巴佬了。”
蘇伊士運河是溝通東西方的重要交通要道，在帝國的地位相當高，幾乎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帝國的生命線。
“呵呵，您說笑了。但蘇伊士運河確實很出名，但對你我來說，這條運河的地理位置和重要性遠遠不如其合作模式重要，不是嗎？”李昭譽笑著說。
溫洛明白過來了，他問道：“您的意思是說，南洋諸國的鐵路建設，採取蘇伊士運河模式。”
“這是公平的，雙方都能滿意的，不是嗎？”李昭譽說。
溫洛點點頭，但有搖搖頭。
他點頭是因為，蘇伊士運河的開發真的是公平的，也是帝國與奧斯曼兩國都滿意的。而他搖頭是因為這種合作模式不適合在南洋修築鐵路。
原因其實很簡單，蘇伊士運河的公平性是因為奧斯曼帝國本身就是一個很強大的國家，雖然不能與帝國相比，但蘇伊士運河處於帝國核心區域之外，卻是奧斯曼帝國的近前，考慮距離這一點，其實雙方的力量才此地是平衡的。
更重要的是，奧斯曼還有兩大價值，一是與帝國合作遏制歐洲，二是黑海海峽。前者需要帝國與奧斯曼帝國保持友好，不能因為一條蘇伊士運河就與奧斯曼帝國交惡。
而後者則保證帝國在蘇伊士運河上不會做出任何過激的行為，因為一旦惹惱奧斯曼帝國，其封鎖黑海海峽，那麼西津與帝國的海上聯絡中斷，造成的影響力同樣巨大。
實力的對等促進了運河的平等，而在南洋，哪怕是所有的國家聯合起來，都無法與帝國實力對等，更不要說聯合各國簡直就是痴人說夢了。
“這一次公平，要靠誠意，而不是只是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