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貿很賺錢，海貿非常賺錢。
我賺翻了，上回運到天津的倭銅，我讓人用灰吹法處理之後，不僅得到了許多上好的紅銅，還精練出許多白銀。
光是販賣這些白銀，就收回了船運的成本價，剩下的銅則被我運到宮中，然後從戶部近年新設立的寶泉局調了幾個錢範，在宮中的鐵匠鋪裡私鑄錢幣。
近年新發行的崇禎通寶做工上乘，錢範的製造成本也很高，每個鑄錢算上買銅的成本，實際上朝廷是虧本的，賽里斯的銅價格很高，大豬蹄子咬著牙簽了鑄造新幣的詔書，畢竟朝廷鑄幣不僅要算經濟賬，還要考慮到政治影響。
新朝新氣象，自然要用新的錢幣，在羅馬的新皇帝上位之後，也是要發行新幣的，只不過賽里斯人的錢幣上要打孔，不能把皇帝的畫像放上去，大豬蹄子臉皮這麼厚，若是用他的臉做錢幣正面，怕是打不穿錢眼，興許能綴在盔甲上闢矢。
嗯？今天的花生不錯，哪兒買的？
難得他有這份心，居然弄來了這麼好的花生，看來還是有良心的嘛，知道我給他處理這檔子破事有多辛苦。
吃你幾個花生最多就幾吊錢，但我把這些便宜的倭銅鑄成崇禎通寶，獲利少說也在三萬兩以上，雖說都是零錢，拿來買大宗貨物很是麻煩，怕是要吃店家的白眼，不過我可以拿這些錢來發官員的工資嘛。
在京官員的工資，照例都是內帑出的，賽里斯帝國的通貨歷來都是以軍餉、俸祿的形式流入市場的。
原本虧錢的鑄幣，因為有了便宜的銅，反而獲利頗豐，可見工部寶源局、戶部寶泉局都是在教條的照搬舊例，鑄幣體制僵化，或者情況更糟，有人在中飽私囊。不過鑄幣本來就有幾百雙眼睛盯著，反而不容易被人撈錢，所有賬目都反覆核對，庫房日日查驗，應該沒人敢動這兒的錢。
在京城裡受賄容易，但貪汙就難了，巡城御史們可都等著借道友的人頭來升官呢。
劉之綸也在偷偷鑄私錢，他當我不知道，不過全天下有點追求的人都在鑄私錢，他好歹用料還算足，鑄的不是劣幣，我也沒管，幾個藩王那就過分了，鑄的劣幣丟地上會摔碎，不知道裡面的銅有沒有一成。
我的父親，曾經教育過我，錢幣並不是財富，錢幣的購買力才是財富，可惜世界上許多人都沒認清這一事實。
物價和貨幣都只是表象，唯有看清價值的本質，才能在商業和貿易上無往不利。
“大豬蹄子，見信如唔，今天我鑄了七萬多吊大錢，你分一部分進內帑的銀窖，剩下的當成今年的京官俸祿，按一貫兌一兩，一半銀一半銅錢的比例發給官員吧。”
“現在開始上課，今天教你貨幣經濟學。”
按照父親的觀點，徵收田稅可以向農民收取錢幣以代替農產品，這樣是可以的，但稅收的額度不能是定額，因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黃金與白銀的價格會慢慢下降。
為什麼？
你傻啊，賽里斯就那麼多地，每年就產那麼多糧食，我舉個例子，比方說在京畿之地，每年有一萬頃地，能產一千萬石糧食，但市面上攏共有一千萬兩銀子，這時候一石糧食便對應一兩銀子對吧？
興許糧食會貴些，或者便宜些，不過我這兒就打個比方，就假定一兩銀子一石糧。
那天啟元年，市面上大約是一千萬石，到了崇禎元年，依然大致是一千萬石，開墾田地是極少的，土地不會憑空變出來，而且開墾的土地都是好種的地，往後每畝新田，都會越來越難開墾。
但銀子可不是，每年都會從礦山裡被開採出來，比方說每年多開採十萬兩銀子，那一百年下來，就能多上一千萬兩。
屆時市面上就是一千萬石的糧食，和兩千萬兩銀子了，這便是米貴銀賤的緣故，除非突然多出一大片農田，不然糧食價格只會升，不會降。你以白銀作為稅收基準，那一百年後，收上來的白銀雖然額度與一百年前一樣，卻只能買到原先一半的糧食。
賽里斯的銀礦本就不多，若是閉關鎖國，倒也沒有什麼影響，不過據我所知，朝廷雖然只在閩浙設有幾個海港，從事少量海貿，可每年走私的貿易卻有數百萬兩之巨，你見識過君士坦丁堡的金角灣貿易額度，這不過是新羅馬盛世時的百之一二，每年也有近萬杜卡特關稅。
如此也不過是一城之地，以賽里斯的富庶，我看每年至少有五六百萬杜卡特的白銀流入國內，根據我的統計，除了少量的歐洲商品以及在東方廉價的胡椒，賽里斯根本不缺葡萄牙人和荷蘭人運來的貨物，那些拉丁人只能用白銀來購買賽里斯的茶葉，瓷器和絲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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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拉丁蠻子吹捧賽里斯瓷器的樣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們哪來這麼多白銀的，興許是在印地與波斯做生意賺的錢，但每年幾百萬兩白銀湧入國內市場是不可辯駁的事實。
賽里斯現在市面上的白銀存量有多少？有一億噸嗎？
這麼多白銀進入，肯定會導致物價越來越高，這是大勢所趨，和災荒、歉收和叛亂沒有關係，就算是太平盛世也會導致百貨騰貴，除非設法吸納一部分白銀，讓它們從市面上消失。
糧食價格上升，就會導致政府官員和士兵原有的工資不足以購買生活所需物資，官員會腐敗，士兵戰鬥力會下降，而朝廷的稅收因為是定額，又無法增加行政開支和軍費。
如果不做出改革，那按照你們的說法，就要迎來一次王朝更迭了。
至於土地兼併倒也不是什麼大問題，逮著大地主收稅可比一個個去催家徒四壁的貧農方便多了。
只要稅收官足夠稱職，不管鄉里是一家一姓的大族，還是鉅商豪門，總能榨出稅金的，按我們的風俗，稅收官下鄉時，是要帶上騎馬的武裝隨從的。
當然如果戶籍制度足夠成熟，只要把以前的張居正改革繼續實行即可，發串票下去，讓每家每戶按照串票上的額度交錢，串票在縣城存檔，所徵皆有額度，也不怕吏胥隨意加派。
理所當然，串票、一條鞭法這樣的好政策，在邊陲省份被百般推諉，很難推動，只能以水磨工夫慢慢推進，看來每月開往臺灣的船得多設幾班才能震懾各縣的縣令。
畢自嚴的弟弟是我從遼東撈回北京的，我是他畢家的恩人，所以在事後，這位戶部尚書開始和我推心置腹，戶部算是被我掌控了。
這兩年稅收雖然較之以往徵收更難，除了正在鬧叛亂、鬧災荒的幾個省，其他各省都還算及時，唯有浙江每年都會欠上一筆錢。他們年年都欠，實在被催的急了，就再交一部分，經年累月下來，拖欠了很大一筆稅款，然後就等著朝廷有朝一日給免了。
江南是富庶之地，要說交不出稅，那簡直是笑話，陝西旱災鬧成這樣，那些酷吏也能用號枷和板子從農民手裡榨出那麼多稅，怎麼浙江就拖欠得這麼多呢？
撤換當地官員也沒用，整個浙江官場都是鐵板一塊，不是同鄉，就是同年，浙黨可不是什麼小黨派，本事大著呢，我最多撤換掉布政使和浙江巡撫，或是撤掉杭州府、寧波府的知州，或者讓三五個知縣卷鋪蓋走人，但終究無法整治病根。
按浙江巡撫的說法，是洋麵上兩個海寇爭奪地盤，一個叫李芝奇，一個叫鄭芝龍，兩者都是大海寇，手上都有上萬的人馬，幾百條船。為了防備這些海寇相鬥波及，截留了部分稅金整頓海防，招募士兵，所以才只能拖欠朝廷的稅收。
媽的，洋麵上出現這種巨寇，本來就是你們這幫沿海省份的官員失職，要是你們把欠的稅都交上來，都夠我打造一支龐大的艦隊，把那勞什子鄭芝龍弄死十回了！
現在的浙江巡撫叫張延登，他把責任全推卸到了海寇上，畢竟海寇這玩意就和天災一樣，是不可抗拒因素，除非朝廷出兵把海寇剿滅了，不然這些稅就只能截留。
對此我還不能反對，不然我就成了只顧斂財，不顧浙江百姓死活的暴君，還得下旨安撫。
話可是你說的，只要我滅了海寇，你就得把稅收都補齊。
一年拖欠八萬兩，這麼下去可不是事啊，本來我覺得海寇畢竟在海上，船堅炮利又上不了岸，現在要操心的事情這麼多，暫時先放一放也不礙事，可一旦把損失量化成錢，我就肉疼。
這八萬兩還只是修築城寨，編練浙江水師各營的費用，還沒算上被海寇劫掠的損失，更沒計算通商損失。
本來我想找個機會全面開海，可是海面上如果有大股的海寇，開海就等於給他們送去源源不斷的貨物和錢財，為了遏制這幫強盜，不僅不能開海，反而要實施海禁，斷絕海寇的人員、物資。
可是我的大艦隊還在船塢造著呢，造完還要訓練，沒有兩年功夫，根本不能形成戰鬥力，被我委派去管新編水師的朱可貞，現在還在天津天天看海，因為並沒有大船可以調給他，天津衛根本就沒幾條閒置的大船調給他。
武狀元又如何，武人在賽里斯並沒什麼地位，所以天津衛的指揮使就給了他一條蒼山鐵。
蒼山鐵就是那種最小的槳帆船，在君堡的澡盆艦隊裡也只能充作漁船和偵察船。
聽說了這件事之後，氣得我連夜寄了一把尚方劍和四個錦衣衛過去，重申了一遍此人是朝廷心腹，才弄來了兩條沙船，又調撥了幾百個天津衛的水兵給他，讓他輪番訓練。
朱可貞又向我抱怨，沙船船身漏水，水兵瘦弱不堪，老幼各半。
所以我把天津衛指揮使一擼到底，讓隨行的錦衣衛直接去抄家。
都說朱可貞是朝廷心腹了，你這人什麼態度嘛，是不是要誅你九族你才聽得懂？
天津畢竟在北京邊上，我動手也方便，錦衣衛又精通抄家，一查不得了，這天津三衛的指揮使各個富得流油，我派出的錦衣衛乃是老手，立馬上報說有大魚，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把天津衛和天津左右衛的指揮使都給拿了，然後招來緹騎，開始按程序抄家。
之前做對日外貿的時候，和我合夥的幾個商人為了在天津順利出海，可沒少給這幾個指揮使塞好處，我也被迫交了一些首飾古玩，就當時買路錢，如今正好照著當初的禮單按圖索驥。
還哭呢？還皇上饒命呢？
當初問夷事局討要好處時，你們可不是這般嘴臉，所以說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啊，原先看在海貿還算賺錢的份上，我還打算留著你們，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誰不知道老孃護短？連我的海軍提督都敢欺負！
都去臺灣給我戍守海疆吧，混賬玩意。
抄家的財物也不必送來京中了，變現之後全拿去整頓海軍吧，君堡的澡盆艦隊早已淪為歐洲的笑料，我可不想讓賽里斯也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