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規定外家的男子，不得入見。太皇太后有一個弟弟曹佾，曾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頊常常告訴太皇太后，可讓他入見。太皇太后說道：“我朝宗法，怎敢有違？再說我弟得以貴顯，已屬過分。所有國政，不應令他干涉，也不準令他入宮。”趙頊受教而退。
後來太皇太后得病，於是趙頊帶著曹佾覲見。沒談幾句話，趙頊先起身，想先行退出，讓曹佾和太皇太后單獨說話。不料太皇太后對曹佾說道：“此處非不是你能久留之地，應該跟著皇帝出去！”這兩句話不但使曹佾伸舌，連趙頊聽了，也大為竦然。
太皇太后病情加劇，趙頊在寢門伺候，衣不解帶，竟然多達數十日。太皇太后死後，趙頊悲哀傷心欲絕，幾至毀壞了身體。趙頊接著推恩曹氏，升曹佾為中書令，任命了她的家屬四十餘人當官，其中不少是濫竽充數之徒。當然曹佾有官無權，終身享受富貴榮華。
元豐三年，趙頊又改定官制，令中書置局修訂，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主持此事。宋初的官制大多繼續了唐朝的舊制，但是也有一些不同。三師是太師、太傅、太保。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並不常置。又以同平章事為宰相，另置參知政事為副，中書門下，並列於外。
同時在禁中設定中書，與樞密院分掌文武大權，號稱二府。天下財賦，都歸三司。所有糾彈等事，由御史臺掌管。其他的就是三省尚書令、侍中、中書令，以及六部吏、戶、禮、兵、刑、工。九寺為太常、宗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大府。六監就是國子、少府、將作、軍器、都水、司天等，往往由相應官員兼任，不設專官。
草寫詔書，屬於知制誥及翰林學士兩職。知制誥掌外製，翰林學士掌內制，號為兩制。修史屬於三館，是昭文館、史館、集賢院。首相曾經兼任昭文館大學士，次相則兼任充集賢院大學士。有時設定三相，分領三館。館中各員，多稱學士，必試而後命。擔任過這個職位的人，才能號稱名流。又有殿閣等官，亦分大學士及學士名稱，惟概無定員，大半由他官兼領虛名。
從兩張修訂之後，凡是舊有的虛銜，一律罷去，雜取唐、宋成規，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分二十四階，如領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等名，改為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僕射，改為特進。趙頊因為新官制將要推行，兼用了新舊二派。他曾對輔臣說道：“御史大夫一職，非用司馬光不可。”
當時吳充已被罷免，只有王珪、蔡確兩人，相顧失色。趙頊時代，朝廷分為新舊兩黨。新黨以王安石為首領，王珪與蔡確等人，都算是衣缽傳人。與舊黨積怨太深，永不相容。
舊黨便是富弼、文彥博等一班人，司馬光也是其中一個頭目，還有研究道學的諸儒，也是主張守舊之徒，與司馬光等相同。道學一派，由胡瑗、周敦頤開宗
。胡瑗是泰州人，字翼之，精通經學。范仲淹曾聘請他為蘇州教授，令諸子跟著他學習。湖州知州滕宗諒，也被聘為教授，立經義、治事二齋，注重實學。嘉祐年間，胡瑗被擢升為太子中允，與孫復同為國子監直講。接著他因為老病而致仕，回家不久，就死了。人稱孫復為泰山先生，胡瑗為安定先生。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樓田堡人，是出身汝南周氏一支。周敦頤有一個大他十歲的同父異母哥哥周礪，有一個大他五歲的姐姐周季淳，還有一個小他四歲的弟弟周敦賁，兄弟姐妹間的感情極好。
天禧五年重陽節，其父周輔成同幾位兄弟一起聊天，共度重陽。當時秋高氣爽，遠處青山如黛，近處田野裡面的禾根豆一片金黃。特別是村前五個土墩子，引起大家的興趣。大家商量著要為這五個土墩子起個名，但一時又想不出什麼名最為合適。
這時，正在旁邊玩耍的小敦頤，看到大人們沉思的樣子，脫口而出，說這五個土墩就像五顆星星。那東邊的叫木星，南邊的叫火星，西邊的叫金星，北邊的叫水星，中間的叫土星，合在一起，乾脆就叫做“五星堆”。大人們聽了，覺得小敦頤講得有道理，於是就將這五個土墩正式命名為“五星堆”，並作為樓田保的一景。
周敦頤從小聰明好學，勤於思考。遇到什麼問題，都喜歡尋根究底，不搞明白決不罷休。他經常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如什麼天上的星星是怎麼來的，太陽為什麼東起西落，月亮為什麼有盈虧圓缺，為什麼會刮風下雨，地上的萬事萬物是怎麼形成的。對於周敦頤提出的問題，周輔成總是不厭其煩，盡自己所知給予解答。當然，這其中的很多問題，周輔成是沒有辦法回答清楚的。
隨著年齡的增長，周敦頤的知識不斷增長，學業大有進步。到十二三歲，周敦頤讀完了《四子書》等儒家典籍，有的還能背誦得滾瓜爛熟。周敦頤還能寫出一手好文章，不僅立意新穎，而且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
天聖七年，十四歲的周敦頤請示父母，在僕人周興的陪伴下，帶著簡單的生活行李和書本，揣著許多想不明白的問題，奔向月岩，專心讀書思考。月岩位於都龐嶺東麓，距周敦頤故居約七公里。巖洞內周圍削壁千仞，白石璀瑩。這個巨大的巖洞，還有東西兩座洞門。最為奇特神秘的是，在這個巖洞內的不同位置，可以看到不同的景物變化。
如果從東洞門進，朝西洞門行走，往頭上的洞口看去，開始只能見到一彎“殘月”，形似蛾眉，如下弦月。再往前走，那“月亮”像鐮刀、像小船，由缺而圓。到了巖洞中央，當頂便是一輪“皓月”，成為“望月”。繼續往前走，這輪“皓月”又逐漸由圓而缺，最後又是蛾眉一彎，成為“上弦月”。正是由於這種不同方位引起的景物變化，使月岩在人們心目中充滿了神秘感，月岩的名氣也不脛而走。周敦頤就是在那裡讀書，並悟得了“
無極而太極”的道理。
天聖八年，周敦頤父親因病去世。經過兩個多月的旅途奔波，周敦頤跟著母親投靠了舅舅龍圖閣學士鄭向。因為他聰慧仁孝，深得鄭向的喜愛。又因為他酷愛白蓮，鄭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鳳凰山下的構亭植蓮，周敦頤負笈其間參經悟道。
鄭向依據官銜，按照慣例，可得到朝廷恩蔭，准許一名子弟出來做一名小官。愛之如子的舅舅將這個機會給了他，周敦頤就此當上了朝廷將作監的主簿。同一年，周敦頤娶朝廷兵部職方郎中陸參之女陸氏為妻。
鄭向調任兩浙轉運使時，周敦頤離開衡陽隨舅遷潤州丹徒縣。不到一年的時間裡，舅舅、母親相繼去世，周敦頤按照母親的遺囑，把她安葬在潤州，與舅舅鄭向為伴。接著周敦頤便在潤州的鶴林寺守喪，期間見過范仲淹。
周敦頤二十四歲時，三年守喪期滿，出任洪州分寧縣主簿。周敦頤在擔任荊湖南路郴州郡郴州縣縣令年期間，最突出的政績就是興教辦學。一到達郴縣，周敦頤就在公務之餘，利用舊有的縣學興教講學。二程的父親大理寺臣程珦在南安認識了周敦頤，見他“氣貌非常人”，與之交談，更知其“為學知道”，同他結為朋友，隨即將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送至南安拜其為師受業。
至和元年，他升任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到任時，當本地人得知他就是當年在寧做官時能辨明疑案的周敦頤時，高興地說道：“他是可能明辨是非安寧刑獄的人，我們找到訴說的人了。”嘉祐四年，太常丞蒲宗孟從合州經過，與周敦頤交談三日，既投緣又深感周敦頤的崇高正大，曠達瀟灑。就在第二年，把妹妹蒲氏嫁給了妻子已病故的周敦頤。
周敦頤從合州解職回京的時候，遇上回京述職的王安石。他們相互間仰慕已久，在京城一個風清月明的夜晚，周敦頤應邀造訪了王安石。王安石對年長自己四歲的周敦頤充滿了崇敬，相見恨晚。以至於周敦頤離開了，他還久久地回味著、感慨著，忘記了睡覺和吃飯。
嘉祐八年，周敦頤應邀與一群詩友遊玩聚會。興之所致，大家相約寫詩作文。周敦頤一氣呵成，揮筆而就一篇一百一十九字的散文，這就是名傳後世的《愛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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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周敦頤不幸感染了瘴癘，辭官歸隱定居在廬山蓮花峰下。他將母親的墳墓從潤州遷來，葬在離他居所很近的地方。他將門前的小溪正式命名為家鄉的“濂溪”，並定居於江西廬山濂溪書堂。熙寧六年，他病死於廬山濂溪書堂，終年五十七歲。
同時還有河南人邵雍字堯夫，苦學成名，尤其精精通易理，宋廷屢次徵召不來。程顥曾經和邵雍議論數日，嘆他有內聖外王的學問。但他性甘恬退，自名居室為“安樂窩”。橫渠先生張載字子厚，因為反對新法，就託病回家，著有《正蒙》、《西銘》等書，廣談性理，與邵雍同年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