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起義發生後幾個月的時間裡，蘇、浙、滬聯軍的異軍突起並攻克南京，給了武昌首義的革命黨人以極大的政治壓力。武昌和上海兩大革命中心，從一開始就產生了意見。黃興本人對於上海方面的同志推他為大元帥非常謙讓，一再地懇辭，隨後折中意見是在1911年1月17日改選——推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
黎元洪因為駐軍武昌，不能前往南京，改由黃興以副元帥身份代行大元帥職務，黎元洪和黃興之間未必有很深的個人芥蒂，但武昌方面的革命集團與上海方面的革命集團，彼此卻互有成見，袁世凱就得以利用了。袁世凱受命為欽差大臣的那一天，就決定給革命軍一點顏色看看，他的部下馮國璋秉承他的旨意，向武漢釋出了總攻擊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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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北洋軍沿鐵路線向劉家廟反攻，經過一天的激戰，佔領了劉家廟、大智門。10月9日，馮國璋猛攻漢口，下令炮兵轟擊市區。人煙稠密的漢口市陷於熊熊火海之中。南方捷報頻傳，袁世凱躊躇滿志，離開了他“息隱歸田”的故鄉洹上村，啟程南下，在湖北孝感的蕭家港扎下了前線指揮所。
袁世凱住下來的第二天，馮國璋就攻下了漢口，事實上在袁世凱出山之前，早就有了一套兩面三刀之計，他既為“督師”，前方將士不打勝仗，清廷能看中他嗎？
革命軍能把他放在眼裡嗎？所以他必須封官懸賞，鼓勵馮國璋等北洋將士為他賣命，給革命軍一個下馬威，顯示他的威風，顯示他的實力。另一方面，他並不想擊潰革命軍，消滅了革命軍，這叫做“養敵自重”。上上之策，莫過於一方面利用清廷對付革命軍；另一方面利用革命軍對付清廷，打下漢口後，袁世凱下令停止進攻。三天之後，11月5日，清廷御前大會，決定任命他為內閣總理大臣。十天之後，袁世凱組成了清政府第一屆也是最後一屆的“責任內閣”。
載灃解除了攝政王的職務，退歸藩邸，毓朗解除了滿族軍諮大臣的職務，交出了禁衛軍的指揮權，由徐世昌接任。民政部大臣由號稱袁府“師爺”的趙秉鈞升任，軍部大臣由號稱“北洋三傑”之一的王士珍擔任。至此，清政府的軍政大權為袁世凱所控，甚至紫禁城的警衛也歸了袁黨。
袁世凱的“責任內閣”
孫中山將大總統之職讓給袁世凱，條件是要袁世凱施行責任內閣制，這是為防止袁世凱當權後**。責任內閣制系以內閣代元首對國會負責，總統必樂居虛尊之位。但袁世凱手握兵權，一貫專橫獨斷，絕對不肯甘居虛位。北京政府的所謂責任內閣，在袁世凱的手裡如同玩偶，半年之內竟然換了三個內閣總理。
第一任內閣總理是唐紹儀。袁世凱雖然當上了民國臨時大總統，但是他從來不相信民主共和。他之所以和同盟會妥協以及承認共和制度，只是權宜之計。一旦達到目的，袁世凱就不擇手段地擴大個人的權力，追求專制獨裁。袁世凱將同盟會視為最大障礙，要加以徹底清除。可是內閣總理唐紹儀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唐紹儀認為要鞏固北洋集團的統治地位，非誠心與同盟會合作不可。唐紹儀試圖在袁世凱和同盟會之間扮演調和者的角色。為此，他有意實行責任內閣，規定每週會議三次，每星期一、三、五會議，二、四、六各國務員謁見袁世凱。
為了打擊唐紹儀，袁世凱唆使內務總長趙秉鈞和陸軍總長段祺瑞出面抵制唐紹儀。趙、段等人在國務會議上反對劃清總統府及國務院許可權，主張事事奉令承教於大總統；反對國務院為有機之組織，主張國務員單獨行動。
唐紹儀憤而辭職之後，袁世凱任命陸徵祥為代理內閣總理。陸徵祥僅僅堅持了三個多月，便匆匆辭職，因為袁世凱的霸道行徑常常令他十分難堪。第三任內閣總理是趙秉鈞，完全成了袁世凱的傳話筒，連趙秉鈞自己都說：“不過因為缺少一件東西，故用我這個竹竿子撐撐。”
至此，責任內閣制已經完全變成了總統制，僅僅時隔半年，孫中山試圖用憲法形式約束袁世凱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已經成為一紙空文。（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