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不到30歲，已經是功成名就，但他非常注意對年輕後進的幫助和提攜。
1919年秋，當時在清華學校任教的林語堂獲得到哈佛大學留學的“半額獎學金”，每月由清華學校提供40美元的資助。出國的時候夫妻倆只有太太的一千塊大洋的嫁妝，到哈佛一年後半額獎學金又被無故取消。夫妻倆能夠在海外苦撐四年，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依靠胡適的幫助。
期間，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之下，林語堂拍電報向胡適求助。
由於他知道胡適經常資助別人，家中並不寬裕，便在電報中特意註明：“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貸1000美元，待我學成歸國償還。”
沒過多久，胡適果然按林語堂的要求，如數給他匯來了借款。不過，胡適附信說，這錢是北大給林語堂的工資“預支款”，“林兄學成後一定要回國，而且一定要到北大工作”。
林語堂收到匯款後，認為這錢有買人的意味，心中頗有些氣惱，但想到可以解自己燃眉之急，也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再說了，他本不想留在國外，回國到北大工作也很不錯。過了一年，他到歐洲留學，經費又遇到了困難。於是，再次向胡適寫信，希望再向北大借1000美元。胡適和前次一樣，又如數給他匯了款。
幾年後，林語堂學成回國，應聘北京大學外文系，擔任英文教授。到北京後，由於胡適南下，林語堂便向北大代校長蔣夢麟致謝，並確定還款日期。蔣夢麟莫名其妙，根本不知道他向北大借錢的事。林語堂這才明白，胡適為了自己安心求學，也為了給北大招攬人才，節衣縮食掏腰包，或東挪西借了那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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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林語堂說出這段往事時，胡適已歸道山，身邊遺物只有153美元，聽的人無不動容。
據林語堂《八十自敘》回憶說：“我曾由胡適博士作保，和北京大學接觸過。我熱烈支援中國的文藝復興。我曾兩度由他作保，匯支一千大洋。不過胡適沒有向北京大學提款，而是自掏腰包資助我。我回國才知道這個秘密。我去找校長蔣夢麟，感謝他借支兩千大洋。蔣博士詫異地說：‘什麼兩千大洋?是胡適自掏腰包。’我才知道胡適真夠朋友，遂在年底前還清了。”
胡適在1920年2月5日的日程與日記中有“林玉堂信，附美元480”的記錄，應與此事有關。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龍溪（今漳州）人，原名和樂，後改玉堂，又改語堂 ，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語言學家。
早年留學美國、德國，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回國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任教。1954年赴新加坡籌建南洋大學，任校長。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國際筆會副會長等職。
於1940年和1950年先後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曾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說《京華煙雲》《啼笑皆非》。散文和雜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藝術》以及譯著《東坡詩文選》《浮生六記》等。
1966年定居臺灣，1967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教授，主持編撰《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享年80歲。
胡適對林語堂的幫助主要是經濟上的，他對顧頡剛則不限於經濟上的幫助，在治學方法和治學方向的影響更大。
1920年，新潮社的羅家倫、傅斯年畢業後準備出國留學。羅家倫希望顧頡剛留在北大負責編輯《新潮》雜誌，於是給胡適寫信，希望胡適能幫顧頡剛在北大謀得圖書館編目員一職。在胡適的幫助下，顧頡剛如願以償。當時顧頡剛月薪只有50元，維持個人生活和蘇州家用需要80元。胡適請顧頡剛幫助自己編書，每月自己付給顧頡剛30元，幫助顧頡剛解決了生活問題。
顧頡剛留在北大後潛心讀書，在胡適的鼓勵下編輯《辨偽叢書》，並受胡適《水滸》序的啟發留意古史演變，與胡適、錢玄同等人書信往來探討，最終提出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成為“古史辨派”的創始人。
顧頡剛（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 ），原名誦坤，字銘堅，號頡剛；小名雙慶，筆名有餘毅等：江蘇蘇州人。是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
民國九年（1920年），顧頡剛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北京大學助教，中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雲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誠明文學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院士，《文史》雜誌社總編輯，大中國圖書局編輯所長兼總經理。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主要從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負責校點《資治通鑑》和二十四史。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漢代學術史略》《兩漢州制考》《鄭樵傳》等，與人合著《三皇考》《中國疆域沿革史》《中國歷史地圖》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被胡適幫助過的年輕人何止以上兩位。
他的學生，一代大師季羨林，在回億他的恩師胡適時寫到：“二戰結束後，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並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彙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願不願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坎一向極高，等閒難得進入。現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願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於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夥子，在國內學術界尚無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在此後的三年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份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裡的窄狹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匯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麼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過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麼侷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決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開啟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讚。這時適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作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 我在上面談到了適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在籠統稱之為“優點”。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後進。“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他正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講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面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倖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適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遇到當時還是青年的學者周一良和楊聯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讚賞。後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楊聯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內，同適之先生通訊論學，互相唱和。在學術成就上也是碩果累累，名揚海外。周的天才與功力，只能說是高於楊，雖然在學術上也有表現；但是，格於形勢，頗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難道我們能無動於衷嗎?”
周一良（1913年1月19日-2001年10月23日），中國歷史學家。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建德（今東至）人，生於山東青島。8歲入塾，習經、史、子書，後加日文、英文。周一良對日本史和亞洲史造詣尤深，1949年以前曾講授日本史。建國後，他創設亞洲各國史課程，培養了一批亞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學和研究人才。
1973年10月，北大、清華大批判組成立時，周一良被委為臭名昭著的“梁效”寫作班子顧問。
1976年10月，四.人.幫失勢，梁效寫作班子解散，其亦遭關押審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為反革命集團成員，受到批判。七十年代末以後重理舊業，為推進和深入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周一良在文.革中為追求“進步”，寫文章批判恩師胡適和陳寅恪，朋友寫信罵他“無恥之尤”。他以學術為政治服務來治學術，已完全背離了學術精神。然而，文.革是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特殊時代，不能也不敢苛求一個“書生”在那樣一個時代中堅持自己的學術操守。幸而周一良晚年又重新回到了學術著述的道路上，為中國古代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貢獻。
楊聯陞（1914年—1990年），原名蓮生，後以蓮生為字。原籍浙江紹興，生於河北保定。
193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系，1940年赴美就讀於哈佛大學，1942年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1946年完成《晉書食貨志譯註》獲博士學位。
四十年代初，在哈佛習文史哲的中國留學生中，任華（西方哲學）、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吳於廑（世界史）、楊聯升（中國史）四人皆風華正茂，而意氣相投；周、楊二氏尤為特出，當時胡適已有意延攬他們到北大以為己用。其後任、周、吳三人皆返國任教，三十年間運動相乘，政治逼人，周氏雖於劫後重拾舊業，終未臻大成。惟楊氏自有因緣，得以留在哈佛遠東語文系執教，牆外開花，海外稱雄，乃至有“漢學界第一人”之譽。所以，季羨林大師由此而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