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此次赴歐美考察，固然是為躲避危險而促發，但當時學界也確有好多事情需要他到國外處理。
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各國的教育、科學、文化均發生一定變革，對此加以考察，對國內五四運動後的文化建設是很必要的。
其二、學界發起“退款興學”運動後，各國反應不一，需要蔡元培這樣的有力之士大力推動。
其三、北京大學計劃營建新圖書館，海外募捐是資金的重大來源。
其四、邀請海外知名學者來華講學或者來北大任教。
等等。
不過，在所有的問題中，最為迫切的還是留法勤工儉學面臨的問題。
前面說過，為了鼓勵中國青年到法國學習，李石曾與蔡元培等已經付出了多年的努力。1912年他們在北京成立了“留法儉學會”，1912至1913年間他們送走100多名中等家庭的儉學生前往法國，超過以往官費生的總數。
1915年，李、蔡等人又在巴黎成立了“留法勤工儉學會”、1916年3月在巴黎聯合法國友好人士成立了“法華教育會”。
1917年，蔡、李二人回到北京成立了“華法教育會”和“留法勤工儉學會”，與在法國的相應機構呼應。極力主張“勤於做工，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智識”，引導大批有志青年特別是貧寒子弟走出國門認識世界，在中國首創平等的、大眾的留學路徑，努力為國家的未來培養人才。
在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推動下，留法勤工儉學號召傳遍全國。特別是第四批起，出發在五四運動發生之後，赴法求索真理以救國的熱血青年人數大增。留法勤工儉學生來自中國18個省，除多數是中學生以外，還有小學生、師範生、大專生、教師、工人、商人，以及在政界任職者和退伍軍人等。
到法國後他們大多要工讀兼顧。據不完全統計，他們就讀的學校有30餘所，做過工的工廠有60多處。此次空前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無論在中國的政治、科技、教育還是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都造就了一批棟樑人才。其中有後來成為中國政界領袖及要員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何長工、李維漢、李富春、蔡暢等；科學家錢三強、嚴濟慈、張競生；藝術家徐悲鴻、林風眠、潘玉良等；翻譯家李健吾、作家盛成等各學科領域的優秀人才。他們從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脫穎而出，成為20世紀引領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的重要力量、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驅。
一百年前在上海歡送第一批留法勤工儉學生赴法之時，當時參與創辦發動此運動的吳玉章先生發表演說，闡明留法初衷：“現在世界的新思想、新科學及此次世界和平會議，皆在法國，諸君前往，不但能學得物質上文明，並可養成高尚的理想，將來歸國，以貢獻於吾國社會，必能為社會開一新紀元，其功業自不可限量。”
留法勤工儉學在一戰期間，法國勞力缺乏，即很容易找到工作“勤工“，又可“ 儉學”，可謂正逢其時。但是，一戰後法國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物資匱乏、經濟蕭條。致使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學生們的生活、學習、工作都陷入了困境。
1920年6月後，大批的軍人復員找不到工作，法國的經濟情況更加糟糕。
儉學生們找不到工作，處境及其艱難，只能依靠法華教育會救濟。教育會這樣的民間組織，財力自然很有限，無力承擔如此重的負擔，這便使得教育會和學生的關係日益惡化。
同年7月，蔡元培和李石曾連發兩封電報，囑教育會挪用正在籌建的中法大學的經費用以維持學生的基本生活，但這些經費也是很有限的。8月，又派高魯赴法處理勤工儉學的事務，高到法後便全面改組了法華教育會，成立學生事務部。但這樣做治標不治本，儉學生們需要錢來生活，而此時的教育會已兩手空空。
就是在這樣的時候，蔡元培來到了法國。他的到來，在那裡的人們看來“若大旱之望雲霓，以為解決此困難問題唯有斯人”。然而，蔡元培此行，他只帶來一筆須轉交湖南學生的湘省的捐助款，別無任何救助資金。
而此時，法華教育會的財政已經頻臨破產。從1920年11月到翌年1月，三個月平均每個月經費開資增加四倍多，貸款已增加三倍多，教育會負債已高達六十餘萬法郎。
面對如此情況，蔡元培能有什麼辦法？連日裡，他聽取了各方面的情況後，於1月12日和16日，分別以會長名義，釋出兩個公告。
第一個通告說，華法教育會、勤工儉學會、儉學會性質不明，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因此，、勤工儉學會、儉學會應由學生自行組織，與華法教育會分立，對於勤工儉學會、儉學會，華法教育會只從旁襄助。至於經濟方面，須以省為單位尋求幫助。
第二個通告則宣佈：“華法教育會對於儉學生及勤工儉學生，脫卸一切經濟上之責任，只負精神上之援助”，對學生的經濟救濟只維持到2月底為止。
對此，蔡元培在日記中寫道：“在巴黎參加學生善後委員會，因留法勤工儉學生未失業時有存款於華法教育會，及失業者多，皆向會求助，會中款拙。即暫挪學生存款作挹注。積久，不但求助者無助，提存款者亦不能照付。遂滋糾紛。現委員會議決，速籌法幣六十萬法郎，還所挪存款及再發七十人維持費兩個月，此後華法教育會不再過問學生經費事。”
“速籌法幣六十萬法郎，還所挪存款及再發七十人維持費兩個月”，對於蔡元培和華法教育會來說，應當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但儉學生和勤工儉學生可不這樣看。兩個通告一出，立刻引出儉學生和法勤工儉學生的強烈不滿。
如周enlai在當時的旅歐通訊所說：“自兩次通告發出後，留法學生之大波瀾起矣！”
可以說，蔡元培這一生，恐怕沒有哪件事比在此問題上更遭青年學生非難詬病的了。
留法學界對兩個通告的態度，大體為以下幾種：
其一、強烈責難。認為蔡元培對於“所有勤工儉學生一切困苦情形，徒聽教育會二三小人之言，專委罪於學生”，所發通告是“臨險抽篙”，“陷青年於絕域”。持此種觀點者大多是在蒙塔爾紀等待領取維持費的勤工儉學生及同情者。
其二、認為處置失當。周enlai就曾提出，“提倡勤工儉學諸先生意雖盡善，法未盡美，致演成今日之現象”，他們的精神雖可嘉，但“所委託辦事之人，所應付之方策，則又不能稍為之曲護，總謂之處置失當”。
其三、無所謂。這派意見認為，勤工儉學生理應擺脫對華法教育會的依賴，蔡元培的佈告，不過是把事情挑明。
趙世炎言道；“現在根本動搖，就是沒有忠於勤工。”
李立三則認為：“現在唯一的辦法，，還需勤工儉學生自家猛醒，共同補救。”
這些人大多是在工廠勤工儉學較有成績者。
其四、能夠理解。認為蔡元培此舉。“純系經濟問題”，是不得已而為之。對付危局，“不能全責教育會，政.府和國內父老，亦當分任其咎”。
其五、蔡元培代人受過。
如張東蓀所說：勤工儉學“一敗至此，俗語所謂拆了這樣的大爛汙，則主其事者不能不負責任……蔡先生不恤為人吐罵，而代人揩去爛汙……不過代人受過而已”。
客觀的講，蔡元培的兩個通告，在華法教育會頻臨破產之際，或早或晚是早晚要做的事，蔡元培不做也得有人去做。
華法教育會做為一個民間的公益組織，畢竟不是個經濟實體，沒有收入來源，也就沒有經濟承擔能力，其能力肯定很有限。勤工儉學生將此當作經濟上的依賴，或者對其有很高的期望肯定是不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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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華法教育會作為留法勤工儉學的主要組織者，當法國形勢突變，在勤工儉學生遭遇極度困難之時，簡單的和勤工儉學生脫鉤，讓那些在異國他鄉的學子們自生自滅，也未必是明智之舉。
蔡元培在發出兩個通告後，於1月25日，曾應學生代表的邀請，在巴黎共同商議善後辦法。此後，他又與駐巴黎總領事繆世功、留歐學生監督高魯聯名致電北京政.府教育部，報告留法學生現狀，籲請各省“從速設法匯銀接濟……並祈立即阻止各省遣送勤工儉學生，否則，萬無辦法”。
與此同時，他將他帶來的湖南捐助款，轉交給徐特立、湯松等代表，還積極出面與法國勞動部門接洽，發動法國朋友從中牽線，儘可能幫助勤工儉學生就業。也盡力籌措少量資金，對那些特別困難者提供些許補助。
也就是說，雖然華法教育會已與勤工儉學生脫鉤，但蔡元培和華法教育會的同仁們還沒有完全地放棄自己的責任。
當然，至此，熱熱鬧鬧的留法勤工儉學活動，也就因此而落下帷幕。對於留法勤工儉學，蔡元培算是始作俑者，也算是終結者。
應該說，大多數勤工儉學生是懷著尋求真理、改造中國、振興中華的夢想前往法國的。雖然一戰後的法國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物資匱乏、經濟蕭條，勤工儉學生們的生活、學習、工作條件都很艱苦。
但是他們中大多數依然努力尋工做工、補習法文、學習知識、認識社會。在法國的工廠學校，他們開拓了眼界，學到了很多知識技藝。在與法國工人、學生的相處中，也增進了相互間的瞭解，留下友誼的印記。其中的一些先進分子則在法國實地研究考察革命的理論和經驗，為進行中國革命、建立新中國尋找道路。